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探讨了关柴为摆脱经济萧条寻找出路的最初努力进程。在经济振兴运动的指导下,乡村以振兴计划为蓝图,提出重塑社区生活和经济生活。计划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承诺通过开源节流改善生活,到提出设想和规划以提高农田管理水平和资金利用率,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利益最大化。不难理解振兴运动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看到知事热心投身改革以及身兼商人和大地主的矢部善兵卫的大力支持(这两方面将在第9章作深入探讨)。运动的吸引力还在于它付出良多而要求甚少,只需要激发出村民自身的潜质——勤奋、刻苦、节俭和想像力。况且除振兴外也别无良方。运动给试图拼命摆脱当前困境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唯一的安全途径。国家没有为农村提供其他更好的选择,至少目前还没有。

有计划的、高效的农业及其前景的吸引力毫无新意可言。如1822年流行的大藏永常编著的农业手册《农具便利论》充斥着拓展农技、合理分配时间和劳力以及谨慎利用现有资源的告诫。(74) 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农民就已经意识到节俭和时间的价值及其重要性。规划这一理念多年前早已存在,振兴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一句人们视为宝藏的古话:倘若目标难以实现,承诺必定虚假。

然而20世纪30年代这一独特的时代背景为农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振兴目标和全新使命。以前制定计划的重点往往集中在单个农民所取得的成绩上,而振兴运动则把乡村乃至整个国家作为考虑的对象。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行政管理和教育改革已赢得整个社区的支持,社会共同精心制定计划是德川幕府时代的改革者所不敢奢求的。过去计划涵盖的范围是富裕家庭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而在大萧条时期运动涵盖了所有农民,无论贫富、地主还是佃农,所有农民都包含在内。运动主张在重建过程中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进来,不仅具有可能性,也是大势所趋,而且很有必要。

这种理念催生出新的社区实践,即在几乎所有公共领域进行计划和记录保存,例如小松村就见证了村民起草振兴文件的整个进程。为了同一目的,社区内每个家庭填写相同的表格,村民被分为农民、社区资产管理者和家庭成员三类,并严格按照这类别规范人们生活方式的细枝末节。这种集体起草的文件所暗含的信息确实很有趣;就投入和可以衡量的品质而言,如果能在规划文件中找到成功秘诀的话,那么谁又会去责备哪位农民个体的失败呢?当然,只要运动所规划的繁荣之路保持不变,那么成功的动力就不是来自农村社会的外部,甚至也不取决于政府。计划促使乡村内部担负起振兴的责任;个人努力和技术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当然还包括乡村机构改革,这两者都是振兴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

相比德川时代农民手册,振兴规划所涉及的内容要多(虽然出现较晚但同样能激发斗志)。涉及范围更广,人们不再局限于扩大庄稼种植种类,小松村委会成员和家庭接受广泛的改革,赚更多钱只是其中一个目标。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得到公众的支持,前提是这种转型朝着国家认可的方向发展。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另一个时代背景:虽然地方的积极性一直是自我振兴的前提,但国家向来都是改革者的心之所系。自始至终该运动也受到政府的资助。甚至在振兴运动激发了整个农村社会的热情之时,它仍在全国范围对振兴进程做出承诺。每个人都做了自己份内的工作,每个人也都理解他所背负的希望。

如果经过一年的饥荒后,村民仍质疑实行经济振兴的必要性,知事就会尽力消除这一疑虑。1935年9月,他在给村领导人概述复苏计划实施进程时,首先对当地领导人在起草计划时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他继续说道:

目前农村贫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近来国内外的经济大衰退。显然贫困也同农村经济管理和组织方式紧密相关。为确保农户保持警惕性,也为了剔除导致困境的不利因素,第一步是要在每个村落推动老式互助的优良传统。要想使这种互助式传统在经济生活中产生全面影响,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创新,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经济。(75)

