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起,时年17岁的新潟佃农西山浩一开始写日记,他记录了身边发生事件的细节,并保持这一习惯直至1995年去世。(94) 大量的日记展示了西山对学习的钟爱;尽管西山很早就中断了学业,但他常和朋友们聚在一起读书学习。他们一面热心寻觅更先进的农业新技术,一面又做着截然不同的事情——潜心读书,接受新思想。

强有力的迹象表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这种渴求自我提升和改良农村社会的精神诉求非常普遍,而且对农村社会如何应对大萧条产生了重要影响。诚然,兵库农协此类组织的出现反映出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是政治家决策的产物,然而这仅仅是经济振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关键元素当属大众文化。

由于年轻一代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明治初期的时代影响力,提升自我和改善自我已成为这代人的事业信念和教育理念。(95) 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及一系列励志类报刊赋予他们宏图抱负,此外学校教育体制日趋标准化和平民化。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就已相当高,这都是教育体制变革的成果。至少对青年男子来说,征兵和军训也是其成长体验的一部分。因此学校和兵营是年轻一代熟悉的教育阵地,其父辈却只能望之兴叹。

尽管明治教育体制有诸多不当之处,而且大批年轻人发觉了失去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好工作的机会,但显然正是这一教育制度不断培养出训练有素、富有抱负、勤奋好学的青年男女。正如厄尔·金曼斯等人所说,所谓的“崛起于世界”和报效国家的思想从未被人遗忘,而且这一理念又转化为实际行动,具体表现为经济改革和国家吸纳大学毕业生的能力。(96) 大萧条爆发时,明治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组织领导人越来越多,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新生代已悄然崛起,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都是成熟教育体制和社会化进程的成果,同时也成为日本步入现代国家之列必备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村社会不但是地方进行自我提升试验的肥沃土壤,还常常为社会能动论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西山浩一的日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是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日本学者所熟知的农村十大战前日记作者中,有七位出生于日俄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时间跨度从1898年到1908年,西山也是在此期间出生。这些人几乎都是完全意义上的佃农,租种2到3町的土地;他们的教育程度大体相同,无不对知识充满渴望,热心求学、潜心读书。(97) 当其成年时,这些渴望知识的诉求很容易得到满足。

20年代中期,杂志等出版物开始面向大众发行,并在种类和数量上呈现爆炸式发展的态势。因此塞缪尔·斯迈尔斯得以有机会在乡村家中的书架上摆放诸如《改造》之类的左翼杂志,接触到社会和政治批评言论(当然这都在当局新闻审查范围内;而有关天皇等众多话题则完全不在审查之列)。地方、乃至全国杂志都向编辑、作家甚至是小说家发函征稿,为新思想和普通读者提供了表达意愿的平台。在农村,青年男子协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创办的报纸为新生代农民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平台,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恰恰能清晰反映农村现状。

20年代以前的新闻媒体并没有发挥出这种实际作用;可以说直到那时,农村社会才形成明确的读者群体。(98) 地方报纸尽管没有刊登对摆脱农村危机的见解,却展示了农村年轻一代追求自身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坚定决心。(99) 1932年年中的一次针对青年男子协会会员的全国调查中,一位评论家在对新潟和长野北部地区观察十天后得出的结论能够反映许多人的心态:

如果把我们农村比作黄包车的话,那么城市就是汽车,它所消耗的汽油就是大量的资本运作。帮助黄包车之所以毫无意义,在于它已失去和汽车进行角力的机会。我真怀疑那些认为多帮助农村会给城市带来打击的人的精神是否正常。难道即将进入精神病院的农业评论家还不够多吗?

我坚信眼下拯救农村这辆黄包车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其转变为摩托车,好跟城市这辆机动车并驾齐驱。当然,重建农村的任务十分艰巨。在重建过程中,由于合理化重组,农村会出现许多阻挠压制者,领导阶层也会变更。然而,帮助那些跌倒在地的人,或是那些本来就难以自立的人原本就是社会的责任,而不在乡村振兴政策予以考虑的范畴之内。在采取这样一个重大举措之前,我们必须消除这种凄凄哀哀的心态。

打开窗子吧!难道你不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吗?(100)

