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对华战争致使日本经济和政治缓慢瓦解。事后看来,崩溃的迹象已确凿无疑:官员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态度,他们不仅对战事的发展态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对国家维持长期以及全面战争的能力同样过于乐观。多年以来,国内经济和国家社会秩序似乎一直都很稳健,直到1944年底经济才完全陷入停顿,而日本投降时社会秩序还算完好无损。

制造业和重工业等领域尽力满足军队对飞机、船舶和弹药无休止的需求,直到资源耗尽。扩大和多样化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和日益富裕的消费人口需求也使农业获得了新经济的回报。政府努力维持社会秩序,确保国内对战争持支援态度而非进行抵制。新运动的兴起,使一直被忽视的道德和普通公民社会生活受到关注,而这正符合国家的需要。和参与经济振兴运动一样,参与这些新兴运动需要一如既往的无限热情。运动在支持战争时所融入的多种情绪,折射出对国内政党的不信任和对日本在海外命运的信心,其中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例如关柴农民就发现动员经济与其当地的经济振兴运动存在诸多共同之处。

经济振兴运动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始于1938年底。1938年12月,农村经济振兴中央委员会更名为农林规划委员会,这标志着从普遍性改革向转向重点提高关键农作物产量。(10) 1940年,政府部门发布指示,进一步加强振兴运动在动员运动的窗口作用。这些新的指导方针对经济振兴规划进行修正,将目标定为提高产量、严格控制现有资源(特别是劳动力和化肥),并加强公民对战争的责任感。(1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振兴运动和动员运动有更多相同之处。振兴运动长期以来主张劳动力和农业技术的合理应用,提高生产力这一目标始终萦绕在当地规划者的脑海中。正是因为振兴运动奠定的物质基础,才实现了关柴从经济复苏到经济动员运动的自然过渡,至少只是表现出程度上的差别而非方向上的突然变化。生产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柴和许多其他参与运动的地区一样,农民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收获前所未有的更高产量,而且甘愿付出更多劳动。动员运动要求他们事半功倍,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40年的稻米产量达到关柴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他作物的产量也显著增加。这些结果说明振兴运动数年努力的成果达到了顶峰,同时还表明振兴运动的方法和目标可以轻松地转化为动员运动的方法和目标。

佐藤知事很早就明确认识到动员运动的双重作用,同时把农村所谋求的改变和他们为战争带来的好处联系起来,佐藤所指的不仅是作物产量的提高,还有社区改组经济机构对当地社会实现全方位动员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工业行会、村落协会和其他团体促进了农村对劳动力、化肥等资源的利用效率。(12) 但他对运动是否能像应对大萧条一样对国家的新需求做出有效反应还心存疑虑。(13)

30年代末农村和政府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农村地区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劳动力过剩之后(部分是因为经济大萧条早期大量失业男女返乡造成的),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壮劳力留下来。相对于务农,工厂就业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另一选择。1930年,接近190万日本人曾在有5名以上员工的工厂工作,但1940年这个数字超过440万,几乎是1930年的2.5倍。(14) 1930年农民占劳动力总数的49%,1940年只占42%。虽然新的制造业岗位大多只是吸引工人离开其他非农业部门,然而工厂的确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从绝对数字来看,1940年农民数量比1935年减少了50万还多,相比之下有近200万新工人在二级制造部门工作。(15)

工业经济升温使长期存在的工厂雇佣兼职农民的模式开始被打破。过去农民在农闲期间远离家乡,这种季节性的制造业劳动给农民带来了现金收入。随着对华战争的一再拖延,这一态势发生了改变。1935年,男性工人首次多于女性,1938底,重工业工厂的就业人数超过了轻工业。(16) 越来越多的男人离开村庄后就一去不返。对他们而言,从事工厂劳动和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转变是永久性的,这一结果对农民来说显而易见。1930年,43%的农业劳动力为男性,而1940年男性只占36%,1944年只有不到30%。(17) 男性壮劳力的流失显然会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30年代末,节省劳力的机械设备出现,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越来越多的机械产品用于军事用途,机械的普及速度也由此放缓了。最后,日益减少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甚至致使现有机器无法使用。

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基于经济振兴运动的经验。为克服上述困难,政府大力鼓励合作,同时立足社区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例如,从1939年起,关柴经济振兴委员会就负责确保为劳动力短缺的家庭在急需时提供额外帮助。(18) 加强当地农业组织间的协调也是运动改革的成果,而且这种做法切实可行。同样,详细记录振兴运动、经济规划和资源管理使当局能够密切关注乡村、小村落和农户的发展动态。政府和地方社区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控制能力显然由于经济振兴运动的开展而提高了。

