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秋,关柴居民第一次收到成捆的表格,由一张张精心绘制的空白图表组成。这是大多数家庭首次直接接触振兴运动,基础调查和振兴计划表格是振兴运动发挥作用的明确信号。表格分发完后举行会议,所有村庄全部到会,知事和关柴新组建的经济振兴委员会成员在会上解释了完成调查和计划的具体步骤,回答了与会者的疑问,并向与会者强调了这首要的一步基础调查对以后运动的重要性。

此外村民被要求完成两个不同却相关的任务。漫长的基础调查提出了关于家庭成员、耕作方式、收入支出、家庭和企业财务等具体问题,这些家庭以前从未系统回答过这些问题。问卷调查要求住户估算生活费用、农作物生产成本以及婚丧嫁娶费用,需要填写的项目还有交税金额、欠债数额以及借贷来源等方面。被调查者要求依据调查前的家庭状况来回答这些问题,对关柴来说就是上报1933年的家庭状况。

第二阶段的任务更为重要。一旦基础调查完成后,村民随即转向计划阶段。调查询问了1933年农户的有关情况,振兴计划要求每个家庭规划未来5年如何提升每年的经济状况。计划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调查的结果。例如,村民针对每个调查项目提供了1933年家庭状况,还规划了1935年到1939年每年收入的预估数。家庭支出、收入、税收甚至家庭规模和婚礼费用都列入计划。但也有几类开支不在调查之列。计划表鼓励被调查者在已种植作物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农作物,拓展新的收入来源,或将开支费用分解成更加微小的细节,提升以前未加留意的节俭空间。这正是振兴思想的关键所在。在配合规划进程所召开的村庄会议上,知事等人实事求是地讲解了计划的实施过程以及改进方案。

这两组数据,一是每个家庭的基础调查,二是计划实现振兴的具体说明,最终由每个村庄收集并汇总到关柴经济振兴委员会。委员会对结果进行整理并编制一份涵盖了整个乡村的调查结果和计划方案。关柴基础调查和经济振兴计划的最终草案,几乎有手写的50页纸那么长。该文件至少针对两类读者,一是本地读者,村民和管理者参照调查和计划的结果来评估运动的进展。另一类读者更为广泛。在年度报告刊印其删节版本并送至农林省之前,经济振兴运动办公室的县级政府官员要仔细审查该农村计划。为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基础调查的内容还包括关柴的历史、地理背景、神龛与庙宇的数量和种类,以及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风俗习惯。(4) 通过基础调查,振兴运动涵盖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仅限于生产和消费。

在后来提交给县里的报告中,几乎所有记录都与关柴经济振兴运动有关,整个关柴村成了早期振兴运动的中心。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意义非凡,但对经济复苏计划于事无补。毕竟家庭和村庄才是经济振兴运动的核心阵地。对一个典型家庭来说,是否理解振兴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对农村家庭成员的潜在意义。一个叫小松的村庄是深入基层的典型。小松村位于关柴北端,20世纪30年代只有不到20户人家,佐藤佐吉知事便是其中一家。

小松村农户的经济状况与其他乡村家庭大体相同。在1923年即允许合法确定土地所有权的最后一年,村子里分配给那些仅靠种地为生的农民略大的份额(与整个农村约1/3的家庭相比,小松有一半的家庭仅靠种地为生),而这一比例和整个关柴同时拥有耕地并出租的家庭比例正相反(小松大约有1/3,而关柴有略多于一半的人)。这样一来,在租户比例上小松和规模较大的村庄大致相当。虽然小松有五户居民确实对外出租农田,但村里最大的地主并不在小松。(5)

1934年10月,村里18户家庭分别向渡边新太提交了一份振兴计划,渡边本人是农民、小地主兼村委会和经济振兴委员会成员。渡边负责收集整理数据、制定应对措施并为全村起草振兴计划。(6) 尽管这些计划于1934年提出,但仍把1933年作为衡量未来发展的基准年份。(乡村的振兴计划也同样如此。)每个计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依据性别和从业状况(农民或非农民)列出了1933年家庭成员的数量并对未来五年的变化做出估计。每户提供其土地使用和拥有的情况。计划记录了农户拥有或出租稻田、旱田、森林或居住用地的数量,以及在5年跨度中(即1933—1938)家庭计划对各类土地用途的规划。