没有哪一家地方杂志的知名度和读者群体能够比得上《家之光》,它一直在不懈地宣扬农村自我提升和改革思想。自1925年创刊之始到30年代中期,《家之光》就已成为农村最流行的出版物,每三户家庭就有一户阅读这本杂志。不像当时其他流行读物,《家之光》从不在书店中出售,只能以预定方式购买,通过设在工业合作社的全国销售网络面向农户直销。这一方式令其影响力更引人注目;1932年7月,月发行量超过20万份,1935年7月达到100万份。1937年发行量接近150万份,刷新了战前记录。(101) 杂志富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在于随着经济振兴运动的发展,工业合作社的会员基础不断壮大,而同样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杂志编委的精心策划,他们一直在努力打造一份能够反映农村读者需求的杂志。

大萧条爆发之初,《家之光》的基调和组成结构就已有了一系列变化。新任编辑梅山一郎特意采取措施来增强杂志对农村读者的吸引力。1930年后,社论和规劝性内容仅1/3版面不到,其余部分为娱乐、读者意见以及封底儿童读物专栏。(102) 早年长期为杂志撰稿的山崎直吉再三提出自给自足和热爱土地的思想,1930年后重新加入撰稿人行列,而且在文中提出的建议更具实用性和攻击力。

《家之光》敦促读者采取积极措施来改变现有生存状况和农村的社会环境。刊物焦点曾一度对准改善农业管理的基本要点以及提高工业合作社的服务水平,但并不局限于这一范畴,还开辟大幅空间讨论乡村文化、艺术和社会改革,不久经济振兴运动也开始效仿这一综合性措施。总共采取了三大策略,一是模仿其他流行杂志,特载文学、戏剧、电影梗概、幽默和漫画,这一举措将民族共有文化推广到农村。例如,吉川秀治、贺川丰彦等作家开始在1932年中期撰写连载小说,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第二大策略是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乡村独有的文化特点上来,让他们不仅意识到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有显著区别,而且还应继承与发扬这些文化特质。一方面安排版面宣传农村生活的种种长处,另一方面穿插报道了都市生活的阴暗面;《家之光》还经常提到移居城市的危险性、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以及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103) 杂志编辑指出,合作、和谐与稳定同农村社会关系一向密切,并以此证明存在一种独立的农村文化,有必要将其发扬光大。为实现这一目标,杂志鼓励成立地方演艺组织(表演有关乡村主题的短剧,来突出反映几大热点问题),并征集读者意见,就有关当地生活和农村家庭的纪实性、虚构性文学作品发表自己的见解。(104) 《家之光》建议农民以辛勤劳动为荣,并宣传在农村大有可为的思想,目的是要抵制城市生活对农村的诱惑,为农村寻求更光明的未来指出一条出路。

涉及到生活方式、农业管理实践以及日常活动方面的变革虽然具体但似乎难以实现,因此第三大策略就是将变革的设想转化为现实,把农村建设得更为繁荣、富有活力。1929年之后,杂志栏目越来越贴近农业家庭的日常事务,为解决农户的实际问题出谋划策,并提供详细的生活案例分析。(105) 杂志经常刊登家庭预算、作物多样化种植计划以及合理分配劳动力和时间等建议,同时,就面对日益恶化的大萧条地方应当怎样制定最佳应对方案这一议题,展开了一系列非正式讨论。

显然,杂志还以生活改善运动为契机,试图给农村社会带来一定启发。早在20年代初,改善日常生活运动就已在文部省的倡导下开展起来,运动致力于改善家庭卫生条件和营养条件,提高现代家庭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106) 起初主要针对的是城市家庭,但这一理念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很快就变得同样适用于农村家庭。20年代末以来,《家之光》就一直在强调上述改革的重要性,经常谈到改革在建设农村社会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繁荣经济,还能丰富文化生活。例如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可以为人们带来休闲的生活,在繁忙的劳作之余可以发展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当然也可以进行娱乐。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能够与城市相匹敌的农村,在杂志致力于推行改革之余,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想到他们将终生面对乏味辛苦的劳作、糟糕的健康状况和单调的饮食结构,年轻人势必会离开农村,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

日常生活改革在许多方面貌似有利。《家之光》的撰稿人为农村勾勒未来时,既不希望农村社会一味模仿东京的灯红酒绿,也不希望农村回到原来那种虚幻的田园生活。相反,《家之光》和其他面向农村的杂志都鼓励农民思考如何建立现代农村,但这种现代农村又独具农村特色。(107) 这些想法和建议是公众对农村改革思考的结果,而且在经济振兴运动开始前就早已形成。

