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部善兵卫对其产业和社区面临问题的看法反映在他30年代后期所著的文章里,那几年他在关柴非常活跃。此外,为表达对母亲的敬意,1940年他自行出版的传记和小册子,也是其观点的补充。1938年1月、2月发行的《公民》杂志分两期刊登了他首篇也是最长篇幅的文章。文章首先介绍矢部组织了一个名为报德经济学会的团体,谈到他学习报德思想的切身体验,并概括了他对日本社会现状的看法。大约一年后,同样也是在《公民》上,刊登了一篇篇幅较短的文章,其中矢部对此前文章所引发的评论予以了回应。在与石原慎太郎等报德社领导人的对话中也有矢部的身影。(32)

当然,由于30年代末大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与石原慎太郎同报德运动多年的接触,矢部的观点和阐述难免有夸大成分。如果把我们在文章中所了解的矢部和1933年甚至1935年关柴村民所认识的矢部混为一谈的话,那就谬之千里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矢部在文章中描绘的是他对喜多方一带农村目标的诸多设想。尽管我们应当牢记矢部在全国的公众形象与关柴会议上演讲的形象在时间上存在偏差,但在这一形象转变过程中,他的内心并未经历过重大改变。事实上,1938年矢部所描述的自身信念与石原在3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与演讲有许多相似之处。矢部在其早期著作中就把石原的教诲奉为真理,并把这一思想吸收为其地方领导人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文中的见解与他在关柴传播信息的方式非常近似,矢部首先设法让本地听众接受其观点,这样一来到30年代末这些观点就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矢部发表在《公民》的文章观点概括如下。在矢部看来,日本所面临核心问题是冲突和谋取私利。这些倾向并不是日本特有的问题,而是与西方思想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相随而至。为摆脱西方经济生活方式给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须使经济理论和方法符合日本的民族精神。这意味着要发展矢部所倡导的“报德经济”,即采用二宫尊德的思想作为家庭和商业经济行为的指导方针。谦让、分度(稳健的财政政策)与和谐将取代现有的私利、自私和冲突。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发展背离社会道德的理念即将让步于报德思想启发下的道德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33)

30年代末国家所面临问题的确切性质留待读者去想象。矢部闭口不谈细节,而是更倾向于比较二宫思想给人们世界观带来的益处与西方思想引发的无法避免的伤害。他用一个农民的例子来说明两者的差异。在矢部看来,凡是那些认为种水稻可以赚钱的农民是在追逐个人“私利”。相反,那些认为种水稻是为了让他人吃饱饭的农民则是“为世界和他人的公共利益而生活”的范例。前者的生活充斥着斗争和冲突,而后者则充满了共赢与和谐。毫无疑问,矢部认为后者更可取。(34)

当然矢部也乐于赞扬西方思想的可取之处,他认为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自1660年王政复辟以来,日本迅速吸收西方文化,”矢部写道,“由于沿用了西方经济模式,日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他又接着指出,“斗争和冲突导致多条战线完全停滞,经济和思想政治领域都隐藏着极大的动荡不安因素,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危险境地。虽然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很好,但人们并没有真正得到幸福。”(35)

矢部没有同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做过多纠缠,而是将问题归咎于国内。显然,国家面临“完全瘫痪”的危机,并不能单靠实施几项重点政策就能解决。(36) 这一问题是系统性的,只有彻底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参与方式,才能有效解决眼前的危机。

鉴于西方思想是把不断满足自身欲望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报德经济起初与天照大神建立日本列岛的精神相同,即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造“价值”,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乐趣。矢部是这样说的:

西式预算优先考虑支出,然后才考虑收入。也就是说,把人的诉求和欲望放在第一位,而将辛勤工作排在其次。而报德提倡“分度”思想,主张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在侧重人性需求的基础上仔细衡量收入,其次再决定如何使用和花费金钱。也就是说在消费之前先要努力创造价值。(37)

矢部还暗示说,日本农民已渐渐淡忘如何从开垦和保养土地中汲取乐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土地能带来多少收入。矢部认为,先人的做法是在开垦土地之后维持土地肥沃来保证农作物生长。如今,农民不仅厌恶辛苦劳作,而且急于消费所获报酬,用于娱乐消遣和满足自身欲望。矢部将这一新旧态度的转变时间锁定在日俄战争之后。在此之前,人们乐于为国家的强大辛勤工作,但战争胜利后不知何故人们将兴趣转移到满足个人需求上。(38)

矢部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消除上述不良倾向,而且他已想出对策。就如之前他的老师所教诲的那样,矢部打算用报德思想来取代西方的经济学思想。他在《公民》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给出了具体例子说明迄今为止他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并概述了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