鉴于大萧条后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很大,知事已做好充分准备,着手全力执行村振兴计划,第8章至第10章将对执行计划所付出努力及其对社区的影响力进行探讨。

(1) 农林省经济振兴部编,“大日本经济振兴中央委员会”,1934年7月,NSS1:2,第236页。　

(2) 小平权一,“经济振兴向第三年推进的决心”,第17—18页。

(3) 见《福岛民报》,1934年4月18日、23日,报道了标志关柴成为指定运动村的会议和仪式。

(4) 其他类别包括土地、人口、就业、化肥使用、产销、生活开销、财政、地方组织和农业收支表。见SMY,《1934年经济振兴计划基本调查》,KST。

(5) 所有比较都是基于1923年的统计数据。见SMY,《1923年自耕田反别段》,KST。见SMY,《小松村经济调查簿》,1934年10月,KST。小松村的经济计划用标准格式撰写,以便全村村民都能应用。

(6) 笔者在参考村级计划时,完全有赖于参照渡边的草稿。一些例如人口分类项目的数据渡边似乎直接引用了个人向村人口统计部门上报的数据。而其他类项则不太准确,渡边只是简单地把18家个人上报数据相加,与我得出的数据不太符合。但通常我俩的数据都比较吻合,渡边的数据当然更为可信。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并非所有农户都详尽上报所有类项,尤其是有关即将推行的五年计划,而渡边的数据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

(7) 与《乡村经济振兴规划》不同,小松村起草的村落计划将重点放在了农作物产值而非产量上。但是个人的农户计划则包含对产量的预测。

(8) SMY,《小松村经济调查簿》,1934年10月,KST。据报道,起草规划时水稻产值为6294日元,农户预计到1938年产值可增加到7863日元。

(9) 这一数据通过将每项农户计划农作物产值相加并对比得出。此项计算数值以外的类别归入“其他”类项,其中包括租金收入、养老金等,1933年该项的合计总值几乎达到4800日元。而到1938年该项预计将下降到2700日元。如果算上以上所有类项,那么计算得出这一时期收入增加幅度仅为10%。

(10) SMY,《小松村经济调查簿》,1934年10月,KST。

(11) 有关蚕丝的产量规划并没有考虑到大幅减产这一因素,因而内海或许把1933年蚕丝市场相对较好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了,并预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蚕丝价格会低位运行。

(12) 既然小日山一家打算继续租种同等数量的土地,那么就有可能面临租金上涨的可能性,也有可能会租种另一家地主的等量土地,这也会推升土地租金的上涨。

(13) 正如第3章所言,笔者这里把原胜一家算作收入盈余家庭。还要注意原吉富家1933年的赤字从70日元减少到所预计的7日元;此外另一种更为宽松的收支预算算法还有可能令这家农户的收入由赤字转为盈余,按照这种算法,所有农户的收支会保持平衡,甚至在五年规划的末期达到11日元的盈余。

(14) 土地的自有和出租数据源自各户制定的经济振兴计划。这里还包括其他数据的对比情况。有5家农户拥有不到1町的稻田和山地,3户有1到2町土地,另有8户拥有土地超过2町。这三类农户平均预计增加收入分别为51%、11%和10%。

(15) 平均来说,拥有不到1町的稻田和山地的5户农户预计支出增加约12%,拥有1到2町的3户计划削减10%的支出,拥有土地超过2町的8户预计削减开支20%以上。有3户农户租种或自己拥有不到1町的稻田,他们计划增收81%,而其他类型的农户所预计收入则减少了4%。