农村经济振兴的宏观策略带动了经济和社会改革,其号召力还明显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二宫尊徳(1787—1856)思想再次风行一时。他主张农民应当“多多工作、多多赚钱、厉行节俭!”。大萧条爆发后这一理念仍具有很大吸引力,从二宫针对社会和经济改革提出的报德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08) 一方面配合了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上至全国下至地方,报德社的活动家影响了无数日本农民思考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直以来二宫的思想在农村和政府机构都很受欢迎。国家赞成有组织地推行重规划、重节俭的报德思想和农业价值观,在地方改良运动期间对这一观念的重视达到了顶点,而即便是在此之后官员仍然兴趣高涨。30年代初,两大全国性报德组织中央报德会和大日本报德社仍在发挥强大的影响力。中央报德会负责出版发行《公民》,通过这一杂志后藤文夫和农林省官员小平权一等人表达了他们对报德思想的支持,并借此赢得读者对经济振兴的支持。

大萧条也让大日本报德社有充分机会直接检验其主旨精神。早在1931年,作为静冈县农村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报德社成员就开始用报德主义的种种方法来帮助该县的几个村庄“重建”和改革。大日本报德社副主席石原慎太郎是二宫思想最杰出的代言人,他在土方村开展工作时,运用调查、规划、债务清偿和精神劝诫的方法,将该村经济带回原来正常的轨道。(109) 这和农林省最终采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后来土方村因表现出色而获得肯定,并被选定为经济振兴示范村,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二者的密切联系。(110)

石原后来经常提到他在土方村的演讲和培训工作,这些工作方法成为大日本报德社大萧条时期政策的第二大组成部分。1933年到1938年,石原和其他报德运动的活动家一起开展了15次主题为“重建国民生活领导人讲习会”的系列讲座。尽管约一半的讲座为期仅两周时间,但其余一半通常能维持45天,而且在内容上有别于一般的讲座,更像是研讨会或讲习班。与会人员受到精心指导,能详细了解到报德的原则和领导技巧,还就其自身现状和所在社区面临的问题一对一地进行了咨询。共有2000多人参加了讲习会。

和其他报德思想的追随者一样,石原毫无保留地支持二宫教义的基本宗旨。在一次讨论中,他援引二宫在他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困难,为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提供思路,并得出结论:既然当时二宫采用的方法很有效,那么用它来应对眼前的困境也同样会奏效。(111) 他指出,30年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早已存在,快速应急措施并不会带来什么收获。石原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节俭、勤劳和服务社会的意识。他把抽象的报德主义宗旨转化为切合实际的建议,希望陷入困境的农村社会能有所转机。石原指出:“眼下农村有众多组织,如青年男子联合会、妇女会、农协以及工业合作社,但这些小集团的派系斗争给农村带来冲突,由此而导致农村陷入混乱的事例屡见不鲜。”他认为,阻碍农村经济恢复的原因在于组织效率低下以及误用了低息贷款等救济方法。(112)

石原提醒听众关注自我振兴的力量。在经济恢复进程中,个人学会自立固然是一个关键步骤,但他同时强调应在社区范围内寻求解决方案,石原提出道德劝诫的方法,虽然这一理念并非完全由其首创。(113) 尽管石原很难为这一方法下定义,但在讨论这一概念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很重要。一是需要用更为全面的、受报德思想启发的世界观来取代西方个人主义和竞争思想。二是建立村级组织,为这些新观念提供实践场所。

在石原看来,村级道德劝诫始于经常召开基层村落级或是村级集会。在基层村落,各家各户至少派两人参加每月一次的集会。村级碰面会也会召开,但次数不会太频繁。在集会上,村民将会聆听地方领导鼓舞人心的系列讲话,此外还会传达思想、部署具体的振兴计划、答疑以及制定明确的目标。石原相信,集会活动能把村民团结在一起,促使他们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同时还能加深他们对现有方法的理解。绝大多数的农村组织碰面不够频繁,而且涉及人数又太少,因此不足以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石原认为,只有整个社区共同致力于道德劝诫活动,各个组织才能更好地为社区服务。(114)

集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探讨解决危机的现有方法,引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启发村民思考自身的问题。石原希望人们密切注意西方思想的破坏力,并希望通过引入更适合日本的新思想来弥补这一缺陷。在石原拒绝接受的众多西方思想中,多次出现冲突、竞争和个人的收获(所有这些价值观却能和城市文化相契合)。(115) 他以达尔文主义为例说明上述三大因素是怎样构成西方世界观的。石原指出,达尔文主义强调牺牲他人利益来获取个人成功。倘若人们信奉达尔文主义,那么社会进步将会建立在冲突和破坏的基础之上。其中蕴含的意味一目了然: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击败别人。(116)

