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柴村经济紧缩和道德改革协定”的出台可能是佐藤佐吉的主意。(59) 这份长达6页的协定对村振兴计划中的既定目标做出补充,就个人的日常生活改革提出具体建议。振兴运动倡导的“日常生活改革”包罗万象,而且此项倡议的提出比经济振兴早了许多年。(60) 关柴“日常生活改革”既包括改善社区基础设施,也涉及较为隐性的微观方面,如改进个人生活习惯。其中一项改革建议是养成守时、准时的习惯(一篇报告中曾提出“经济振兴从准时开始!”);其他目标则包括普及簿记方法、改善营养、改造厨房以及改进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61) 下面的例子涉及几项具体建议,从中可以看出关柴日常生活改革的实施范围和目的。

在知事看来,消除浪费等不良习惯是振兴运动日常生活改革的途径之一,这点在“关柴村经济紧缩和道德改革协定”的表述中往往与重大生活事件相关联。正如谢尔登·加龙所言,政府和许多私人团体早就是节俭习惯的热情推动者,因而它成为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62) 振兴运动在强力推进家庭储蓄(最好通过工业合作社)的同时,还提出“今天的节制是为了明天能攒出更多的钱”。协定倡议大幅削减婚礼、葬礼、生小孩甚至是年轻人离家当兵聚会的开支。

此项建议并非要停办所有仪式,而是大幅缩减仪式的规模。(63) 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葬礼为例,家人被告知应尽量通过信件通知直系亲属,避免使用信使和电报。(为了省钱,信使通过骑自行车送信。)守丧时可以焚香,但不能插花。除非家里特别要求,否则不会有吊唁礼物,原本盛大的葬礼也因此变得简朴而迅捷。

针对年轻士兵离乡和返乡时为表达敬意而举办的聚会,协定也提出了类似的削减要求。“基本调查”描述了家人、邻居和朋友过去召开多次惜别会,并大量饮酒。军旅生涯开始或结束时在车站迎送也是人之常情。根据协议,今后这些活动统统由地方神社、学校或村庄集会举行的庄严仪式取代。禁止私人举办惜别会,不仅要求祝福者有秩序地“排队送行,尽可能不离开队伍”,而且不允许向到会人员提供酒水。

佐藤建议各乡成立委员会,由委员会来决定婚礼等庆祝活动占总开支的合理比例;他建议将婚礼费用缩减到年收入的1/3以内,并将其作为一项指导方针。村委会的任务是走访当地筹备婚葬仪式的家庭,说服他们遵照协议条款从简办事。村领导将协议内容抄写在一张大纸上并悬挂于仪式现场,有助于推动村民遵守准则。

协定提高了村民对日常生活改革的重视程度,强化了村庄的核心地位。协定将人们日常生活中重大事件的规模、时间和活动细节的决定权交给了社区。虽然之前可能也存在类似非正式的机制,但新规则授予日常生活改革更广泛的权力去干预那时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的私事。(www.daowen.com)

为达到节俭与克制的目标,村里把教育作为日常生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柴振兴运动力图从几个方面进行改革:规划者坚持认为教育应鼓舞人心并服务大众。(64) 除了教导学生爱国主义和为国效力的意识外,教育还应切合实际,合乎农村社区的需要。人们对课程设置抱怨已久,许多村民觉得课程的培养目标更倾向于官员而不是农民;高成本的师资经费无疑成为呼吁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动因。

在关柴,振兴运动呼吁教育工作者帮助儿童和成年村民了解农民的责任与使命。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农民悲惨的境遇,年轻人找不到留在农村的动机。计划提出设想来改变这种想法,引导农民树立成就感,让他们感到完全有理由在农村开创一番作为,并为能成为一名农民感到自豪。帮助农民认识到“农业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农村和国家的依存关系”,了解这两点尤为重要。规划者坚持认为,通过培养艰苦劳作的习惯,促进完成校内农业项目以及敦促儿童在家帮忙务农,学校在向学生灌输“农民精神”上能发挥很大作用。(65)

村里报告了日常生活改革的积极成果。虽然居民在厨房建设上没什么进展,当地的饮食习惯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到30年代末,婚礼等仪式的开支下降了。在经济回暖时仍坚持节俭是个好兆头。据报道,和以前相比,居民的饮酒量减少了,更多家庭有了预算和家庭帐薄,这也是表明当地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另一个迹象。(66) 和村庄集会一样,当地政府在谈及改革对居民的影响时不吝溢美之辞。

村里荣获的众多奖项和荣誉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外界认同了农村改革的观点。1937年关柴获得农林省颁发的特殊援助资金,得到这笔款项的乡村屈指可数。同年,福岛县推选佐藤佐吉知事为“经济振兴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惊人改善”的代表。(67) 虽然关柴村从未成为振兴运动海报宣传的社区,但关柴社会改革的累累硕果令人心悦诚服,赢得外界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