计划第二部分为家庭收入,进一步细分为农产品(如大米、土豆、大麦、小麦),水果、养蚕、工艺品(最重要的是竹制品),牲畜、鱼、木材和“其他”种类。第三部分对开支的划分更具体,要求农户估计与农业相关的19项不同种类的开支,25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开支和6个税费品种。计划还对未来5年收入和支出的趋势进行预测。

计划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家庭自给自足方面的。计划文件要求农民报告1933年他们生产的自制肥料和服装的价值(仅举两个例子),然后对未来5年中的每一年做出预测。显然,这种做法使农民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花销了然于胸,从而鼓励他们尽可能自己生产所需用品。他们越是依靠“本土”自产的替代品,生活开销就越少,那么需要借贷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小松的计划提供了17类能够自给生产的产品。不仅包括肥料和服装,还包括粮食、其他食品、牲畜、饲料、鱼和木柴。

小松的复苏计划并不涉及人口规模或土地使用方面的显著变化。据农户预测,尽管比起草拟计划时5年后工作人数会增加(65比54),但村里总人数可能大致不变,刚刚超过140人。据村民报告,1933年他们耕种了21.7町旱田,约2町稻田,并计划到1938年再耕种2町以上稻田,同时保持旱田数量不变。农民期望自己少耕种土地,多出租土地。在小松,这意味着自耕水稻田份额从75%下降到不足70%,而自耕旱田份额从90%下降到86%。在考查以下所列举的若干个案后会更清楚这一数据。

村公所呼吁村民在制订计划时考虑多种收入来源,小松居民对此积极响应。(7) 他们预测,未来5年水稻产值将增长25%,到1938年农产品收入总和将比1933年增长28%。增长不仅出自水稻,也来自大麦(将取得2倍的收成)、大豆(增长80%)和蔬菜(农民希望1938年的收成能比1933年超出4倍)。柿子产值预计增长超过50%;计划开始实行时其他品种的水果仅产值17日元,而到1938年预计产值将超过原来的10倍。

丝绸产值的涨幅预计较为温和,但和水稻一样,它仍是地方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规划者预计丝茧作物的产值将从2000日元上升到不足3000日元。有迹象表明,农民起码考虑到了多种经营:未来5年,他们预计增加鸡、鸡蛋和兔子销量;还计划养殖山羊和鱼,这对小松村民来说都是新增项目。这也表明小松的农民对经济振兴规划者提倡多元化号召做出了回应。尽管强调新增农产品,但水稻仍是村里最重要的作物。1933年水稻占农业收入的95%,就算如果一切如村民所愿,五年后水稻所占农业收入也将超过92%。(8)

通过种植和销售更多常规作物和增加新产品,有望在短短5年内将村产值提高约1/3。(9) 计划的另一方面当然是对年支出做出预测。需要农民估算出提高作物产量和增加饲养牲畜方面需要花费的成本。饲养牲畜和技术改进所需资金是必要开支,农民不得不考虑到成本有可能会超过收益。计划将帮助他们慎重衡量这一投资风险。计划文件中支出被划分为农业和家庭两类,针对农业支出要求农户计算每项开支,包括种子、肥料成本、劳动力以及农用工具支出。

结果是计划内村民每户1938年的农业支出将比1933年减少10%。19类农业开支中有11类支出预计会减少。1933年,当地农民最大的三笔支出由大到小分别为肥料、租金和劳动力。当计划开始实施时,仅肥料支出就占所有农业支出的2/5,租金支出占1/5。小松农民提出肥料支出削减16%,将劳动力支出削减1/3以上。这正与经济振兴计划所强调的使用自制肥料步调一致,同时反映出振兴运动提倡各家各户提高自有劳动力的利用率。如果小松村民能按计划减少开支,到第5年底肥料支出在所有支出中仍占大致相同的份额,但劳动力成本将会从14%下降到10%。