(16) 见托特曼,《早期的现代日本》,第6—7页,谈到日本的气候并介绍了东北地区的水稻。　

(17) 1934年东北地区的气候状况详见帝国农会,《针对东北地区农村的调查·灾荒篇》,第47页。据报道,该地区在7月糟糕天气之前,许多农民收获庄稼比往年晚了2周,因为4月份他们遭到迟来的降雪和低温的困扰。据丰川附近官员的记载,7月中旬连续3天的降雨带来几千日元的损失,关柴也遭到同样强度的暴雨来袭。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877页。来自福岛县的报道显示7月气温比往年低1.4℃,晴天也比往年少了13%。8月气温比往年低1℃,晴天比往年少4%。其他地方的情况就更糟了。岩手县盛冈的降水量比往年多67厘米,晴天减少了15%。宫城县石卷的降水量比往年多93厘米,晴天减少了近10%。日本银行福岛支行,“辖区内东北四县灾荒实情”,第669—670页。

(18) H.荒川,“日本三次大饥荒,”第211页;托特曼,《早期的现代日本》,第6页。

(19) 《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10月16日。

(20) 帝国农会,《针对东北地区农村的调查·灾荒篇》,第108页。

(21) 福岛预计产出150万石,比正常年份产量低24%,和1933年丰年相比减产36%。岩手县与此相应的对比数据分别为48%和56%。宫城县作物第二次的预计产量实际上要比第一次预计的稍高一些。帝国农会,《针对东北地区农村的调查,灾荒篇》,第22—23页,以及折叠表格,第34—35页。

(22) 当然,1934年水稻并非唯一受灾作物,其他谷类,包括水果、绿色蔬菜、土豆和蚕茧的收成都受到严酷天气的影响。然而,对东北地区的普通农民而言,这些农产品的产值和水稻相比微不足道,在有关饥荒的讨论中大多略去不谈。1934年有关此类农产品的详细信息可参见日本银行福岛支行,“辖区内东北四县灾荒实情”;或帝国农会,《针对东北地区农村的调查·灾荒篇》。

(23) 这两郡的受灾情况在福岛县最为严重,其产量的减产幅度相当于宫城县和山形县。见日本银行福岛支行,“辖区内东北四县灾荒实情”,第670—672页。1933至1934年间,山郡农产品生产总值下降了55%,据官方估计,寒冷天气和风灾给农业带来的损失高达2800000日元。福岛县经济部,“灾荒对策概要”,1934年,《福岛县志》,第13卷,第68、70、534—535页。

(24) 《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10月26日。

(25) 有关村子自己对作物损失的报道,见SMY,“有关农作物减产状况的调查”,1934年11月15日;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462—463页。

(26) 1934年农户特别税登记表中有420户农户;表9中的373户被列为“稻谷以外农作物减收者”,该表是1934年12月农村歉收状况调查的一部分内容,这些记录或许可查阅SMY,《与灾荒有关的文件册》,1934年,KST。之所以存在缴税农户(420户)和表中所列受调查农户数(373户)的数据出入,是因为并非所有农村人口都是农民,而且关柴并非所有农民都遭受50%作物减产损失,因此在报道中没有显示出这部分农户。少数情况下,不太有可能把调查表中的名字和税收报告中出现的名字等同起来。但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略去的或是没有受调查的农户统统都是缴税极高或极低的家庭,不太会影响到统计结果。373户受调查农户在全村占94%的比重(1933年全村农户共有396户)。

(27) 地理条件也起了一定作用。例如,上高额村26户人家仅有2户遭受超过75%的损失,而遭遇这种经历的农户在小松村多达一半、在曾曾木和京出有1/3。关柴和东卷田遭受重大损失的农户也相对较多。在东卷田这一小村落,拥有3町以上土地的农户中有3/4损失超过75%;关柴13户中有11户上报所有作物歉收。

