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34年饥荒对许多地方来说是重大事件,但对国家而言这次天灾和以往相比却算不上什么大事。(37) 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1934年东北的状况虽令人绝望,但并没有达到早年作物歉收造成的损害程度。1732至1733年的“享保饥荒”、1783至1784年的“天明饥荒”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天保饥荒”共造成数万人死亡,并致使农业彻底损毁以及农村人口锐减。(38) 其后的社会动荡历经数年才恢复正常。最近几次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灾荒,一次是在1913年,此前还有1902和1905年,由恶劣气候造成的水稻减产幅度甚至高于1934年。(39) 根据史料记载和年长农民的回忆,1934年的灾害并非空前绝后。不知了解这些是否会使农民在第一次咽下树皮加根茎充饥时有所安慰,但我觉得这几乎不太可能。

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饥荒在重塑萧条时期农村社会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便有时不那么直接。最起码,饥荒将公众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上来,激发公众和个人针对东北农民开展广泛的募捐慈善活动。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饥荒;媒体的宣传、照片以及实地考察将农民的困境发送到全国报摊和各家各户,促使当地发生的悲剧成为全国性新闻。

城市工业经济开始反弹,而饥荒却从多方面提醒人们工业发达地区和乡村间的鸿沟有多么巨大。经济振兴运动应努力弥合这一鸿沟,尽管面对天灾人们在短期内无能为力,1934年的粮食歉收使振兴运动的要点更加突出,强调更有针对性地面向农村进行合理规划、促进社区团结和社会改革。(40) 饥荒过后,饥荒救济很快与眼下的经济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振兴运动自身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目标。

1932年的请愿运动和乡村救援国会会议刚过去两年,新一轮从东北到东京的上诉和请愿活动于1934年底发起。(41) 这些诉求以短期应急公共工程资助项目和政府发放余粮救济贫困家庭为首。这两项倡议受到关柴农民的欢迎,调查显示农民迫切需要资金和食物。虽然1934年预算会议削减了大多数公共建设项目,但应急资金(1935年初国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针对援助东北问题投票)还是流向受灾最重的村庄,关柴就是其中一个受益村庄。

同将大米投放到重灾区一样,低息贷款是对抗饥饿的另一个工具。当局还给当地农民提供种子、免税和减免运费(这是日本农村历来应对饥荒的全部招数)。关柴虽然没有得到所期待数量的大米,但是村里进行了两次低价销售政府救济粮,第一次在1935年6月,另一次在9月,118户家庭700多人购买了粮食。(42) 东北所有村庄都获得了政府供应的大米以及公共建设工程资金援助,两者相结合以及政府对当地需求做出的迅速反应,避免了多数农户食物完全耗尽的局面。

私人捐赠也很重要,而且表明公众已切实意识到农村的困境。三井、三菱和住友公司共向福岛县捐赠了55.1万日元,专门用于发展协同工作设施,改善乡村物质和精神上的福利。(43) 由《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媒体机构努力组织的食品和资金捐献也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就连皇室也加入进来,公开为修建社区仓库捐献5万日元,这些拨款连同国家补助有助于减少社区建设成本。

关柴是皇室馈赠的受益乡村之一,而且于1935年修建了第一个仓库。(44) 根据从县里接收救济金的规定,关柴承诺今后必须尽力保证粮食满仓,否则就要偿还受赠大米的金额。该项目的目的是保护社区今后免遭粮食短缺之苦,但意义还不止于此。存储设施的扩容、道路工程以及协同工作场所的建设很快成为经济振兴运动的一部分,并和振兴运动齐头并进。饥荒过后,振兴运动的作用开始重新界定,并促使政府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振兴运动因此成为塑造理想乡村的不二选择。

振兴运动最初几年,很少对运动进行大的变革。所谓的变化多为不那么重要的组织问题,或是一些无需太多花费便能完成的改善工作。在提倡增加农村投资的阵营(代表人物为农相后藤等人)和反对阵营(尤其以藏相高桥为甚)之间持续不断的预算冲突中,通常以有利于仅对派的利益而告终。结果导致振兴运动的指定乡村一直缺乏物质援助,尽管他们获得了大量开展计划的指导意见。因此,在振兴运动之前未实现的创新与改善,至今大部分仍遥不可及。(45)