并不是每项支出都会减少。人们预计租金总支出会略微上涨,对此经济振兴规划没有异议。这并不奇怪,因为有农户计划租种更多的土地。牲畜饲料成本也将大幅增加,从115日元上涨至381日元,而建筑维护费仅轻微上涨,此外,预计用于土地改良和蚕茧梳理机的费用也会略有增加。大体上讲,小松村民在维持或减少农业经营成本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小松村民还热衷于削减家庭开支。虽然几乎不可能削减税费,但在家庭预算上还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据村里报告在计划初期各户的家庭开支达到每年8300日元,计划未来五年削减近1300日元。建议削减25项支出中的15项,最大开支项目是服装费(削减20%)、医疗费(从650日元到228日元,削减近2/3)和酒类消费。

饮酒支出值得进一步讨论。制订计划时,酒是村子里第三大类消费品,排在服装和“其他”类后面。事实上,尽管居民计划到后期减少15%的饮酒支出,但如果大家言出必行,那么其他方面支出的急剧削减意味着到1938年酒将成为村里第二大专项支出。1938年饮酒支出预计达到每年834日元,仅次于服装开支。还要指出的是,酒是少数几个不属于政府鼓励实行自给自足的消费品之一。

经济振兴计划确实鼓励自给自足生产其他日用品,计划书在最后一节还专门讨论了自制和自行开发产品领域。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村民在自己供应粮食、自制肥料和柴火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然而他们对1933年后的五年似乎并未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期望自产自用的谷物价值能增长约5%,肥料增长约10%,秧苗增长约25%。肥料最受关注,因为农民很大程度上依赖它来提高农作物产量。农民任何一种自产产品的增长都会减少开支,腾出的钱可做其他用途。

小松的经济振兴计划各个部分的总和虽说算不上太好,但也不是很糟。简要回顾村庄整体规划可以看出居民对经济振兴计划做出的反应,但从各家各户所制定计划的个案中能够看出最深刻的见解。对于一般的关柴农民来说,经济振兴最为具体的方面无疑体现在经济复苏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上。小松18个家庭中有16户提交了完整的振兴计划,计划不仅重视农民苦心经营的细节,还很关注他们身上那种非同寻常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表7摘要列举了这些计划的要点。

表7　1939年关柴小松村16户家庭实施经济振兴计划的预计结果

(1933年=100)

注释:以上数字代表1939年所预计的农作物产量、收入和支出,1939是关柴第一个经济振兴计划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每类中每个家庭按1933年的预计结果为100来计算。这种概算方法是在1934年提出的。已经纠正过原始文件中的计算错误。由于远藤功三部和宇田利器两家没有完成调查表格,因此这两家的情况并不包含在内。其余的报告依照其原始顺序列出。(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根据SMY,小松村经济调查资料,1934年10月,KST。

如前所述,小松村统计数据整体上表明每户人家都计划在提高收入的同时减少支出。然而,看看各家制定的目标不难发现,没有两家实现经济振兴的途径是完全一样的。农户奉行多种多样的振兴“策略”。在计划之初(关柴是在1933年),被调查者分120余种不同种类记录下了其收入、支出、农作物产量、家庭规模、拥有土地和土地使用状况,在接下来5年中每年都更新记录。(10) 划分类别范围广泛而有趣,但这也是最简单的方式,计划及其附带的相关解释鼓励家庭开拓新的收入来源,种植多样化农作物,并尽可能削减支出。下面笔者以三个农户家庭为例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应对挑战的。

知事

佐藤佐吉对经济振兴运动的热情并非什么秘密。他不仅较早地肯定运动对乡村的意义,而且直言不讳地支持振兴并对运动寄予厚望。本书第9章将描述佐藤以地方领导人身份参与这场运动的详细过程。本章的关注点略有不同。知事的身份代表着双重机遇,他不仅是积极投身社会振兴运动并颇有见地的公众人物,同时还是相对富裕农民家庭的领军人物。本节探讨他如何将其公开宣扬的思想准则应用到他自家的私人领域中。

佐藤家有11口人,是小松村的纳税大户,其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知事的工资收入和补助。在小松,家庭在农作物产量和土地拥有量上仅略高于关柴的平均水平。佐藤家有1.4町稻田、1町山地和5町多的林地。多数土地由自己耕种,1934年,有5个人把自己归类为全职农民。家里种不了的土地就租给本地佃户;20世纪20年代初,近一半旱田和超过一半的稻田被出租出去。有记录显示,1933年家庭成员收回了大量稻田自己耕作,仅将小块土地租给别人。