石原试图建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他认为报德主义教会人们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西方所看重的个人得失其实并不重要。为了说明其中的含义,石原用对银行职能的两种不同认识来做例子。从西方观念来看,银行由官员、股东、储户和贷方组成,他们在银行的利益各有不同。股东希望多分红,储户希望多得利息,而贷方则希望少付利息。任何试图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举动都可能致使银行倒闭,因此不同利益集团都在为占得上风而不停地争斗。从二宫的角度来看,开银行的人乐意接收存款,也同样乐意将钱借出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把钱拨到最需要的地方。股东处于借贷活动的核心地带,储户也会明白其存款将会派上用途。换言之,至关重要的是应当把参与银行资本运作的人看作同一家企业的不同组成部分,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一旦用这种态度来看待银行,利益冲突和竞争这两大问题就不再有关联。他最后总结说:“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处在不同立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117)

石原提出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显然单凭农村生活的组织方式(它们不会陷入像石原列举的银行各方那么复杂的利益冲突),无法自行完成社会改革。为了实现道德劝诫,村民应当团结一心重新组织起来,通力合作,避免出现各自为政甚至是冲突的局面。石原写道:“只有将每一个村落、村庄和地区团结起来,开展有组织的改革,才能称得上成功的组织机构。”仅仅委派几个人到委员会、指望他们来领导其他所有人,是远远不够的;整个社会必须联合起来,否则就不可能使乡村、城镇乃至整个国家获得新生。(118) 在启动真正的改革之前有必要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因此石原倾向于在基层村落召开集会,同时发展乡村报德社,而这两种方式尤其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

振兴理念的可塑性极强,因而这一思想很快就被许多代言人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村传达。振兴的理念和实践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料想这将会成为农村社会需要面对的一系列新情况。到30年代中期,这一理念有可能融入农村和农户的生活,但如果退到10年前,连尝试一下都是不可能的。当时像《家之光》之类的流行读物已拥有广泛的农村读者群体,同时,随着其他形式大众媒体的发展,读者规模还在不断扩张。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则标志着另一个分水岭。不论是合作社、青年男子联合会、妇女会,还是由农本主义者组成的协会,都有助于推动农村改革,因而二三十年代期间,农民日益被有效地组织发动起来。

也许更重要的是,后萧条时代不仅标志着深入农村社会方式的转变,而且表明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也在变化。经济振兴运动、工业合作社运动,甚至倡导二宫思想的活动家都标志着整个社会正处在变革之中。没有人可以置之度外。每一个人都致力于重建农村,官员、活动家乃至越来越多的日本农民都相信他们应当涉身其中。下一章将讨论改革由理念转化为实践的过程。

(1)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15页。

(2) 同上,第16—17页。另见帝国农会对该计划的详细描述,“农村经济事例”,1931年11月,NSS1:2,第1—21页。注意楠本对福冈计划的描述和帝国农会的版本并不一致,后者认为计划在县级农协展开。这和松本贺久的说法更为接近(见第207页注释②)。又见中村正则,《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描述了长野的早期规划行动。

(3) 帝国农会,“农村经济事例”,1931年11月,NSS 1:2,第3—4页;另见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15—16页。

(4) 小平权一与近代农政编修出版委员会编著,《小平权一与近代农政》,第118—119页。

(5) 松本贺久,“改善农村经济”,第5—14页。

(6) 农协鼓励兵库县以外的地区开展计划运动的例子见《福岛县农会报》125(1931年9月):28—29、126(1931年10月):24—25,以及庄司吉之介,“福岛县农会刊物”,第289页。

(7) 帝国农会事项编委会编,《帝国农会事项》,第526页。

(8)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3、27—28页。出生于兵库的山胁(1875—1941)在进入县议会并担任议会主席之前,曾在东京大学短暂就读。1921年,他担任兵库县农协秘书,随后担任主席,直到1941年故去。长岛(1879—1951)也是兵库人,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院。1914年,他先后担任县农协技术员和秘书职位,后来成为县农业事务部负责人。继山胁后,他接替了县农协主席的职位。石原(1901—),冈山人,同样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院,1941年进入农林省,负责土地开垦与开发工作,1964年退休。1983年,他担任农村振兴协会顾问。

(9) 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462—463页。另见长岛定志,“我等对自力更生倡议的思考”,第28页。

(10) 长岛定志,转引自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462—463页。

(11) 长岛定志,“我等对自力更生倡议的思考”,第28—29页。

(12) 引自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508—509页。冈田的演讲全文详见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39—246页。演讲于1932年5月自力更生节期间发布。有关冈田对农村政策的观点详见黑文斯的《现代日本的农村与国家》,第155—160页。