在矢部已经完成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涉及到改变其家族企业的惯例做法。这些改革是在矢部从学校回到喜多方后不久开始实施的,之所以要改革,一方面是由于石原的指导,另一方面是因为矢部认为在领导他人之前有必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创造力和成就。他家开的大全干货店已有200年历史,矢部描述了他将干货店改造成验证报德思想的实验室时所做的尝试。他的“实验”形式多样,然而在矢部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处理好商店雇员和客户间的关系。要知道,矢部早就不满家人为其选择的商人职业,原因在于唯利是图的商人本质驱使他们千方百计地从客户那里谋取利益。因此矢部首先尝试改善店主与顾客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第一步先改变了过去那种由店铺为货物定价的方式。他说,大部分商店都给所售商品贴上价格标签,但客户仍想讨价还价。这意味着每次客户和商人之间的冲突都是一场双方都想占上风的斗争。矢部的解决办法是把产品价格固定下来,不容许员工和顾客之间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他取消了赊账,要求所有销售都用现金即时给付。这样就避免了他所谓的“高压推销技巧”,即鼓励客户购买更多不需要的商品,虽然这些技巧在短期内对经销商有利,但最终会损害买卖双方的利益。矢部还希望能够降低商品售价,这反映出一种新的利润意识。他着手在登帐方面进行改革,并与员工定期举行例会,而员工刚开始很不愿意按他的方式进行尝试。(39)

起初这些举措并不被看好。除店内的反对声音外,矢部的改革措施还造成了顾客流失。潜在的顾客显然将不许还价和赊账的新举措与高价联系起来,无论是靠商店散发传单还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都没能说服他们。销售不佳的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但矢部为其员工逐渐接受报德思想感到欣慰。最终他们认同了他的理念,即商店不单只是为店主服务也是在为顾客服务。他们不遗余力地向顾客解释新举措,以至于矢部记得他曾嘱咐员工不要工作得太辛苦。

采用报德法之后曾经一度流失的客户也开始逐步回流。矢部说,自1931年以来,销售每年递增20%,这样到1936年销售额几乎是1930年的3倍。据矢部说:“‘合适的价格’和报德思想指导下的现金销售方法暂时遭致客户不满,但员工的悉心解释和服务态度最终打消了客户的疑虑并使他们感到满意。”矢部通过报德法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不仅振兴了家族企业,也向雇员和客户证明了报德思想的成效。接下来就是将商店的经验推广到社区。(40)

重振家业和振兴农村社会完全是两码事。矢部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缺少农耕经验、较为年轻,而肩负的家庭责任日益加重。但报德思想的初衷就是为了农村社区,矢部对二宫尊德的教义进行了仔细研究,这使他对报德法的成果有了充分认识。必要时矢部还可以借鉴石原慎太郎在土方村的经验并不断得到导师的指导与帮助。最重要的是,矢部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为社区谋划事业意义重大。无疑他对报德法缔造的美好前景信心满满。(www.daowen.com)

在矢部看来,要想实现振兴农村的理想,采用报德法可谓是直截了当。具体的实施步骤是:首先向居民讲授二宫尊德及其学说,在他们充分了解报德的基本教义后,组建报德社,接下来切实开展经济振兴和文化振兴工作。报德社将实施节约计划、债务整理以及免息贷款政策。每月的例会将参与者聚集起来,这样他们可以继续接受报德思想的指导,另外例会还为讨论具体的农业问题提供论坛。定期集会为构建没有冲突的和谐农村奠定了基础,只有这样,经济和道德建设才能齐头并进。

矢部认为,经济复苏每做一次尝试都应当在制定切实计划的同时,拥有坚实可靠的精神基础,他一再强调二者兼顾的重要性。当他谈到报德法对政府经济振兴措施的辅助作用时,这一重要意义显得尤为突出。和石原一样,矢部赞成经济振兴运动的想法,但也承认运动的潜力几乎从未被充分挖掘。他认为优秀的领导水平和热情的报德运动赋予了经济振兴计划真正需要的有效力量。对大多数社区而言,经济振兴意味着“开展一项计划并讨论各种实现途径,但忽略了对村民全面的领导,道德劝诫也被排除在外”。

计划通常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尝试。矢部抱怨说:“人们在尽力提高产量或实现自给自足的同时,却很少去尝试建立一种健康的金融信贷方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论经济衰退还是繁荣,不论收成是好还是坏,发放的贷款很少能成功收回。在改善道德以及化解冲突方面毫无建树,农村仍旧在争名夺利,对政府的依赖却是有增无减。”(41)

当然也有例外,矢部对那些采用报德法走出低谷的乡村赞不绝口。他以福岛县相马郡的大田村为例,指出它是1933年福岛受到表彰的五个村庄之一。大田的领导人长期参加报德系列讲座,成立了报德社,并完全实现了对村里其他组织的统一领导。据矢部说,经济指标不仅得到全面改善,在社会领域也同样成果卓著。人们不仅缴纳了税款,乡村的捐款也增加了,“值得赞扬的自我奉献”的例子很多。(42) 矢部列举了更多受报德思想影响的乡村,肯定他们的领导和组织所取得的卓越成效。

