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下旬的五天内,对华战争中首批关柴村民伤亡事件接连发生。有两人相继阵亡,他们不仅同村、同姓小林,而且同样在江苏阵亡,当时日军正在攻打南京,那里的战斗十分激烈。他们可能并不沾亲带故,因为下柴有许多姓小林的人家,但他们的死给村里带来沉重一击。他们都很年轻,一个26岁,另一个30岁,都到了成家和孩子需要照顾的岁数。虽然村里被告知失去另一个青年是两年后的事了,但当时战争就已开始影响并重塑农村社会和国家。(1) 本章考察了关柴从复苏和振兴过渡到战时的过程。

1937年7月对华战争爆发伊始,看上去这一冲突像日军和国民党政府军队间的其他局部战争一样,有望就地解决。军队和民间战略策划者中的许多人也的确希望如此。他们虽然将战争定位为一场即将爆发的全面冲突,但不一定是与中国打,也不一定是在1937年打这一仗。在这一指导方针的影响下,国家已经开始为军事战略家所预计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到来的战争冲突做准备。战争的假想敌是苏联,而非中国。打败苏联被认为是日本在满洲继续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这场战争有望给为时不远的与美英的另一场战争打下良好的基础。(2) 以上大约就是军方的如意算盘。

战略家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无法遏制卢沟桥一带的战事。迫于形势,蒋介石采取了强硬的抗日政策,而面对中国的武力反抗,日本也实施拒绝撤军的强硬决策,一时间那里的局势十分复杂。在东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度主张日本扩张至满洲里并准备同苏联作战的呼声,被那些把对华战争视为高回报低风险的对华主战派呼声所淹没。双方都在不断增援,东京的天平倾向于主战派,他们还承诺只要有军需资源支持就能速战速决。就这样,军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但战争并没有结束。不仅1937年没能结束,即使攻陷了南京,战事也没能结束,经过多年血腥残酷的战斗,战争仍然无法终止。军方当初对中国战事速战速决的承诺真是愚不可及,而对西方的撤兵要求不理不睬则为1941年12月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埋下了伏笔。(3)

1945年8月15日,当国民聚集在收音机旁,听到天皇宣布战争结束的消息时,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战争当然要对此负责,因为农户和工人被迫倾其所有来应对轰炸和持续的物资短缺,当人们一无所有时却不得不打起精神继续前行。而其他方面的发展与变革则是刻意所为,其中包括为支援战争开展的各个层面的全国总动员。这项工作早在30年代初就开始悄然进行,军方和民间规划者通过法律、规章以及促进军方和军需公司合作这些途径,为加强政府和行业间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基础。1937后加速了经济动员,尽管从未达到军方所希望的水准,而且在地方一级几乎没有任何起色,但是政府的确做到了对资源、劳动力和产品的严格控制。这些发展对战后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4)

在始于1937年的由和平转向战争的过渡期内,对于像关柴这种地方的村民而言,经济只是众多元素中的一个,战事几乎触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动员呼吁村民死心塌地德效忠天皇,这意味着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支持战争。普通公民被势不可挡的运动、标语口号及法令条例的洪流淹没,不仅鼓舞了士气而且明确了态度。本来就不宽松的政治和个人自由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1940年开始,各政党和大多数民间组织先是被解散,之后又重新组织成为帝国统治援助协会(IRAA)的成员,政府用这个庞大的新机构取代之前的民间团体。(5) 地方行政部门也被吸收到组织内,并与公民、政党、社区协会以及农民团体联系在一起。作为关柴知事,佐藤佐吉被默认为帝国统治援助协会的官员。其他成员的遴选则更倾向于个人,1941年矢部善兵卫被任命为帝国统治援助协会福岛分部的高级官员。据说,他在履职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的努力最终促使他在战后获得在东京内务省短暂任职的机会。(6)

几乎所有反对政府的声音都被吸收同化了。政党、组织机构和众多宗教组织公开表态支持政府和战争,那些惧怕威胁的反对者遭到警察和军队等国家机器的野蛮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迫害与压制,从而被迫顺从。公众与个人、公民与国家间的界限先是模糊不清,而后又重新界定,制造出愿意以天皇名义自我牺牲的表象。(www.daowen.com)

和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最终盟友不同的是,日本既没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没有魅力超凡的领导人来充当这一变革的催化剂。令人费解的是,在缺乏自下而上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的情况下,日本全民动员的程度之彻底以及民主被剥夺的程度之彻底使其一度成为20世纪20年代乃至30年代的时代特征。通过分析,我们看到日本显然不靠什么群众运动和领袖魅力,而是靠一个强权的政府,一套高效的官僚组织制度和一支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必得的军队。日本也因此常常被形容为“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这对于反思30年代后期的日本国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思考方式。许多研究描述了思想界对变革的适应过程以及政府为促使这一观念形成所采取的举措。(7)

关柴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所经历的仅仅是对上级要求和指示的适应过程。帝国统治援助协会、征兵、配给以及审查都是对东京指示的服从,或者为了与上级精神保持一致。类似的政策和做法显然反映了自上而下强制力在起作用;日本学者不仅经常而且自始至终都在讨论战时“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误解这一词汇,而是因为政府对权力的行使无所不能以及组织所涉及的层面无所不及,因此这一用词的准确程度是其他词语难以比拟的。虽然某种程度上日本的政治现实与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相似程度较低,但1940年的日本与1920年或1930年相比却有很大差异。几乎日本国民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朝着法西斯主义方向迈进。(8)

与此同时,和关柴一样,广大农村地区正努力适应并配合政府的举措,他们也在努力调整振兴时期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以满足战时农村的需要。并非所有地方一级的转变都是被迫接受高层指示的结果。和指定“振兴”乡村的特点一样,开展动员运动的乡村渴望经济重建、振兴村级机构和合作组织以及迫切寻求社会改革。了解地方层面的这些特点,认识到在大萧条时期振兴运动所做的努力和以发动全面战争为目的的国家动员运动之间存在延续性特点,对于我们了解日本近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关柴的这一延续性特点,本章主要探讨1937年至1941年期间农村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的快速动员,原因是日军在继续对华作战的同时,还在准备对西方发动另一场战争。

直到1945年,这场战争才结束,但笔者之所以关注战争初期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因为经济振兴运动于1941年初就已接近尾声,在地方以及全国,振兴运动的氛围已不再浓厚。另一个原因是那些影响农村经济和生活的众多重大新政策于1940年底之前就已到位。例外情况将在以后讨论,但1940年后农村发展大多是在已有基础上完成的,并不能说明这是意识形态或政策层面的严重偏离。(9)

本章从以下三方面考察关柴向动员运动过渡的转型过程。首先探讨振兴运动为重振本地经济所进行的尝试,以及农村为应对战争对农民及其家庭的提出的要求和这些尝试之间的关系。萧条时期农村经济振兴所采用的许多方法也被应用到新的战时经济中。第二个方面着眼于农村的社会动员,也就是调整居民结构和地方领导人,并修改振兴运动的某些言论,以适应全国动员的需要。最后一个方面尝试将这些发展动态置于更广泛的现代日本农村改革的背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