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冲突和筹划发动更大范围的战争改变的并不仅仅是经济。30年代中期起,农民的生活就开始成为一系列政府和半民间运动的中心阵地,不仅时刻提醒他们公民的职责,同时警告他们如果无法尽到天皇子民(日益增长的)应尽责任,他们即将承担怎样的后果。选举净化运动就是一个例子,1937年近卫内阁发起的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是另一个例子。(26) 在他的主持下,政府大力宣扬战争目标和为国效力的荣耀,全国各地都做出了回应,承诺更加勤劳和节省。

关柴动员运动做出的承诺与经济振兴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对日常生活的改革更具体了。关柴国民精神动员运动的指导方针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拜访邻居的时机、婚丧嫁娶场合的礼仪等。指导方针还规劝村民循环利用物资、修补衣物、减少抽烟喝酒,总之,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全力支持战争。虽然未能提出比三年前乡村经济振兴计划更有新意的建议,但是政府不再依靠地方的主动性和热情来取得成功。1937年后公民对运动表示淡漠的自由度越来越少了,他们无法自由选择,只能以热情的态度参与运动。(27)

1938年底,关柴宣布将在12月专门抽出一周时间举行讲座,推动大家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和在这个节骨眼上进行经济战争的重要性”,这也为政府如何在广泛范围内将政令传达给公众提供了范例。讲座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居民大幅限制年终庆祝活动(并发送更少的贺年卡),尽量少花钱、多储蓄。(28) 这些目标都很高尚,并再次与经济振兴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很少有人不熟悉这些目标。1937年前,就已经有很多条政府规劝和道德教化,此后又通过新途径大举卷土重来,这些新渠道在运动之前并不存在。

村落集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1934年起关柴各个乡村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每家至少一人参加集会但通常都会有好几位家庭成员参会。会议宗旨是支持振兴运动和促进村内合作,此外,集会还成为传播政府指令和鼓舞士气的重要途径。虽然1936年9月至1937年12月下旬这一时期的关柴会议记录缺失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对华战争开始后会议的讨论气氛和主题与以前有显著区别。直到1936年夏末,会议通常都是由知事等人讲授振兴、经济规划和报德教义的系列讲座。

虽然1937年7月后上述话题并未完全绝迹,但新增加的讨论内容反映出战时动员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新课题既有教育作用又能鼓舞人心。与会者听取了有关中国形势的讲座,讨论增加储蓄以援助战争,并审查防空演习的操练过程。到30年代末,村落集会上有关肥料、水稻等受管制物品分配渠道的讲座已经司空见惯。对于监管问题,佐藤知事、当地小学校长等人增加了从“大和民族与日本精神”(1938年6月),“精神动员”(1938年11月、1939年8月)到“会津武士”(1941年10月)以及“日本的周边环境”(1939年1月)为主题的讨论。(29) 一部分报德讲座由矢部善兵卫主讲,这也一直是村落集会的保留节目。(30) (www.daowen.com)

我们无从得知这些会谈究竟是安静的思考抑或是好战的咆哮,但显然集会所反映的主题在早些年间并没有出现过。有趣的是,也是从1937年起,一位当地警察成了定期的参会人员,他还频繁担任客座演讲人。起初他提出廉洁选举的意见,但他适时地将讲授范围扩大到防空演习、犯罪预防以及经济法规等方面。(31) 他的出现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标志着振兴运动的相关机构和手段是如何被用来为战争服务的。(32)

关柴在政府、地方行政部门和村民之间开辟了另一个新沟通渠道。新的月度乡村报纸《关柴村报》于1938年1月创刊(见图9),至少发行到1944年4月。(33) 特有的两页报纸上刊登了本地新闻与公告,偶尔也有富有人情味的专栏。(后者通常由当地学童写给村里的士兵或由士兵捎给回乡记者的书信编辑而成。报纸的办报宗旨之一是帮助弥合前线士兵与家乡间的距离,所以村里也尽量将报纸发给现役军人。)报纸重申了村庄集会的相关信息,提供即将召开的会议日程,简要解释了重要的农业政策和村委会对众多议题的调查结果。通过把所有政策列表及说明和村里参与的项目汇集在一个公开文件上,《关柴村报》为谋求社会进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表达方式,而正是通过丰富多样的途径,关柴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并一步步地迈向未来。随着战争的延续,该报版面被越来越多的新法规占据,除了描述何种行为在被禁止之列,还规劝人们更加节省、辛勤工作以及忠实服役。(34)

　　图9　关柴每月一期的村报,1938年10月期的《关柴村报》(来源:喜多方市市志编纂办公室,关柴村文件)。

与村庄集会没什么不同,报纸也为政府与农户间提供了另一个渠道,是农村机构的协调过滤器。这家报纸专门为关柴发行,对其他乡村所发生的事不发表见解,和经济振兴运动的做法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调动当地积极性上。《关柴村报》提醒读者所肩负的振兴农村的责任、农村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们所扮演的农村公民与战时国家公民的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