30年代到40年代初,在日本所有县中,福岛是移民满洲的第三大来源地;长野无疑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山形则位居其次。(55) 到1945年中期,超过30万的日本人成为有组织地创建满洲里移民社区的一部分。1932年关东军建立满洲国傀儡政府后不久,最早的定居者就开始抵达,但直到1936年后全民迁移的帷幕才正式拉开。这一年,关东军和广田内阁都宣布了其雄心勃勃的日本移民满洲里的长期计划。内阁呼吁在1937年至1942年间招募并派遣10万户家庭。(56) 1938年,经济振兴运动把满洲移民当作一项重要的新政策和其一揽子农村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开始积极推动其移民计划。直到1945年末,政府仍在鼓励其公民在满洲开始新的生活。(57)

移民满足了多种需要。它助长了日本在亚洲的使命意识,这为其他列强开拓殖民地和移民提供了参照。其中也包含了战略利益,尽管这些益处并不真实,反而更像凭空的臆像。关东军的决策者倾向于将移民安置在边远地区,并有意把新社区安置在危险境地。其目的是在同当地武装分子作战时甚至和苏军争夺腹地时充当额外的防御屏障,也就是用现成的平民“士兵”补充兵源。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特别受青睐,“发展满洲里及蒙古青年志愿者特别征募计划”吸引了大批人选。虽然理论上要求挑选16岁至19岁的青年,但正如桑德拉·威尔逊指出的,“许多青年,也许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有15岁或16岁。”(58)

通过移民特别是移民到满洲里,还能解决农村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的问题。这一主张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众多的支持者。将移民作为缓解人口过剩和弥补国内农田不足的手段,东京大学的那须弘教授和名誉教授矢作艺卓对此给予有力的学术支持;其他学者和官员也表示认同。(59) 加藤宽治是著名农本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很早就提出并多次重申在满洲里建立理想农村社区的好处。丰富和肥沃的土地(这是加藤主张移民政策的理由所在)不仅能让迁移到满洲里的农民实现自给自足、拥有土地及建设和谐社区的梦想,而且每个离开的农民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创造了机会去实现同样的梦想。(60) 这些讨论促使决策者把移民作为经济振兴运动改革的一个途径。

在振兴运动的策划者看来,移民能够满足人们的多种寻求。在倡导家庭立即重新安置或是在满洲里建立“分支村庄”的过程中,运动认为这会给原社区带来好处。由耕地不足引发的冲突减少了,更多农民将有望成为自耕农。佃租和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乡村也不再忧心忡忡,因为农民将拥有充足的土地,最终可以提高效率和产量。事实上,移民政策之所以吸引运动策划者,关键在于它和振兴运动一样都支持培育“农村骨干”,而且中等阶层农民和地方领导人日益成为运动关注的焦点。

在支持农村骨干方面,移民政策与振兴运动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联系。首先,鼓励贫苦农民移民推动了当地独立自耕农阶层的产生。他们的离开可以提高当地可用资源的利用率,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一旦人均农田面积扩大到接近理想数量,生产力就会提高,而留下来的农民也会从中获益,中等阶层农民将更有能力控制新的可用土地。最终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与繁荣的社区,这与振兴运动建立理想农村的目标不谋而合。

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在分支村庄重新安置的过程中,运动策划者和农民都看到了实现他们期待以久的梦想的最佳机遇。精心规划的经济、高度的自给自足、科学的现代化方法以及蓬勃发展的合作式企业,所有这些理想蓝图都和乡村的现实相去甚远,但谁说这些梦想不会在满洲里轻松实现呢?移民招募的主要对象正是那些怀有这一理想的人们。比如山形县的规划者就明确将“那些将来有望成为重新安置社区骨干的人”作为招募的首选条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列在第三等级之列,排在有特殊技能者之后。(61) (www.daowen.com)

令人费解的是,移民动议提出的时机是在对华战争开始后不久。对华冲突不仅增加了满洲里移民业已存在的巨大风险,还迫使刚刚复苏的工业部门一再提高生产效率。正如之前提到的,自1937年以来,由于国内经济扩张,人们开始远离农村,涌向城市和工厂。满洲里的吸引力有限,用移民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效能也相应降低,移民计划收效甚微。1945年5月被派遣到满洲里的家庭有69822户,不及政府原定目标的1/4,仅占全国农户的1.2%。(62) 对于那些已经到达满洲里的移民来说,令他们震惊的是,情况远没有宣传中说的那么好。那里的条件不仅原始而且恶劣,农业生产的前景堪忧。无论日本国内振兴的吸引力如何,在满洲里几乎没有可能创造出加藤等人所设想的理想农村社会。

关柴周边对移民政策的态度都经历了由最初的热衷支持到热情逐渐消退的过程。1937年7月,福岛宣布移民支援计划,正值对华战争爆发。当地官员承诺未来5年内将派遣55个乡村的2502户到满洲里,其中1937年计划派遣296户。(63) 作为入选村庄之一,关柴计划到1942年底将派遣33户。(64) 矢部善兵卫是积极推行移民政策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38年和1939他在村庄集会等众多场合都谈及移民问题;1940年7月,矢部报告了他最近访问满洲里的情况。后来他以福岛县帝国统治援助协会(IRAA)官员的身份推进移民计划,以实现他在满洲里建立模范“会津乡村”的设想。(65)

然而满洲里的吸引力显然被高估,截至1941年3月,已经没有社区能完成分配给他们的移民指标,尤其是那些配额过高的社区。县里声称将派出2500多户,而1941年官方统计出2891户的数字误导性较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数字里包括了2001名发展满洲里和蒙古青年志愿者,每个人都被视作一户来计算。(66) 这些年轻人无疑代表了对满洲里发展潜力的充分肯定(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当然前提是在没有被教师和其他权威人物强迫的情况下)。关柴派出17名青年志愿者,比县里其他乡村都多。但是他们的热情并没有感染到其他人,关柴只有3户家庭同他们一起去了满洲里。这意味着就运动和县里原本希望派遣完整的农业家庭这一预期而言,关柴实际派遣的农户还不到配额的1/10。县里整体状况略有好转,但即使如此福岛也只有890户移民至满洲里,仅为原先承诺的36%。(67)

移民的命运被永远地改写了。而留下来的人则发现,无论国家对满洲里的集体想象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现实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移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