(13) 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465页,以及长岛定志,“兵库县昭和7年与现在的农会设施基础工程对比结果”,第31页。整个1934年兵库县超过一半的村庄被农林省指定为经济振兴示范村,而且被县农协确定为自力更生示范社区。1935年比例下降到45%。

(14) 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465—466页。

(15) 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463页。原始数据又见兵库县农会,“农村自力更生节资料”,1932年,NSS:1:1,第431页。

(16) 同上,第464页。前五项适用于个人,其他各项则适用于家庭。

(17) 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488—490页;见492页,表9-9列举了参与经济振兴运动的群马县北桔村的竞赛结果和土地持有情况。庄司认为尽管时间范围和出资人不同,但这两个运动所采用的“方法”并无大的区别,详见庄司俊作,《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发展》,第490页。

(18) 见冈田笃,“农村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目标”,第6页。在演讲中冈田向公众凝练地表达了他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认识,以及经济振兴对两者的重要作用。冈田还具体比较了二宫尊德思想与自我振兴精神之间的相似之处。

(19) 兵库县农会,《农村自力更生节资料》,1932年,重印于楠本昌弘编著的《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51页。

(20) 见楠本昌弘编著的《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49—250页。

(21) 数据来源于1930年。森川一家和与之相对比的“常规”家庭都来自菅崎(Kansaki)郡,高田一家住在多可郡,其他不知名的农户来自朝来郡。见兵库县农会,《农村自力更生节资料》,1932年,NSS:1:1,第426页。

(22) 森川一家共有土地0.9805町,而无名家庭有1.224町土地。森川一家人口由一对夫妻及其父母组成;无名家庭由一对夫妻和一双儿女组成(见兵库县农会,《农村自力更生节资料》,1932年,NSS:1:1,第426页)。高田一家有1.2町土地,家庭劳动成员有夫妻二人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母亲。与之对比的无名家庭有1.05町土地,劳动成员有夫妻二人及其父母。

(23)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52页。

(24)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7页。

(25) 帝国农会事项编委会编,《帝国农会事项》,第526页。

(26) 约有11000份资料分发到当地人手中,其余资料则向全国发送。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4页。

(27)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4页。

(28) 石原描述了兵库农协如何细心地操作以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材料。依照石原的分析,如果用廉价的棕色信封来装宣传资料,仆人就很有可能不会将信传到主人手上。因此为确保家仆将信送达主人手中,材料用精美的白色信封封装,而且征集了协会成员中最擅长书法的人来书写收信人的名字。同上,第25页。

(29) 在帝国农会内部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1932年4月、6月和8月先后召开会议产生决议号召“农村自我振兴”。高桥康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农业经济振兴运动的开展”,第4页,表1。

(30)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7页。

(31) 小平权一,“农村时事的新研究”,第141页。

(32) 同上,第144、147—149、151页。他对债务问题持相似观点。小平说,政府不可能提供低息贷款来解决现有债务问题。必须采取其他措施。

(33) 长岛定志,“我等对自力更生倡议的思考”,第25—26页。值得注意的是,当这期《农政研究》发表之时,兵库农协仅仅是声势浩大的自我振兴运动浪潮中众多农村组织中的一员而已。1932年8月,该杂志刊登的全都是由全国各大组织成员撰写的有关他们倡导自我振兴运动经历的文章。

(34) 斋藤施策纪念会编著,《斋藤施策记实》,第3卷,第170页。

(35) 斋藤施策纪念会编著,《斋藤施策记实》第3卷,第171页。例如,1932年6月15日,斋藤会见了来自长野的请愿者,6月28日、30日会见另外2组成员。7月2日、5日、6日和19日会见了3组请愿者,23日又会见了3组,25日至28日接连会见请愿者。8月初他生了病,但17日仍带病坚持接见了小业主成员,之后开始国会会议的准备工作。见同上,第188—191页。　

(36) 同上,第171页。

(37) 同上,第173页。

(38) 自我振兴也演变成流行词汇。有关振兴的讽刺性描写,见最早出现在《朝日画报》(1933年)的“闲来之作”和发表于漫画年刊中的“自力更生”(1933年)。后者描述了一位老年人(实指“斋藤内阁”)背着数个包袱,上面写着“承认满洲里”“遏制失业”“对华政策问题”“武器削减问题”以及“岌岌可危的财政问题”;他转身对一位掉入深坑的年轻人(实指“农村”)说着什么。标题上写着:“爸爸,我掉进坑里了!”又以做父亲的答道:“好吧,你自己出来吧!要靠自己的力量!”这两幅漫画重印在原田胜正的“走向法西斯主义之路”,第75、77页。

