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间的差异往往掩盖了潜在的真相。虽然单凭一个小松这样的小村庄样本就对全村落做出结论的做法不甚妥当,但稍作观察就不难看出一些发展态势。其中一个趋势就是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户数会有所增长。1933年,上述小松16户人家中仅有4户预算有赢余;到计划期结束时,这个数字上升到10户。(13) 这虽然不是衡量计划效果的最合理的方法(因为并不清楚这些家庭是不是曾被告知应该考虑其预算是否平衡),但它确实表明经济规划为改善现状带来了希望。对于村里一些家庭来说,经济振兴承诺他们将有更多的收获。

实现振兴所采取的不同途径显然是小松村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户在村里的经济地位、所采用的途径和所期待的结果相关。拥有较少耕地的家庭比拥有大量土地的家庭计划收入增长得多。由此可以推论,土地少的家庭在减少家庭和农业成本上也会稍逊一筹。拥有稻田不到1町的8户人家计划总收入平均增长36%,而那些多于1町的家庭计划总收入平均增长仅10%。考虑到土地其他类型的这一因素,差别也很明显。当农户被划分为拥有或租用2町或不足2町(稻田和旱田)和多于2町两部分时,结果甚至令人吃惊。6户土地不足2町的农户期望收入平均增长几乎达到53%;而土地较多的农户期望增长值只有大约5%。(14)

各家所制定的支出方案也略有不同。土地越少的家庭在考虑开支时越不太可能大幅削减家庭或农业预算。对于收入预期采用相同的方法,有不足1町稻田的家庭到1938年底计划开支增长了约4%,然而村里其余人家希望平均削减约20%的开支。同样,租种和拥有土地加起来不足2町的家庭预计1938年家庭和农业开支比1933年增长近1/3,然而那些土地多于2町的家庭则预计削减1/5的预算。(15) (www.daowen.com)

之所以提及上述不同因素是想阐明一个观点。这些完全不同的策略表明,计划进程在适应多种经济背景的家庭时留有充分余地。经济振兴撒下的是一张大网。对于处在经济等级底层的家庭来说,其作用似乎在于提高增长的可能性。这些家庭比相对富裕家庭中的一般人家更注重收入增长的速度。拥有较多土地和收入的家庭依靠计划来确定哪些领域应该减少支出或者淘汰那些无利可图的产业,比如养蚕业就没有什么前途。如果小松的计划方案也能在其他地方计划中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就会更容易理解社区范围内参与经济计划的努力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惠及人数众多。

没有人承诺经济振兴会令他们一夜暴富或成为地主。也没理由认为农户在制定计划时脑子里会有这些目标。振兴运动带给人们的是改善境况的希望或者至少情况不会恶化的可能性。这两者对于厌倦了不确定性并对前景充满畏惧的农户来说都是受欢迎的。然而1934年10月即将结束时,计划中的承诺和现实的反差令人震惊。四周农田极目所尽,是那一代人见到的最糟糕的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