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走出大饥荒阴影的关柴居民正准备大力振兴经济,同时有迹象表明日本一些行业的经济发展也开始回暖。截至1934年底,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已恢复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出口和制造业回升到了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实际上,1934年制造业总产值比1929年提高了1/5。即便是在福岛,工业部门的增长幅度也显而易见。1931年至1936年间,福岛重工业的雇工数增长超过10倍,产值增长15倍。(1)

然而,对包括关柴在内的日本农村而言,经济危机仍令人堪忧。截至1935年,大多数农产品的售价仍低于1929年。仅有大米价格回升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其他农产品价格到1937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正常水平。(2) 即使价格开始上扬,农民也无从得知这种向好趋势能持续多久。上次价格暴跌来得如此迅猛,这表明世事难料,没有人能保证市场会一直保持稳定。1935年佐藤知事仍在谈论“克服大萧条”的必要性,他深知这一观点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同。(3)

关柴改革沿着家庭、村庄和乡村振兴计划的路线展开,从193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1年经济振兴运动结束。本章和第9章着重探讨大萧条后农村社会在自我振兴方面做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第一步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这也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大萧条后农村经济的关键在于发展新型经营模式、促进农业组织间的有效协作以并普及作物多样化种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举措也日益成为动员的内在需求。

正当知事等人积极推进经济振兴计划时,他们发现需要调整目标和策略,以适应战时的现实需要。政府要求农民投入最少的资源获得更多的产出,这充分符合振兴运动的初衷与宗旨。运动有两大目标,一是通过规划和改革以重建社区,二是支援对华战争,为之提供一个稳定高产的大后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大目标合为一体。因此,从1935年到1939年这段时期既是关柴经济振兴运动的第一个五年,又是从和平时期过渡到动员经济的初期阶段。(www.daowen.com)

振兴和动员运动还改变了地方领导阶层的性质和范畴;这既是农村改革的第二大核心,也是下一章要讨论的主题之一。新机构的创建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领导阶层,经济振兴委员会可以说明这一点。该机构汇集了众多掌权的领导人物,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新面孔来担当重要职位,新旧领导阶层共同致力于农村经济复苏。知事及其振兴运动的盟友(其中包括当地商人矢部善兵卫)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把它当作论坛,宣讲、组织并领导振兴运动。振兴运动及随后的动员运动造成农村权力重心非常微妙的转移,生产者和乡村“骨干”更受青睐,而原先地位稳固的地主精英则风光不再。

社会改革成为关柴大萧条后复苏的第三大要素。佐藤知事和矢部极力向村民宣扬道德改革、日常生活方式改进以及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感的重要性,并认为社会改革存在巨大潜力。正像经济和机构改革一样,振兴运动和动员运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起先那种期待农村更繁荣和更具活力的美好愿景已经变味,演变成宣扬现代化、为国效力甚至为国捐躯的大肆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