(39) 安富邦夫,“对昭和初期贫农政策形成趋势与消减过程的若干考察”,第157页。演讲全文另见斋藤施策纪念会编著,《斋藤施策记实》,第3卷,第175—177页。

(40) 安富邦夫,“对昭和初期贫农政策形成趋势与消减过程的若干考察”,第157页。

(41) 《东京朝日新闻》,1932年7月20日。

(42)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25、27页。县农协也很受感动。并且把1932年7月20日定为自力更生纪念日,以表达对仁慈的天皇的敬意。这一事件在1932年8月农协的通告中也有所提及,标题为“农村自力更生运动的荣耀”。见NSS:1:1,第433页。

(43) 小平权一,“农村对策的基调”,第1—3页。

(44) 高桥康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农业经济振兴运动的开展”,第7—8页。

(45) 农林省,“农村共济与更生对策”,1932年7月10日草案,见NSS:1:2,第91—92页。另见该政策提案之后的解释性文件,“农村共济与更生对策说明书”,1932年7月19日草案,见NSS:1:2,第96—107页。(www.daowen.com)

(46) 高桥指出,此次修改法律的提案在6.27和7.10草案中都有所提及,但在后来的草案中才把重点放在为小户农民提供资助上。见高桥康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农业经济振兴运动的开展”,第7页。

(47) 农林省,“农村共济与更生对策说明书”,见NSS:1:2,第107页。

(48) 农林省,“农村经济振兴计划施政要求”,见NSS:1:2,第112—113页。

(49) 同上,第112—113页。

(50) 高桥认为新纲要反映出政府正在偏离“积极”态度,不再支持6.27和7.20草案中所提出的高额预算计划,转而赞成廉价的自力更生计划。见高桥康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农业经济振兴运动的开展”,第9页。

(51) TGT 63,第7页。

(52) 同上,第9页。

(53) 农林省农务局,“农村经济振兴计划施政要求”,1932年8月24日,见NSS:1:2,第117—122页。共有14项调查。见118—119页。

(54) TGT 63,第97页。

(55) TGT 63,第55页。

(56) 法案的详细内容见TGT 63,第215—259页。在讨论这些草案期间,栗原明秀(来自枥木县的国民同盟成员)指责政府将所有责任推到农村和弱势群体身上,自己却一身轻松。他还暗示说,政府无法理解农村社会目前所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他说:“过去有句老话叫做‘杀机用牛刀’,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所作所为却是大题小做。”同上,第240页。

(57) 农事实行组合是地方农民组建的小型组织,他们在基层村落需要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利益。新颁布的法令使所有农事实行组织成为合法组织(法人),而且简化了加入工业合作社的程序。见农林省“第63次国会核心内容:审议农林省关于应对农村大萧条实行救助措施的非正式记录”,1932年11月,见NSS:1:2,第128—129页。有关小平对农业组织重要性的看法见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0—42页,脚注48。

(58) 斋藤施策纪念会编著,《斋藤施策记实》,第3卷,第222页。

(59) 同上,第224页。

(60) 龟井观一郎(福冈)反对预算计划,认为不应为自力更生拨那么多资金,理由是该计划完全靠互助精神。山崎达之助(来自福冈的政友会成员)利用该计划抨击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TGT 63,第130、134、136页。

(61) 田儿一民,“关于农村振兴”,第24—36页。

(62) 同上,第24—30页。

(63) 东武,“关于农村问题的疑问”,第47页。首次出现在众议院的评论中,1933年1月24日。

(64) 同上,第47—48页。东武还谈到需要制定有关大米、蚕丝、化肥和债务方面的政策。佐藤信弘是德川末期的改革家以及学者,他写了众多主题的文章,其中大量谈及农村经济。其思想远不及二宫尊德仁慈宽厚,他还谈到打算对政府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并计划建立全球性的大日本帝国。有关佐藤信弘的事业生涯及其思想的概括详见托特曼的《近代早期的日本》,第453—456页。

(65) “农村窘境阶段座谈会”,《民政》6:7(1932年7月)。特别参见村上国吉的评论。政务调查会,“我党对农业分散村落的对策”,《民政》6:8(1932年8月):49—54。有关同一问题可参考“政治经济时报”,第74—75页,其中内容声援斋藤内阁,反驳指责政府明在推行自力更生计划、暗里缺乏有实质内容救济政策的说法。