饥荒过后,扩展振兴运动援助范围的计划开始逐步清晰。基本行政机构如官员所期望的那样正常运转,这表明振兴运动十分受欢迎,很多社区都渴望参与进来。不过小平后来写道,“在那些被指定的社区(已经制定并试图实行计划),人们虽然满怀热情,但仍存在因为贫困致使计划无法实施的情况。换句话说,其中相当多的社区担心会因为资金匮乏导致计划以失败告终。”(46)

特别援助计划是经济振兴部根据小平的建议所提出的方案。官员将这一计划补充到现有的振兴运动中,以确保那些更有前途和更需要的指定乡村得到资金。通过低息贷款、社区自筹和政府直接拨款几种方法,规划者预计能够帮助一些村庄全面实现由于缺乏资金而停滞的计划。经济振兴在地方一级大多提倡的是廉价的改革,但一些项目对社区振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却都远远超出其能力范围。道路、灌溉工程、生产设施以及购买农场牲畜耗资巨大,但是作为和振兴计划组织上、“精神上”等低成本的配套设施来说不可或缺。饥荒突显出农村不堪一击,显然最初构想的振兴运动等国家规划都未能提供农村社会实际需要的帮助。

特别援助计划还涉及预防医学。坐视乡村计划毫无建树的时间越长,经济振兴就越难取得具体成效。如果政府对农村复苏计划许诺食言的话,项目无疑以失利告终。人们期待某些议会成员表达其不满。第63届议会期间,对于复苏计划的评论往往是在质疑经济振兴计划如何能少投入多办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该运动在遏制农村动荡方面也毫无建树。佃租纠纷逐年大幅增加,从1933年的4000件增加到1934年的5828件,1935年则增至6824件。时年佃租冲突的数字创下了纪录,此后该数字从未被超越。

然而1934年预算会议的结果清晰地表明,藏相高桥和大藏省不愿在农村投入额外的资金。任何资金投入都需事先在农林省内进行一番激烈的争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道路工程、灌溉工程、土地开发和其他基础设施工程在农林省内通常属于不同的权限部门。如何设法使资金绕过这些部门从经济振兴部流出,从而能够监管上述公共工程,小平和其他特别援助计划的规划者面临权限和财政方面的重大挑战。(47)

为特别援助计划争取资金的斗争始于1935年夏天。经济振兴部官员实施的第一步是将一千个特别指定乡村的资金需求编辑并打印出来。他们连续几天奋战至深夜,小平助手收集的方案摞起来有一人多高。(48) 第二步小平采取非常规手段,没有凭借这些资料在农林省内部寻求支持,而是直接将计划上呈给农林省山崎农相,避免在内部磋商过程中导致计划流产。山崎同意在会见藏相时争取这项特别资金计划。(49)

接下来要全力以赴赢得高桥藏相的支持。此举显示了小平高超的为官技巧,他复印了前田正名的《兴业意见》并在办公室内分发,确保高桥也收到了一份。小平根据他对高桥的一贯了解,阐明经济振兴部官员非常重视前田的工作经验(认真关注细节,仔细考虑当地条件以及在花钱方面精打细算)。高桥年轻时曾在前田手下工作,而且很早就参与了《兴业意见》的撰写。(50) 把该书的新版本当作礼物送给高桥,此举极为耐人寻味,因为这在藏相高桥的过去经历和经济振兴运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据说藏相十分满意这份礼物。(51) (www.daowen.com)

山崎和高桥也的确召开了会议讨论特别援助资金,据说高桥压根就没看经济振兴部编辑的冗长报告。当山崎解释完毕时,藏相问道:“到底是哪些项目需要援助?”山崎回答“它援助的是村里的骨干人物”,也就是在振兴运动中承诺并愿意带头行动的当地农民。高桥同意了这项富有人性化的请求。他告诉山崎,“如果是你在某些‘事情’上花钱,我就会拒绝你的请求,吸引我的是你正在帮助的那些人。”(52) 他投赞成票的唯一条件就是他要看到这上千个村庄选出的“骨干人物”名单,这项要求促使小平的助手冲出办公室,给每个村庄发电报让他们将候选人姓名及个人履历发送过来。有关信息发来后在编辑名单时要特别慎重,为求把误差降低到最低。一位官员回忆:“哪怕只是一项藏相高桥认识的姓名或个人履历出了错,那么不管我们列出的名单有多长,都将前功尽弃。”(53) 从藏相最终支持了该项目的结果来看,他们没有出现丝毫差错。