同拥有充足土地和劳动力的其他农户一样,佐藤家种植多样化作物,有着多渠道的收入来源。水稻是最重要的产品,但佐藤家同时还种植马铃薯,多种谷类和蔬菜,柿子和其他水果。鸡、兔子、少量的蚕以及木材都是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丰富了佐藤家的农业收入。他们所拥有的林地保证了其稳定的木材供应,除了满足一般性需求,泡桐还是做家具和乐器的一流材质。此外,佐藤家还能依靠知事的工资和津贴;虽然不是很多但至少属于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用来贴补农业收入的不足。

用当地标准来衡量的话,佐藤一家是成功的。即便经济振兴计划对于比较富裕家庭的改善并不能立刻显现。佐藤家早已在农场开展了多种经营,因此做出重大调整的空间相对较小。然而,佐藤一家的经营方式反映出村里境况较好的农户实施计划最常用的途径,知事提出逐步改变生产和调整消费来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多利润。例如,他计划到第五年年底水稻产量增加约20%,所有的增长效应在规划期的最后两年有所显现。知事还期望他家能尽量多产出大麦和小麦,此外,柿子产量要增至3倍,蚕丝产量翻2番。

即便有上述方面的改进,各种农作物对增收的重要性也不会有大变化,水稻依旧是农业收入的重中之重。只有那些计划依靠木材增收的家庭改善了收支平衡;计划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预计能够从销售泡桐上得到500日元的收入(这一点上远远超过了年度收入增长2日元的预期);从这个层面来看,树木比水稻更值钱。无论如何,通过销售木材,农户提高了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率,但他们似乎也没有计划从其他领域挪用资源或劳动力来砍伐更多泡桐树。

在支出方面,佐藤家并没有大幅削减开支,而是再次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逐年减少支出项目。他们期望五年后能将农业成本削减约15%,这样便意味着人们都需更多地使用自制肥料并减少购买商品。如前所述,尽管其他农业产出大致保持不变,但农业生产本身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1933年,佐藤家在所谓家庭开支上(教育、娱乐和食物等)比村子里其他人家都要多。他们预计到1938年仅削减掉开支的10%。知事承诺,在第一个经济振兴五年计划结束时,他们家预计在鱼、糖和娱乐上支出每项减少5日元,在教育开支方面减少50日元。

内海春树

村里有四户人家缴纳的收入税最高。内海春树(生于1884年6月21日)是为首的一个。他在经济振兴中所做的努力超越了家庭范围,振兴运动一启动,内海就加入佐藤知事,与他一起为推动经济振兴计划而努力。他对二宫尊德学说及其在农村振兴中的应用特别感兴趣。内海后来推动并领导建立小松村报德社,他是当地少数几个深受报德社影响的农民之一。

这个十一口之家欣然采纳多元经营的建议。1933年,内海家从农业生产获得的658日元的收入中有640日元来自水稻。(他家有1.4町稻田,出租一小块,还有不到1町的旱田。)到第五年末,内海计划水稻的产量和收入将增加2/5,同时,在原有作物的基础上增加大麦、蔬菜、红豆和西红柿。由于新增作物和原有作物产量的增长,预计农业收入将增加一半,同时水稻占有份额减至90%以内。柿子产量将增加3倍,但蚕茧有所减产。内海家1933年养蚕收入435日元,计划1938年底该项收入降至250日元,下降幅度超过2/5。(11)

内海的另一个承诺是计划在家庭传统副业中加大牲畜饲养量。尽管是从头开始,他在计划中写道,他希望把饲养的兔子、鸡和收获的鸡蛋拿到市场出售。他预计在计划期结束时,这些农产品每年能给家里带来40日元的净收入。对于哪些方面的收入可能会减少,他也做出了估计。1933年木材收入达到550日元,原因在于他拥有大片林地。尽管家里人还会继续利用这些现有资源,但也不能涸泽而渔,因此预计此项收入将减少到150日元左右,这意味着尽管开展多元经营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农业收入有所增加,但内海家1938年总收入比1933年减少了10%。

内海希望通过削减2/5的农业开支(家庭计划中肥料和劳动力开支都急剧减少)来补偿收入的下降。然而有一些开支无法削减。不论制订计划与否,他每年必需支付56日元的土地租金。在计划期初始阶段,租金仅占所有农业开支的1/10,但当内海家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削减后,最终这56日元占农业开支的2/5,使它成为继肥料之后的第二大农业开支。