(28) 调查方法和所用术语见SMY,“有关对粮食不足进行协调的会报”,1934年11月12日,载《与灾荒有关的文件册》,1934年,KST。

(29) 村公所估计到5月底将有175户人家断粮,涉及到1190人。见SMY,“有关对粮食不足进行协调的会报”,1934年11月17日,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466—467页。村落一级的调查结果可参见“有关对粮食不足进行协调的会报”,1934年11月12日,《与灾荒有关的文件册》,1934年,KST。有关后来稻米更大供应量的预测,参见SMY,“村会议员、区长、经济振兴委员共同协议会提出事项”,1934年12月27日,KST。又见佐藤知事和县知事,“有关向政府交付的陈状书”,1935年1月16日,《1935年与官办企业有关的文件》,1935年,KST。另有一份调查针对75户中的300多人,政府认定这些人特别容易受到灾害的冲击,他们是失去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孕、产妇,其中有超过65岁的年迈者、不到15岁的小孩,此外还有身体残障者、精神病人以及照顾不足1岁婴儿的母亲。见福岛县学务部部长的通知,“对灾荒中受灾者生活穷困者的调查事件”,1934年11月13日,见SMY,《与灾荒有关的文件册》,1934年,KST。

(30) 帝国农会,《针对东北地区农村的调查·灾荒篇》。

(31) 出自《东京朝日新闻》第二版“东北的灾荒地见闻”系列报道,1934年10月13日。其他各大报纸如《东京日日新闻》(见1934年11月2日所刊登的文章“东北灾荒见闻”)以及《大阪每日新闻》对当地情况进行了相关报道。

(32) 日本银行福岛分行,“辖区内东北四县灾荒实情”,第680—681页。福岛数据统计时间为1934年12月底,山形、宫城和岩手的调查时间为10月底,其中宫城和岩手有6%的儿童忍饥挨饿。据1934年11月2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估计,有100万饥饿儿童。

(33) 《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10月12日。

(34) 《福岛民报》,1934年11月29日。(www.daowen.com)

(35) 在南会津的一些地方的居民甚至参加讲座学习如何把树皮和杂草做成食物。《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10月26日。

(36) 在《回到津清》一书的第64—65页,太宰治描述了他和一位朋友之间的交谈:“真是受够了,”我说,“他们对我们大谈科技时代的种种美好设想,却无法教会农民如何避免灾荒。这帮没用的家伙!”“不过农学家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试图改良品种,增加抗寒能力,提高农耕技术,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像以往灾年那样颗粒无收了。但是要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大约每隔五年就遭遇一次灾荒。”“这帮没用的家伙!”我脱口怒骂,但心中的愤怒并非具体针对什么人。

(37) 与此相反的观点见斯梅瑟斯特,《日本1870—1940年农业发展与佃租冲突》,第96、98页。

(38) 托特曼,《早期的现代日本》,第236—245页。

(39) H.荒川,“日本三次大饥荒”,第212页。

(40) 至少在一份福岛县的报告中做出结论认为,灾荒也许会间接为当地带来一些好处,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政府之所以成立东北振兴调查会,部分原因是要让该地区的人们放心,政府对他们的问题很重视,即便所取得的成效要等许多年后才能看得到。见福岛县经济部,“灾荒对策概要”,第547页。

(41) 《福岛民报》,1934年9月29日、11月29日、1935年3月13日。

(42)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653页。

(43) 日本银行福岛分行,“辖区内东北四县灾荒实情”,第689页。

(44)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652页。其他仓库都是后来建的,因此截止到1940年为止,该村14个村落中有11个有仓库。

(45)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38页。高桥还暗示,由于人们非常关注规划失利,促使政府重新审视该问题,从而推动了特别资助政策的进展。见高桥康隆,“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农业经济振兴运动的展开”,第16—17页。

(46) 小平权一,“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研究史”,第83—84页。小平似乎把农林省经济振兴部的主旨解释了一遍,“农村经济振兴特别协助救济的要求”,1935年11月(绝密文件),第2页,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08页。

(47) 为了确保经济振兴计划顺利进行,资助流程做了很大改动。资助资格的授予不再是按照项目逐个进行,而是以村庄为单位。中央对资金和项目的监管较为宽松,虽然不鼓励,但是也允许地方参与决断。例子参见竹山,引自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7页。