1935年深秋,经济振兴部的规划者为特别援助计划进行更明确的界定。(54) 问题的关键在于务必要选出合适的社区。要优先选择那些最需要的地区,而不是把贫困程度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些在自救或与别人合作方面缺乏正确态度的乡村绝不会得到资助,“不管他们有多么穷困”(55) 。

同样,社区必须跟踪计划的实施进程,计划允诺将特别资助名额公平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们,而不是分给“少数地主”或是“有大米出售的家庭”。(56) 最终特别援助计划设置了四个入选条件,满足条件的村子方有资格获选:

1. 获选村庄必须至少一年前就已制定经济振兴计划。

2. 村民必须和谐相处,各类组织健全,必须全力以赴实施振兴计划。

3. 社区在实施计划的重要部分时,一定要避免以贫穷为由仅仅依托自身资源。

4. 社区里一定要有骨干人物来领军。(57)

根据规划者所预期的条件,特别援助计划准许那些愿意实现经济振兴的村庄参选。上述条件虽然重申的是振兴运动的基本原则,但如果与饥荒后推行的特别指定计划联系起来看,具有新的意义。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强调了骨干人物的重要性,即重视那些有意愿、有领袖力的当地生产者。这种对个人条件的重视反映出政府和农民组织对确定和培训合格的生产者作为社区领导人越来越感兴趣。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按贫富程度来划分社区。过去振兴运动没有区分富裕和非富裕社区,而特别指定计划这样做了。1937年挑选程序再次变更,要优先选择贫困社区,进一步将天平向有利于贫困社区的一方倾斜。即便如此,规划者还是解释说特别资助并非公共救济项目的另一种形式。小平于1936年年中撰文表达了他的观点,农林省关注的不仅是将钱分给身无分文的农民。特别资助计划“完全反对那种给雇员发薪水式的失业救济计划”。村民希望参加计划的初衷源自一种振兴经济与重建社区的服务精神。该项目“不仅不会催生人们的依赖思想,反而会日益激发农民对经济振兴的渴望,我可以肯定这必将引导人们迅速执行并完成计划”。(58)

焦点仍然集中在振兴计划和预计达到的目标上:债务协议、收支平衡以及社会稳定。与此同时,特别指定意味着有条件的允许,即使是出于自愿也并非所有社区都能采取措施实现振兴。它们需要更多帮助,也就是额外的资金援助。以这种方式扩大振兴运动,农业部为仍在努力实现理想和振兴的村庄做出诱人但难以兑现的承诺。当别的方法失去吸引力时,资金援助成为特别指定计划押的又一赌注。

最初计划给予所有指定的7700个社区为期五年的特别援助,每个社区平均收到15000日元拨款和额外20000日元的低息贷款。(59) 虽然农林省已将数字减少到1000个乡村和10000日元拨款,大藏省却进一步将数字减少至每年500个乡村,每个乡村平均拨款10000日元。实际上,每年真正被选中的社区数量远远低于500个。最多的一年,大藏省也才选出了407个村子;1941年,这个数字下降至69个。在特别援助项目开展六年后,总共有1595个社区受到特别援助,大大低于最初预期的数字。(60) 小平估计给每个社区的拨款从最少的8000日元到最多的30000日元。这个范围合乎情理;1936年全部拨款预算给350个指定村庄平均拨款14000日元。未来几年中受援者收到的资金预计会减少,不过仍高出大藏省最初“每村10000日元”的估算。(61)

虽然特别指定计划未能实现其作为公共机构的目标,但这并不会使我们忽略它对所选社区的重要性。1936年至1941年间,福岛共有36个镇和村庄被选为“特别指定”社区。在这36个社区中,耶麻郡只有4个,其中3个是喜多方的邻居:西南的山都(1938年)、西北的上三宫(1938年)以及关柴,关柴于1937年被选为特别指定社区。(62) 由于入选村庄数量很少,因此被选中的村庄和当地新闻界把入选看成一件大事。(63) 特别指定计划从多方面认可了关柴自饥荒以来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其目标同样也是政府和国家重视的。关柴的目标在1934年和1935年初步成形,具体内容将在下文加以讨论,第8章和第10章则是探讨目标如何扩展以适应振兴运动的变化(其中包括特别指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