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似乎很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行将结束时,关柴的财务状况比过去十年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这一繁荣对乡村的意义却难以确定。知事等人在报告和公开声明中经常提到关柴取得的巨大进步,但将关柴的发展成就转换成当地名流眼中实实在在的好处却很难估算。一方面村里再次由于产量的增加而产生盈余,农民成功地向多样化种植过渡,沉重的债务负担几乎成为回忆。蛰伏多年的地方机构再次活跃起来并产生影响力。按照这些衡量标准,关柴在30年代末正在成为当地规划者1934年所描述的振兴社区。而另一方面当地评论在肯定关柴发展的同时,也提到继续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原因在于农村振兴的潜力似乎已挖掘殆尽,而当地领导似乎并不重视这种说法,但之所以产生这一观点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尽管通胀和农产品上涨带来一定有利影响,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农村经济仍困难重重。尽管有关柴这样的先进典范,但政府在30年代末开展的调查显示农村贫困和健康状况不佳是持续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了解迅速扩张的对华战争对农村社会的影响,1938年农业部派遣24个观察员到农村进行细致的评估。1939年3月观察员所写的机密报告中,警告和惊讶语气出现的频繁程度令人吃惊。不仅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卫生条件差和营养不足问题仍亟待解决,而且动员运动对经济的需求似乎使农村的整体状况更为恶化。(38) 显然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许多社区就接触到改革方案并体会到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影响,但他们一直未能解决为所有人提供衣食住这类基本生存问题。关柴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比许多社区做得好,并由此而得到认可和奖励,而那些不太成功的乡村则不断提醒人们以前的困境和有可能重现的悲剧。

30年代末关柴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动员。随着越来越多的军队和资源投入到对华战争中,国家和地方经济都被卷入军队的荒唐行径。这一最新的经济转型对于农村社会而言影响深远。1939年关柴开始重新审视振兴运动的结构和目的,以便能够反映动员现状,有效采取各种方法使农村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并为国家和战争服务。

(1) 福岛县编,《产业经济》第一期,《福岛县志》第18卷,第97—100页。工厂和雇工数字针对的是5人以上的工厂。纺织厂和其他轻工业工厂一般都从农村雇佣大量工人,但在福岛县这一数字的增长幅度却非常缓慢。又见中村政则,《昭和恐慌》第2卷,第272—273页。

(2) 又治梅村等,《农业与林业》,第9卷,《对1868年以来经济数据的长期估计》,第161页。如果把1925—1927年看作基准线,而不是拿1929年来衡量,那么农产品价格的恢复过程就一定会更慢一些。稻米的价格直到1938年才回到1925—1927年间水平,而农产品均价直到1939年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有学者曾应用这一方法,实例参见清水洋二,“农业和地主制”,第256—258页。

(3) 1935年底,佐藤在发给村庄负责人的指令中就曾用过该词。见SMY,佐藤佐吉与和区町,“关于经济振兴计划实施”,1935年9月9日,《1934年经济振兴》,KST。

(4) 至于农协应当承担何种工程,具体事例可参见,“经济振兴计划制定执行状况调查”,1936年3月,《1935年经济振兴计划制定执行情况调查》,KST。

(5) SMY,“对特别援助的核对与制定计划有关事项的经济振兴计划秘密文件”,未注明出版日期,KST。村落级会议也收到少量援助金。

(6) 见《福岛民报》,1935年12月4日,描述了由农协赞助的关柴农产品交易会和农业竞赛。

(7) 安达生津,“自力更生运动家的《家之光》”,第110页;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173页。

(8)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173页。

(9) 在东北地区的覆盖面迅速扩大,1936年从53.9%扩散到76%的农户。在福岛从54.9%扩张到75.1%。森武麻吕,《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217页。

(10) 板垣邦子《昭和战前与战中的农村生活》,第56页;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173页。

(11) 一份摘自《合作社月报》的节选出现在《喜多方市市志》上,见第6卷,第520—521页。其他参见SMY,《产业合作社文件》,KST。

(12)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史》,第176—177页。1933年日本的平均每公顷土地的施肥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荷兰最高,日本排第5位。约翰逊,《二战时期日本的食品管理》,第12页。

(13)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173页。

(14) 1933年的数据源自乡村振兴规划,显示了由工业合作社组织销售的复合肥、硫酸和氮肥和其他各类农用物资,当时仅仅出售这四类物资。因此规划呼吁合作社增加化肥销量并丰富其他物资种类。来自SMY1937至1939年间的数据,“关于经济振兴规划制定执行情况调查(不包括生产计划)”,《1935年、1938—1940年经济振兴规划实施情况报告》,只提到了“化肥”销售情况。