(48) 承办资料印刷的印刷厂坐落在新桥街中部,报社制作过于嘈杂的噪音,导致竹山被警察传唤,要求他向饱受噪音骚扰无法入眠的周围邻居说明情况并道歉。这一做法起了作用,但他回忆道,“我有一阵子非常担心整个工作会停下来,几乎止步不前。”引自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5页。

(49) 据报道,农林省大臣山崎对小平评价很高。他和高桥都对小平为农村改革做出的贡献印象深刻。见同上,第48页。

(50) 小平权一,“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研究史”,第87页。1884年高桥已年过三十。

(51)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7页。

(52) 竹山,引自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6页。

(53)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6页。

(54) 两份文件勾勒出经济振兴部的方法:“农村经济振兴特别协助救济的要求”和“农村经济振兴特别协助指导监督施政方案要求”,两份绝密文件都是1935年11月起草的。

(55) 小平权一,“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研究史”,第84页。

(56) 高桥康隆,“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农业经济振兴运动的展开”,第17页,引用了农林省经济振兴部,《农村经济振兴特别救济说明书》,1935年。

(57) 这些反复出现在“农村经济振兴特别协助救济金扩充要求”中,1936年7月27日。小平权一也提到这类情况。见小平权一,“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研究史”,第84页。农林省经济振兴部,“农村经济振兴特别协助救济的要求”,1935年11月(绝密文件),第6—7页,见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12—413页。

(58) 小平权一,“农村经济振兴特别协助救济”,第8页。工资低得可怜,“连一顿午餐盒饭都买不起”。

(59) 小平权一,“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研究史”,第85页。国家将实行五年期贷款利息补贴。

(60) 同上,第101、120页。每年的水平如下:1936年,350;1937年,403;1938年,407;1939年,235;1940年,131;1941年,69。

(61) 同上,第119—120页。

(62) 1936年山郡第四大村东岛村也入选。农林省农政局,“农林渔村经济振兴特别协助町村名一览”,1942年3月,重印于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596页。

(63) 见《福岛民报》,1937年6月26日。《关柴村报》,第6期,1938年6月。

(64) 见福岛县,“昭和九年计划制定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概要”,对当年制定的计划进行简要概述。关柴的计划出现在第123—126页。

(65) 其他6种作物是稻米、大麦、黄豆、土豆、蔬菜和柿子。

(66) 猪俣津南雄,“穷困的农村”,从农民的角度充分论证了作物多样化种植的潜在风险。尤其参见第353—363页。

(67) 后面这一话题在规划的第6部分有所提及,涉及到土地扩耕和改良。

(68) 农民可以拿猪粪作肥料,减少对化肥商品的依赖。

(69) 除了承担农业组织的常规性职责外,规划还希望地方青年妇女协会能够帮助做豆腐、纺线织布,并将蚕茧织成丝线。

(70) 在推行经济振兴规划之前,村子就一直在鼓励农民多造堆肥,并开展公开竞赛。1934年4月13日,《福岛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描述了关柴举办了长达20天的农家肥节,据报道该村制成的肥料已经远远超过前一年。

(71) 规划中债务整理那一部分提到债务整理联盟法案,但后来做了删减,只留下工业合作社和原来就有的债务整理联盟作为农村债务政策的核心内容。见振兴规划的第10部分。

(72) 见第12部分,“改善生活的计划”。

(73) 许多经济振兴计划中都出台了改善营养的方法,在关柴,村里建议村民多利用泡菜、时令菜和多样化食谱中的菜品,必要时还拨款进行厨房改革,希望该村最终有一半厨房能够得到改善。

(74) 对此话题探讨最充分的英文版材料是T.C.史密斯,“日本的农民时代和工业时代”;又见同上,“大藏永常和技师”。

(75) SMY,佐藤佐吉和区町,“关于经济振兴计划实施”,1935年9月9日,《1934年经济振兴》,K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