(66) 若槻礼次郎,“针对非常时局研究的我党政策”,第5页。首次出现于1932年8月20日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

(67) 荒川五郎,“关于自立振兴计划”,第62—68页。

(68) 同上,第64页。

(69) 1933年7月,该党杂志为“乡村振兴政策”发行了一期特刊,由小平和那须弘撰写特稿,描述了农村执行振兴计划的进程。见《民政》7:7(1933年7月)。其他各期杂志也刊登了对农村经济振兴的描写。小平写的文章也出现在《政友》上,这符合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政府官员身份。

(70) 巴巴英一,“农村经济振兴与自力更生运动”。

(71) 山本达雄,“鉴于时局所迫,希望国民能够自觉奋起”。山本的演说发表于1932年9月5日。

(72) 同上,第6页。

(73) 在9月的演讲中,山本似乎表现出赞成文件的态度。大家会(后藤文夫)编著,《内务省日志》,第2卷,第509—510页。

(74) 富田爱二郎,“国民振兴运动的概貌”,第12—14页。富田是社会局社会部的负责人。若要进一步了解振兴运动过程中精神培养的重要作用,以及丹麦和美国对相对良性的“精神”状态的评价,见吉田茂所著的,“国民振兴的精神”,第1—16页。

(75) 山本达雄,“鉴于时局所迫,希望国民能够自觉奋起”,第8页。另见1932年9月21日《大阪每日新闻》(晚报版)讨论首相在位于日比谷公园的市政会馆向站着的听众发表演讲。

(76) 守屋秀夫,“对第一线的农业山村实行紧急救助”,第20—21页。另见多哥真由的“农村振兴与教育革新”,第1—8页,可以进一步了解文部省对振兴运动的态度。

(77) 关谷隆吉,“对国民振兴运动的勘定”,第15页。关谷是该省社会教育局的负责人。

(78)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2页。

(79) 有关这次冲突和所暗含意味的充分讨论详见牛山健治的“昭和农业恐慌”,第181—182页;同上,“农村经济振兴活动家恢复‘乡村’机能与振兴”,第27—28页。

(80)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35页。从小平离任到1941年经济振兴部撤销之前,共有6位主任。正如楠本所言,在小平执政期间,也就是经济振兴运动初期,具有明确的工作重点,而这正是后面几任所欠缺的。

(81)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6页。

(82) 农林省,《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的制定方针》,见NSS:1:2,第153—173页。

(83) 见农林省经济更生部编著,“第一次农村经济振兴中央委员会要点”,1933年2月,见NSS:1:2,第189—190页。同上,成员名单见“第一次农村经济振兴中央委员会要点”,1934年7月,NSS:1:2,第231—232页。

(84) 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33页。

(85) 农林省第2号条令,1932年10月6日,“关于农产预算经济振兴计划一事”,见农林省,《农村经济振兴计划的树立方针》,1932年12月,见NSS:1:2,第154页。

(86) 农林省,《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的制定方针》,见NSS:1:2,第153—173页。

(87) 在经济振兴运动最初几年,在难对付的社区面前,指派并非诱人的手段能吸引到他们;正如接下来第7章中要讨论的,到1937年,除指派这一方法外,还佐以有可能获得政府资金资助的刺激措施,人们合作的积极性由此就大大提高了。

(88) 农林省农务局,“农村经济振兴计划的实施经过概要”,1943年4月24日,见NSS:1:7,第286—287页。

(89) 注意这些类别只适用于农耕型农业,山林和渔业则另外进行分类。计划还讨论了农林省有可能会提供的资金类型,仅限于资助建立县级委员会,为筹备自我振兴的县政府官员提供工资补助,将少得可怜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村级振兴规划的补助。

(90) 农林省,《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的制定方针》,见NSS:1:2,第161页。

(91) 农林省,《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的制定方针》,见NSS:1:2,第170—172页。

(92) 工业合作社对从整体上推行振兴计划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在农林省的指导纲要中特别为其设立了一整章。

(93) 农林省,《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的制定方针》,见NSS:1:2,第153—173页,特别是第156页。

(94) 在谈到农村债务问题时曾提到过西山;另见西山浩一等,《西山浩一日記》。

(95) 金蒙特的《靠日本明治思想白手起家的人》以及格鲁克的《日本现代迷思》都对此有所提及。

(96) 见金蒙特,《靠日本明治思想白手起家的人》,第8章。

(97) 冈田正胜,“西山浩一日记评述”,第50页。

(98) 无线电收音机的作用也十分显著。卡萨,《国家和日本的大众媒体,1918年至1945年》,第88、94—97页;岩崎晃,“新媒体的展现”,第240、244页。

