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户的生活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到30年代末,这一趋势更加明朗。表2表明,到1937年(可能更早,1935年和1936年的数据缺失),村里平均每户的农业生产值超过1000日元,创造了关柴自1924年以来的新高。到1939年,也是有据可查的最后一年,户均农业收入已达1700余日元。换句话说,这十年(即振兴计划五年届满)间,普通关柴家庭的产值是1931年产值的近3倍。而仅在1937年和1939年间产值就增长了56%。

虽然在产值增长的过程中,无法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但绝对不能抹杀所有成果。1931年和1937年间大米价格小幅上涨较快,超过了产值的上升速度。据村里计算,在此期间本地大米价格接近翻番,而每户产值仅增长85%。(33) 但1937年以后,每户产值增长速度超过了大米价格上升速度。1939年,大米售价约是1931年价格的2.7倍,而家庭产值增长了2.9倍。1939年的价格分别比1937年高出41%,而每户产值增长了56%。如果我们以大米以外的指标来衡量的话,这一差距更为明显。一般消费品的价格1937年比1931年高出27%,1939年高出50%以上,1937年至1939年间上升了大约1/5。化肥费用确实有所增加,很可能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但在关柴并没有超过农业产值的增长。(34)

农村状况的改善从其他方面也得到佐证。1938年至1940年间,关柴当地的行政官员制定了本村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年度预算。他们发现,村里的收入显著超过了支出;整个社区1938年盈余已超过34000日元,次年达到了94700日元,1940年更是超过了10万日元。再回溯1935年村里报告的赤字接近96000日元,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萧条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35) 关柴取得的成绩与全国所报导的类似。调查表明,平均而言,1936年农民重新盈利,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争岁月中他们仍有盈余。(36)

这样的好运气至少一定程度上使当地人的口袋鼓了起来,存款增加的同时家庭负债也减少了。根据村民之间相互借贷以及对外借贷的具体情况,估算金额各不相同。20世纪40年代初乡村提交给县里的报告指出,1933年居民负债近31.3万日元(约每农户780日元)。尽管报告没有披露各农户的具体做法,但其作者确实澄清了一点,那就是家庭负债正在逐步消失。1938年,乡村债务总额比30年代中期的水平仅下降了28000日元,但一年之内居民已设法偿还另外83000日元。随后到1940年,他们又偿还了8700日元,这样40年代初估计平均每户负债约480日元。(37) (www.daowen.com)

复苏计划中也讨论过官方曾经有组织地尝试减少地方债务,通常这些做法也得到提倡,但鲜有证据表明,这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尽管早在1932年就已经选定了候选人,但是直至1937年村里才成立官方债务整理委员会。到30年代末,整个乡村只有古里村成立了债务整理协会。要当地农民在谈判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并承担债务整理的额外费用似乎不太可能。削减关柴债务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通货膨胀;随着价格上涨,背负债务比还清债务容易得多。

村民在储蓄方面的运气比债务方面更好,但仍有很大改进空间。1933年,只有25000日元左右的存款存入当地信用社,而另外15000日元流向银行和邮政储蓄账户。它们合起来仅占关柴所有“存款”的1/4,当地资金大多数都流入放债者和储蓄俱乐部手中。复苏计划呼吁居民每年向合法机构增加1000日元的存款,或者说20年增加20万。(工业合作社希望在五年内的存款数翻一番,达到5万日元。)1933年到1938年间关柴储蓄仅增长16%,或者说每户的存款由约360日元增至400日元多一点。这意味着每年村里存款平均增加5000日元。虽说任何一点进步都值得关注,但物价上涨和农作物价格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储蓄水平的增长幅度。

直到1939年,储蓄存款才开始反映出农业经济有所改善,当时村里报告的存款价值近330000日元,比上一年增加176487日元,是1933年存款的两倍多。1940年存款数目更大。这些变化或许反映出经济正在复苏,但更可能是国家推出新政(并且最终发布政令)的直接结果,促使居民将越来越多的钱存入公共持有账户,而政府可能因战时需要动用这些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