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人连同一个委员会不仅赋予关柴振兴鲜明的个性,而且造就了独特的景象。知事佐藤佐吉和喜多方的年轻商人矢部善兵卫,在传播二宫尊德的教义方面志同道合。矢部之所以关注农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拥有土地,祖上就是地主,而且一直与佃户联系密切。他和知事都有望从经济振兴运动改革中受益,因此在关柴的改革进程中,他们将这一可能性发挥到极致。知事是村经济振兴委员会成员之一,另外还汇集了30位关柴农民、管理人员和地方领导人作为振兴运动的中间协调人。连同佐藤和矢部,新成立的委员会为农村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关柴的管理工作由一名知事、一名知事助理、一名司库、几个办事员,以及由12人组成的村委会(其职责之一是选举知事)来承担。(10) 知事的任期长短不一,但关柴似乎比其他多数村庄知事的任职时间更长。从1889年到二战结束,关柴仅有五任知事,远远少于附近其他村庄。其中有两位知事任期漫长且圆满,因而知事一职的轮换率非常低。自由民权运动的宿将宇田诚一从1905年到1917年一直在位。宇田的继任者任职短短数年之后,由佐藤佐吉接替。佐藤的地位几乎不可动摇。他在1924年1月至1946年11月间一直担任知事。(11)

图6　1932年9月11日,知事佐藤佐吉(坐在前排右四)和关柴村领导在新村公所落成典礼上的合影。照片中还包括未来的经济振兴委员会成员五十岚章喜、梁取八五郎(前排左三、左四)、田部诚至(前排右一),福岛隆光、穴泽正泰(站立,右一、右二)、远藤传太郎、史织千代一和菅沼荣八(站立,左一、左二、左三)。(照片由喜多方市市志编纂办公室提供)

佐藤佐吉(图6)出生于1880年,是关柴当地最小的乡村之一小松村村民。1902年毕业于福岛县师范学校,1909年返回喜多方前他一直在岩濑郡和忍郡任教。随后经过多次的晋升和调动,1920年退出教学领域;此前他曾在耶麻县所有学校担任过教员和校长,并获得众多奖项。佐藤虽然从未在关柴教过学,但在自己家乡从教师转型从政,其间似乎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1921年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入选村委会,并在那里直接接替知事的职位。当选知事时他相当年轻,年仅44岁,他用任知事的薪水和农耕收入供养11口之家。尽管知事也是个小型地主,但他所拥有的土地在小松村位列第五。(12)

佐藤为农村和农村管理投入了一位改革者极大的热诚。佐藤绝非权力的象征,他精力充沛,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佐藤对社区的贡献在于他凭借无私奉献的精神成功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一位观察者注意到,身为认真工作楷模的佐藤知事,总是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下班后还要持续工作2或3个小时。他很少休假,经常周日加班,据说在1932年的336天里佐藤都在全天工作。在提高村公所工作效率和改善社区内部关系方面,佐藤也是功不可没(他的政绩还包括消除关柴所有的政治摩擦苗头)。但佐藤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

他给社区带来的好处更为具体。佐藤上台后处理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劝说没有缴纳乡村税款的村民缴税。据说由于报上来的欠税名单包括一些社区中最具影响力的居民,说服所有人支付税款是项艰巨任务。20年代村里到了依靠短期贷款支付教师工资的地步。佐藤的做法是一大早就造访那些没有纳税的人家,在他们出门之前拦截或是深夜等待其回家说服他们兑现欠款。他一直坚持这样做并取得成功。从那时起他所协助组织的纳税协会就一直敦促居民按时纳税,而且关柴税收征管也成了福岛其他地方学习的榜样。

在确保村预算协调有序的同时,将资金投入到1929年就开始修建的道路工程中去,这一成就也要归功于佐藤。(13)