根据内海的家庭开支明细单,1933年是花销较大的一年。他记录的开销如下:500元婚礼支出,200元毕业典礼支出,360元房租支出,300元“求职成本”和200元服装支出。这些开支可能是社区内许多家庭在某些时候都需面对的,但以乡村的标准来衡量内海的预算近乎奢侈。(要知道在基础调查报告中属于“上等”税率的家庭,或者说是每年多支付25元特种家庭税的家庭,在1933年婚礼的平均开销也不到400日元。)

即使内海家相对比较富裕,他也不得不外借约1400日元来应对额外开支。不仅如此,他还计划不久以后还要至少支付一场婚礼的开支。这些额外开支加起来比他家日常开支的预算总额还要多。例如1933年,内海家的正常家庭生活开支差不多是1000日元,而“其他”种类(其中一些上文已经提到)的费用开支达到1700日元。到振兴计划期结束时他希望家庭日常预算能削减30%以上,但仍需支付更多额外费用。从内海家的例子不难看出,家庭重大事件和所担负的各种责任有可能会让经济振兴计划中的任何努力付诸东流。

小日山家

小日山善八(1892年11月17日出生)是九口之家的主人,他家只有3到5町的旱田,租种2町稻田,在村里是缴税最少的人家。制订计划时,他家只种了少量水稻、小麦、大麦等品种。1933年这些庄稼加起来总共才值29日元,其中水稻仅值8.2日元。对于小日山家来说,最正确的路线似乎是放弃农作物多元经营,而且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转向扩大水稻和大麦的产量。五年后,他家计划放弃种植一些作物,如降低小麦产量,而大麦和水稻产量增加近一倍。他还计划蚕茧产量增加一倍多,由此而获得的收入将由35日元增至77日元。1933年,小日山家养了4只兔子,预计到1938年能达到50只。养殖、鸡蛋和鲤鱼有助于完善家庭新的经营项目。所有这些新项目预计能为家庭收入带来实质性的飞跃,1933年养鱼和饲养牲畜的收入仅为2日元,到计划期结束时,收入有望达到205日元。

根据小日山的计划,这些增产尝试和多样化经营在计划第一年就开始奏效,给家庭带来了70%的收入增长。五年后总收入将达到1933年的3倍。换句话说,小日山家的人均收入将从1933年的13.3日元达到五年后的40.3日元。由于农作物产量增加,小日山预计在农业方面投入更多。1933年他投入在农业管理上的费用仅为33日元,但到1938年底预计投入将增至100日元。最大开支来自化肥(几乎增至3倍)、饲养牲畜(从0日元增至50日元)和租金。他希望能用自制肥料来减少化肥开支,但也许会比以前购买更多的化肥。1933年他家仅支付16日元租金,但接下来的一年租金开支达到45日元。(12)

小日山还计划略微增加家庭日常开支。由于在教育、食盐和一些次要项目方面支出的增加,第一年全家预算预计增长3%,五年后比1933年增长12%。娱乐消费将从50钱增至80钱,同时饮酒开支(1933年是8.5日元,是位列礼品、教育和照明之后的第四大开支)将增至10日元。小日山家虽然没有买肉的计划但会多花20钱来买鱼,这样就使年家庭日常总开支增至1.5日元。

对于小日山家来说,经济规划和经济振兴运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削减开支。他们的计划经过深思熟虑,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改善境况,这也表明该项运动的最低目标是希望对社会中贫困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农民有所帮助。增加蚕茧产量以及增加牲畜和鱼类养殖意味着小日山家将增加大量额外工作,没有迹象表明他家会雇用帮手。

这正是经济振兴运动所提倡的做法:多种经营,尽可能增加产量,减少劳动力闲置。如果没有经济计划和振兴运动,可能小日山家也会努力去寻求改变;尽管如此,小日山在为未来作考虑时如果忽视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将是不明智的。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村里提交的所有计划中,只有小日山一家的计划列出了价格表,这也表明他是在多么认真地进行着该项计划。他记下以后几年他对日用品价格的估计并列出1934年后他生产的几乎每样东西的价格。从他利用这张表格计算收入的做法来看,似乎没有人像他如此系统地实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