(99) 狩野尚,《大正民主的暗流》;沃斯沃,“农村社会的转型:1900—1950”;威尔逊,“愤怒的青年和日本政府”。另见圆子玉井,《民族主义的阴影下》。

(100)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调查部,《农村实况报告书》,1932年9月,见NSS:1:2,第83页。

(101) 板垣邦子,《昭和战前、战争中期的农村生活》,第54—56页;安达生津,“自力更生运动家的《家之光》”,第106页。

(102) 有关组织内容和采用方法的详细分析,参见板垣邦子,《昭和战前、战争中期的农村生活》;安达生津,“《家之光》的发展史”,第59—76页;同上,“《家之光》的战后供给”,第79—96页;同上,“自力更生运动家的《家之光》”。

(103) 见例子“(在枥木县)倾听农村青年团声音的座谈会”,《家之光》(1932年11月),第34—48页。欲知一般性的评论,参见安达生津,“《家之光》的发展史”,第71页;板垣邦子,《昭和战前、战争中期的农村生活》,第169页;以及田崎信善,“都市文化与国民意识”,第167—198页。

(104) 板垣邦子,《昭和战前、战争中期的农村生活》,第52页。

(105) 例子参见“倾听农民声音的座谈会”,《家之光》(1932年3月),第59—67页。

(106) 戈登,“日本家庭管理”,第248—251页;加隆,《塑造日本心灵》,第11—13页;同上,“构建勤俭文化”;圆子玉井,《民族主义的阴影下》。

(107)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长野青年男子联合会发行的报纸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见圆子玉井,《民族主义的阴影下》,以及板垣邦子,《昭和战前、战争中期的农村生活》,第32页。

(108) 阿姆斯特朗,《黎明前夕》,第232—234页;另见黑文斯,“19世纪日本的宗教与农业”。小平权一的“报德思想与农村振兴”也是其中一个例证,说明了官员与倡导报德思想的活动家合力将振兴运动与二宫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109) 石原是兵库县人,早年从事教育和管理工作,曾担任多年的神奈川县社会局局长。1927年当选为大日本报德社副主席,在任20年。他还撰写了多部报德主义的有关著作,1927年至1932年期间,他还负责编著了长达36卷的《二宫尊德全集》。海野福重,“农村经济振兴运动与村落产业联合会”(1980年8月),第119页,脚注13。

(110) 1933年土方村被指定为示范村,1938年又受到特别指定。1935年,内务省社会局发布了石原对农村规划的评论,题为“关于在村镇实行振兴计划”。对土方村报德振兴尝试的分析参见八木茂树,《报德运动的百年进程》第258—266页;小川信夫,“针对昭和经济危机趋势的‘自力更生’与报德运动”;海野福重,“农村经济振兴运动与村落产业联合会”(1980年8月);同上,“昭和经济危机趋势下的农村重组过程(1)”。

(111) 石原慎太郎,“报德精神(与)紧急救助方案”,第1、2部分,第4—8页。另见威尔逊,“日本的官员与农民”。

(112) 见石原发表于《公民》的评论,“农村对策座谈会”,27:7(1932年7月),第2—50页。

(113) 加隆,《塑造日本心灵》,第7页。

(114) 见石原发表于《公民》的评论,“农村对策座谈会”,27:7(1932年7月),第16—18页,题为“危机救济的基础在于教化”。

(115) 田崎信善,“都市分化与国民意识”,第167—198页。

(116) 石原对位于日本西面的中国的讽刺挖苦毫不留情。他在评价中国人时,形容他们“特别自私”(见“报德精神(与)紧急救助方案”,第1部分,第7页)、“最自私的人”以及“中国人在追求利益时表现出最强的毅力”(见“报德精神(与)紧急救助方案”,第2部分,第10页)。早期对外交政策的正面评论实例见东生哲五郎编著,《二宫尊德翁的训诫讲道》,第220—223页。

(117) 石原,“报德精神(与)紧急救助方案”,第1部分,第7—8页。当谈到近来思想发展趋势时,石原从更大范畴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做出评价。西方思想仅仅侧重权利冲突,而二宫思想则通过有活力的持续性增长来改善农民大众的境遇。见“报德精神(与)紧急救助方案”,第2部分,第10—11页。

(118) 石原,“报德精神(与)紧急救助方案”,第2部分,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