虽然直到1942年(大城市要早一些),大米等农产品的实际配给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此前已经采取措施收紧了许多农产品的配给。控制农村关键作物的职责落在那些从运动改革中获益最多的地方机构身上。工业行会、农会和村级农耕协会在推动当地经济动员中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借助这些层次更高、规模更大的机构来控制化肥和大米等物资的配给。(www.daowen.com)

制造化肥的化学原料大多依靠进口,但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30年代末,政府认为有必要将原先用于国内化肥生产的资源转为军用,这意味着化肥物资的整体供应必然会减少。1937年建立了化肥临时配给机制,两年后转为永久性配给制。(19)

对大米供应量的担心也导致了工业合作社更深入地参与到农民的生活中。1939年,韩国干旱导致大米进口量大幅减少,加之1940年国内收成普遍不好。那年秋天,由合作社负责收购现有大米再交由政府分配给消费者的条例开始生效。(20) 1941年,农业生产管理条例确定了产品等级、物资分配以及对农产品的多种控制,所有这些管理工作都由当地农业协会负责。(21)

作为货物和资讯交流的渠道,地方合作社、联合会甚至是农业协会都发挥出超乎寻常的作用。作为政府的代言人,这些组织机构执行政府法规和配额,还负责生产时令作物并送达目的地。他们执行任务的效率以及政府对他们的信心也是大萧条后振兴运动的成果。30年代初的经济复苏期间,合作社、农业协会以及村级联合会进入全盛时期,并在30年代末萧条期间吸收借鉴了专家的评议意见。日本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军方和官方在刻意强化这些团体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在全面战争的新时期他们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另一种更为实际的观点干脆就认为经济复苏与战争动员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区别。(22)

双重危机似乎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协调、做出信誓旦旦的承诺以及在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小心翼翼地平衡。当然,和大萧条复苏时期不同的是,战争时期这些特点被更加尖锐地突显出来并被强制性地加以应用。经济振兴是自愿参与的;那些选择不参加的家庭和乡村也并未因此受到惩罚。经济动员运动则不同,4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是自愿参与的。动员最终取代了振兴运动,目标是通过严厉措施确保生产步入正轨,同时与蓬勃发展的消费经济协调发展。

当政府放弃对大萧条以来现存农村机构的依赖,转而赞成对整个体系进行彻底革新时,战争差不多快要结束了。1943年,政府决定在村级农业协会之外建立农业会,这一独立机构迅速瓦解了村里数十年的机构建设。然而,农业会的成立也同时意味着自成立经济振兴委员会以来,农村振兴运动达到了顶峰。决策者援引首次讨论振兴运动时的措辞,借以形容这一新成立机构的活动宗旨。他们声称该农业组织能够领导农民提高效率、促进沟通,并能为动荡的农村带来稳定,所有目标对于参与过振兴运动的人来说都耳熟能详。(23) (关柴农业会在大萧条时期的改革与战时做法之间建立了另一种连贯性:该组织的许多成员本身就是振兴委员会的宿将。)

和振兴委员会相同,农业会的职责是协调当地农民、消除社区机构间的纷争。不同的是,农业会在执行政府命令上更具强制性。(24) 振兴运动鼓励多种经营和种植经济作物,而经济动员和农业会则一再限制农民作物种植的选择权和对收获庄稼的处置权。(25)

在农村实行战争经济动员就是利用现有的地方机构执行配给、生产和劳动力的指令,无需对振兴运动采用的方法进行任何重大修改。规划蓝图、机构协调和社区是社会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些对振兴运动都非常重要,也很容易适应新的战时需要。这一点实际上意味着当地农民可以积极参与社区振兴与动员运动,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战争的进程中来。振兴运动号召关柴农民将其劳动和产品视为更大社区的一部分并最终视为国家的一部分,其中理性和勤劳是实现繁荣的先决条件。当一个危机取代于另一个危机时,农民感到他们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

振兴运动之所以对当地许多农民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到那时农村将和城市一样现代与繁荣。调动农村生产力来支持战争的动员运动起初并没有向这些目标发起冲击。正如佐藤知事所强调的,振兴很好地与战时需求相匹配;振兴所采用的方法和战时动员运动并无二致。支持动员运动并不会让农民重蹈覆辙,听凭命运的摆布。正相反,经济振兴和动员运动如此相似,公民可以把此前参与振兴的热情投入到动员运动中去。农民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抽象,1939年,农村的经济状况相较30年代初大为改善,而且至少地方行政当局将他们的好运气归功于采用了与经济振兴运动有关的实践和观念。因此,在战争初期,仍然有可能规划并展望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