　　图7　矢部善兵卫和矢部经子1933年合影(资料来源:渡边英一和矢部经子合编,《矢部善兵卫传》,第v页)。

这之后他投入到了最伟大的事业,即通过经济振兴计划和二宫先生的教义来改造农村。(14) 在这一方面,他和矢部善兵卫不谋而合。

1930年春,矢部善兵卫(图7)在东京待了几年后返回了喜多方,他知道至少有两件棘手问题在等他处理。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是家里的财务问题,在他父亲去世前几年家庭财务状况就已开始下滑。虽然他家是会津电力、会津银行和该地区的其他大型企业的大股东,但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随后这些企业股票的欠佳表现,使事态并不像以前那样令人乐观。家庭内部在资产控制上出现了纠纷,矢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考虑他家的干货店必须每天有人照管。矢部在东京短时间逗留以完成他在东京商科大学(前身为东京商学院,即现在的一桥大学)的学位已推迟了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在他毕业前他母亲一直亲力亲为,把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但矢部知道他有责任把房产和生意打理好。22岁时,他回到喜多方。

他家在关柴还拥有数量可观的耕地,这意味着矢部也将卷入农村危机。在他从父亲手中接手生意的同时,也接管了家中的土地成为地主。无论他喜欢与否,一夜之间矢部就成了关柴的大地主之一。1933年,他家拥有近25公顷稻田和一些小块旱田,几乎和整个上高额村一样大。(15) 在关柴没人能比他拥有的土地更多。(16) 村里众所周知的是,矢部一家与许多农户都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17)

然而家庭财务问题只是困扰矢部问题的很小部分。甚至在他去学校读书前,矢部就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像父亲一样,他似乎命中注定要从商,但和父亲不同的是,他对商业抱有强烈的厌恶情绪。“在我还是小孩子时,”他后来回忆道,“我就不喜欢我家的生意。父亲给我灌输强烈的爱国意识,但生意和爱国主义并不能混为一谈。”(18) 社会整体需求和商人的利润需求之间的矛盾令他十分困惑。他后来说,生意兴隆的唯一途径就是业主以某种方式利用客户来获取利润,这种方式似乎并不正确。这种“只要能盈利即便是说谎也无所谓”的观念令矢部十分厌恶。“我无法忍受浪费生命去做这样毫无意义又庸俗透顶的工作。”他回忆道。于是矢部开始寻求某种方式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

他在东京求学时运气也不算太好。在矢部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中,无论是日常的学生生活还是课堂上的学业生活都不能令他满意,原因是当时校内的主流不是左翼分子就是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19) 但他在校外运气要好一些。他把兴趣转向著名思想家嘉庆胜彦和贵平雅美,以及名气不大但极具影响力的神道思想倡导人。这三人都是“国学”的坚定拥护者。(20) 矢部从他们的爱国观以及“帝国精神”中汲取力量,但他仍难以忍受当时校园的整体气氛。他写道:“我是如此愤怒、急躁与彷徨,以至于夜不能寐。”(21)

二宫尊德的教诲使矢部有了自己的世界观。“给处于痛苦深渊的灵魂带来光明的,”矢部后来写道,“正是父亲教导我的二宫尊德思想。”上大学时,矢部就开始研究二宫的报德法了,不过直到毕业并在耗时数月理顺家庭事务之后,他才开始潜心研读二宫和日本报德社副社长石原慎太郎的学说。

矢部与石原进行了多次会面,第一次碰面是在1931年1月,当时矢部正就如何解决好家庭问题而困惑,急于寻求帮助和指导。显然石原能够慷慨地给予他时间和建议,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矢部对报德法的兴趣就越浓厚,他发现这一思想对他的店铺和关柴的未来影响深远。1933年2月,他出席了日本报德社首次集会,聆听了“重塑公民生活领导讲座”。石原是主要发言人,为期六周的会议给矢部留下了深刻印象。(22)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不仅努力改良店铺的经营方式,而且也更加积极地投身关柴的改革。他和佐藤知事一起协同经济振兴委员会致力于追求他们共同勾勒的振兴目标。

振兴经济委员会(图8)从村子内部着手解决“农村问题”。农林省官员指派委员会为每个指定社区振兴工作的中心机构,负责基本调查与村级规划监督,并起草村庄经济振兴计划。一旦这些步骤完成后,委员会在村里充当所有振兴工作的协调机构。委员会的组织和成员构成使我们能够了解改革的机制以及是什么样的人在解决关柴所面临的问题。