尽管矢部从未否认在缺少报德思想指导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振兴的可能性,但他明确表示如果没有报德思想,经济振兴必将困难重重。他回顾了1936年由福岛县政府经济部召集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汇集了县内前15位经济振兴的农村代表,进行“经济振兴圆桌讨论”。人员聚齐之后,矢部写道,“县官员和乡村领导人惊奇地发现,大多数乡村在实施振兴计划的同时,也推行了报德计划。”(43) 和村社团结合、定期集会以及用报德思想解读社会运转是矢部的成功法则,他渴望在关柴尝试这一法则。

矢部参与组织了喜多方和附近乡村的报德社。直到1937年喜多方南町报德社才成立,正如矢部所分析,之所以耗费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居民过了很久才体会到报德思想的实用性。当地乡村和矢部店铺所发生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服一部分喜多方居民先行一步。在矢部的指导下,在其店铺周边地区成立的报德社已初具规模,而在当时那里已沦落为日渐萧条的购物区。他周围有34人签署协议成为报德社成员,矢部迅速组织他们参与当地会议,举行活动,为当地争取额外路灯,并促成当地商人之间的合作销售。根据矢部撰写给《公民》杂志的第一篇文章记述,虽然在该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但他对城里其他人即将纷纷效仿此举寄予厚望。矢部还认为“从最初报德法在其店铺中试运行到将其应用到乡村的经济振兴中,这一进展令我非常欣慰”。(44)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在矢部开展组织工作的几年之后,喜多方的各个社团才走到一起。在现存的资料中,该地区首个报德社是1933年由矢部在关柴上高额村建立的。矢部选择这个村庄出于几个原因。首先,和邻村相比,无论是喜多方还是上高额村都比较贫困。矢部还认为,乡村比城镇有更大潜力实现其目标。他写道:

虽然我无力为城镇居民有所作为,但当时农村亟待推行救济政策,因而我在邻近关柴的上高额村成立了报德社。在乡村复苏方面取得了进展,因为我们在关柴发现了最早的振兴迹象,而在当时该村远远落后于周围乡村。关柴领导人按照报德思想制定了管理计划,不到三年就一跃成为福岛最突出的优秀乡村。(45)

当初矢部提出在农村推行报德计划时,遭到母亲和新婚妻子的反对。更糟的是,许多上高额村民的质疑甚至超过其家人,而且他很快发现自己对农村生活知之甚少。他虽然坚持每天风雨无阻地到村里去游说,但仍难以赢得众人的支持。“我无法让他们明白,”他回忆说,“他们反对我、嘲笑我,甚至阻挠我,对眼下局势听之任之。”某种程度上,不难理解为何村民如此排斥这位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的观点,这同他的地主身份并无太大关系。他不是农民,甚至算不上村里的一员。要消除人们的怀疑,矢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展示自己的执著与真诚。

矢部充分具备这两个素质,他尽力使村民的看法朝其期望的方向转变。他经常外出试图说服农民赞同他的理念,午夜过后才回家。(他的遗孀曾回忆丈夫天黑后手提纸灯笼回家的情形,这一景象在20世纪90年代回想起来仍然栩栩如生。)(46) 经过几个月的独自努力,矢部开始寻求外界帮助。他请求石原慎太郎于1933年7月初到村里开展为期3天的报德法讲座。石原欣然应允,他的出现似乎起到了作用,一个月之内该村居民成立了报德社。

上高额报德社的创建标志着报德法在会津地区人气高涨的开始。在矢部的协助下,该地区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他和石原先生多次担当发言人。1934年9月举行的为期3天的“振兴人民生活报德领导研讨会”,吸引了福岛各地500位参会者来到喜多方中学;一年后该论坛吸引了大约800人到会。

为促进二宫尊德的思想的传播,当地建立了伞型组织。例如,会津报德发展协会成立于1935年,领导人正是矢部。(47) 他在加强宣传攻势的同时,还帮助引导其他村庄成立报德社。1933年至1939年底,会津地区有6个村庄组成了15个报德社,其中关柴就有5个。继1933年上高额成立报德社后,大古报德社于1936年10月成立。1937年初,东条玄平协助成立了堂下报德社,第二年年春中里报德社也相继成立,小松村很有可能在1939年组建报德社。(48)

成立报德社的村庄与其他村庄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公开信奉二宫先生的教诲,还在于他们参加更复杂的推动储蓄活动,并获得更详细的家庭规划指导。村庄集会的讨论内容多与报德思想相关,地方领导人也经常参加“大日本报德社”系列讲座。这样做是否对农村经济复苏有显著影响有待进一步讨论,因为缺乏证据来显示村庄经济振兴的区分度。不妨把关柴报德社的扩张看做是对佐藤知事和矢部善兵卫将该理念引入社区的认可。有充分证据表明,许多村民并不满足于在重塑社区文化的尝试中持消极态度。村民们感到加入报德社能确保他们在家庭、村庄乃至整个农村的振兴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