(15)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173页。

(16) 见SMY,“农林渔村经济振兴特别援助经济振兴的成绩报告书,”1939年5月1日、1940年5月14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

(17) 1937年之后,村里在报告稻米产量时开始拿捆代替石作为计量单位。尽管1938年到1939年间的水稻捆数有所增加,但是无法和以前的收成作比较。后来有人试图用每石2.5捆的计算比例推算了一下之前几年的产量,但所得数值和1936到1937年间的实际产量对不上。不管怎样,问题并非在于合作社做得好与否,而在于如何做得更好。SMY,“经济振兴规划制定的执行情况调查(不包括生产计划)”,《1935年、1939—1940年经济振兴规划实施情况报告》,KST。1937年一份像是村里报送县里的报告草案中显示,合作社占40%的购销份额,但没有提供其他方面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见SMY,在报道后是一份福岛县经济部向参加规划运动的制定农户发出的指令,标题为“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规划执行情况调查”,1937年10月18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

(18) SMY,“农林渔村经济振兴特别援助经济振兴的成绩报告”,1939年5月1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www.daowen.com)

(19) 见“粮仓的作用”,1935年4月,KST。

(20)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652页。见“经济振兴规划制定情况调查(不包括生产计划)”,(例子见注释14)其中报道了工作地点的使用情况。　

(21) SMY中描述了这些工程,“对特别援助的核对与制定计划有关事项的经济振兴计划秘密文件,”未注明出版日期,KST。

(22) 1937年单是两种造船方法的预算就多达5560日元,KST。

(23)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245—246页。

(24)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史》,第176页。农村柴油或电动摩托车的数量由1920年的2500辆增加到1927年的50000辆,到1939年更是达到300000辆。约翰逊,《二战时期日本的食品管理》,第11页。有关新澙地区农用机械发展的具体事例参见西山浩一等的《西山浩一日记》。西山其中一个非农业收入来源是修理小型发动机,这一工作使他格外忙碌。

(25) 正如照冈所说,现代化的发展也存在着局限性;零部件、燃料甚至机器本身的短缺,使得1939后农民最终减少了对机器的依赖。有一点很有意思,尽管拖拉机数量急剧增加,但到1941年时每千户仅有1.4台拖拉机,这和1980年的每千户拥有906台相比,显然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246页。

(26) 正如佩内洛普·弗兰克斯所言,新技术和新组织并没有消除进行合作的必要性,恰恰相反,“这种局面使合作成为必要,而且成员间并不是赞助商和客户的关系,而更像是生意上的合伙人,然而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削弱村组织的凝聚力”。弗兰克斯,《日本战前的技术与农业发展》,第275—276页。

(27) SMY,“增产计划制定的执行情况调查”,1936—1940年,KST。

(28) 根据计划,稻米产量将在5年内增加20%,这种想法未必不能实现。1930至1933年的年均产量比1925至1928年增加了20%。(1929年的数据不详。)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796—797页。

(29) 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670—671页;SMY,“增产计划制定的执行情况调查”,1940—1941年,KST。关柴的产量一直都比山郡高。

(30) 1938、1939和1940年,连年的雪灾导致紫巢菜减产。农民尝试用一种豆类来代替化肥,幸运的是收效不错,因而1937至1939年的平均收成几乎是1933年的5倍。

(31) 见SMT,福岛县经济部负责人在向指定参加规划运动的村庄发布指令后的一份报道,题为“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规划情况调查”,1937年10月18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

(32)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史》,第172页。

(33) 根据村里的统计数据,1931年计算稻米产值的依据是每石15日元,1937年的价格水平约每石29日元,1938年是31日元,而1941年则涨到41日元。

(34) 消费价格的数据来源于大川一志、筱原三代平和拉里·迈斯纳的《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第138页。化肥价格见农林省农牧局,《1939年肥料要览》,第52页。

(35) 1935年的数据源自SMY,“经济振兴规划情况秘件”,日期不详,《1937年经济振兴》,第1卷。1938至1940年的数据源自佐藤和福岛县知事,“农林渔村经济振兴特别援助经济振兴成绩报告”,1939年5月1日;佐藤和福岛县知事,“农林渔村经济振兴特别援助经济振兴成绩报告书”,1940年5月14日;和KST的一份同名文件,1941年5月6日。

(36)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史》,第184页。

(37) SMY,“农林渔村经济振兴特别援助经济振兴成绩报告”,1939年5月1日、1940年5月14日、1941年5月6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

(38) 农林省经济振兴部,“后方农林渔村情况视察报告”。对1938年底福岛和会津的情况做出评论,尤其参见第295—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