委员会成员包含来自农村多个领域的代表。实际上,这意味着吸收当地所有农业机构和协会的领导人、教师、消防队队长以及社区其他有经验和有身份的人。通过将这些人组成一个独立组织,农林省官员希望委员会能够实现地方政府和现有领导人一直未能实现或主观上不愿实现的目标,那就是在振兴过程中推进各农业组织间的协调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广泛参与。同时委员会将成为信息传播和思想沟通的渠道,深入到各村各户。(23) (www.daowen.com)

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反映出振兴工作覆盖面广泛而深入。如图8所示,成员被分为四个小组委员会,各自都有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职责分工。(24) 总务部致力于研究怎样扩大自给自足生产、处理有关公有制经济、公共工程、人事和就业的一切事务,并负责管理其他三个部门。

图8　1934年至1935年关柴经济振兴委员会结构图(来源:佐藤和区町,“经济振兴规划的实施”,1935年9月,《经济振兴》材料,KST。又见“经济振兴委员会记事”图表,上三宫村,《经济振兴规划所》,1936年4月,KST)。

生产部有更具体的任务:监督农耕特别是那些与作物产量相关的改进措施,并鼓励农民用自制农家肥取代商品化肥。此外,生产部门还负责改善与推广农业管理、负责农业公共工程以及与农业协会和农业实践协会相关的所有事务。

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合作社在其管辖范围内,经济部负责处理销售、采购及合作生产的管理工作。涉及“个体经济”的一切事务都归属于经济部,因此债务调查、防止贫困、贫困救济、鼓励储蓄、分发簿记物资以及日常生活的整体改善都属于该部门的职责范畴。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分支机构是道德教化部。顾名思义,其任务是恢复农村社会的道德和精神面貌。当地教育、社会设施以及信息传播由教化部委员会成员负责。教化部的另一个职责是与村报德社、青年团体以及在乡军人协会进行协调。

身为一村之长的佐藤佐吉知事同时还担任经济振兴委员会主席,由他负责挑选约30个其他成员。根据委员会的方针,知事要在几类候选人中选择。选举出来的和已任命的官员是一组候选人,另一组则包括村里各种经济组织的参与者(工业合作社、农业实践协会以及农业协会等等)。青年团、妇女团体、在乡军人协会、消防队的成员、学校教师和校长以及具有丰富种植经验的人也有资格成为会员。(25)

佐藤从关柴政务活动积极分子中挑选候选人组成委员会。乡村行政管理由知事、知事助理兼工业合作社主任阿布正以及村书记员负责。他们在委员会承担类似的职责。代表学校的委员有小学校长兼青年男子协会会长渡边久五、1名该校教员。此外还有3名教师,其中包括委员会仅有的2名女性成员。工业合作社和当地在乡军人协会负责人双双入选,而圆部主计是农业协会的代表,他是村里的农业技术员。每个乡村至少有一个委员会代表,有的还不止一个。1934年,委员会成员中有7名村委会成员;另外两人此前至少一次入选委员会。

正如农林省规划者所希望的,关柴委员会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能够做出明智裁决。乡村每个经济组织都派代表参加该委员会,而众多社会团体也派代表参加。(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委员会把妇女和妇女团体排斥在外,尽管她们对“日常生活改革”很重要。本章稍后将讨论该问题。)这些组织的代表在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意味着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可以由类似农业协会或工业合作社这样的机构来执行。例如,小松村选区的领袖渡边新太,有望带领村民在振兴进程中跟上步伐。委员会构建的这种组织结构既能为社区发展制定整体目标,又能照顾到大多数村民的追求与需要。

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委员们在村里大都属于纳税户大户。由于特别税是基于对家庭资产和对(某些类型的)收入的估计,因而支出较高的家庭在村里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相比左邻右舍甚至村里其他家庭,委员们在纳税方面都做得很好。1934年有据可查的23位委员平均纳税为42.5日元;而全村平均纳税水平则刚过11日元。(26)

他们支付的税金高于平均水平也许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委员的户均耕地面积高于平均数。从关柴的整体情况来看,委员们普遍拥有更多土地,因此种植水稻的面积也就更多。(见1934年土地利用排名附录。)委员平均拥有稻田1.73町,几乎比村平均数多出0.5町。(27) 委员正常年份的水稻平均产量接近50石,明显高于36石的村平均水平。(尽管这一数据没有出现在附录中),记录还显示出委员们耕种的旱田也比平均数多,此外许多人还养蚕。根据他们自己所申报的数据显示,平常年份其从农业中获得的农业年收入比村平均收入大约高出40%。(28) 显然,委员会成员深谙农业的经营之道。

尽管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村里的记录并不十分准确,但是(相对于先前讨论的土地使用问题而言)土地所有权问题仍值得探究。委员们代表的不是佃农,而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小规模的地主。但村里并不是所有大地主都是委员会成员。在佐藤知事1936年认定的拥有超过10町稻田的7个家庭中,有3人是委员会成员。(29) 关柴最大的地主远藤玄吾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像远藤传太郎、五十岚章喜和穴泽正泰这样的成员只拥有很少的土地。事实上,五十岚很可能一点土地都没有。(30)

就我们所掌握的有关1934年委员经济地位的现有资料来看,关柴的“振兴代表人物”是村里的中上阶层农民。这些人与地方农业经济及其现行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凡是盼望委员会代表完全取代现有村领导的人将会非常失望。正如我们所见,佐藤选择的成员正是那些振兴运动开始之初管理关柴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带来了协会组织和辖区领导等方面的经验,还代表着某个阶层的群体利益。凭借委员资格以及受到官方认可的当地经济和社会组织领导人这一双重身份,他们通过正式和公开的方式将当地学校、联合会、农业协会与经济振兴运动联系起来。鉴于他们在村里的经济地位,人们希望委员代表能够为中上层农户所关心的问题建言献策。(31)

由此可以从知事、矢部和委员会这一有趣组合来综合解读关柴振兴运动。一方面,矢部参与农村改革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家长式地主关注其佃户的范例(在东北地区这已成为一种传统)。矢部此举的唯一新意在于,振兴运动以及他对报德运动的兴趣使他广泛接触到其他村庄和其佃农之外的农民。如果没有振兴运动,很难想像出矢部的所作所为会对乡村事务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佐藤知事的情况尽管更为复杂,但和矢部的背景也有些相同。身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佐藤不仅经验丰富,而且与外界有广泛的接触,他轻松扮演着政府与社区间调停人的角色,并在许多方面试图实现报德运动和经济振兴运动的理想。

然而,综合考量矢部和佐藤的情况,加之二人的委员身份,可以看出大萧条后关柴不再是简单重建过去以地主精英为主导的经济社会模式。由于运动领导人和委员所代表的社会成分,乡村社会阶层与振兴运动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虽然其中许多身居要职的成员长期代表地主利益(在东北地区再次成为特有的典型现象),但多数情况下,振兴运动主张重视农民和生产者的利益。委员会组织庞大,既包括众多现任村领导,也包括许多之前并未担任过领导的人,能否成为委员凭借的是素质而不是拥有土地的数量。不论是从东京对振兴运动的构想,还是从关柴的运动实践来看,都显示出振兴运动在构建领导阶层时并非以拥有土地的多寡为依据,而是更侧重农民身份。1937年后,这一点更明确地体现出来,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从某些方面看,矢部出现在这种领导组合中并不符合常规。虽然他未曾在关柴运动基层组织中获得一官半职,但作为思想的传播者和农村生活的具体化身,他显然颇具影响力。佐藤知事和报德思想的拥趸者都基本认同矢部的观念和设想。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矢部并不属于具体哪一个乡村,也不属于哪一片土地。由于自始至终他与土地和佃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联系和社会联系,他终究难以回避地主这一身份。因而他加入到运动中来从许多方面说明振兴运动不会严重威胁到地主的利益。矢部不大可能支持那些将其家庭财产置于危险境地或是危及他社会地位的改革措施。显然他并不担心振兴运动的目标及其影响力会对他不利。相反,矢部在农村改革的思想中发现了一套解决日本问题的办法,所以他自然会全力支持振兴运动。众所周知的是,矢部厌恶左翼分子,而且偏爱国学;显然在他看来,农村改革并没有偏离他一贯重视并固守的日本传统。

振兴运动具有自身的内在特点,不会因为领导人的背景受到影响,而且自身存在的矛盾也很难被领导人轻易化解。就关柴的情况来看,如下面几节所述,基于古老传统的振兴运动及其思想预示着截然不同的,甚至有别于矢部最初所设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