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划运动规模遭到削减的同时,政府加紧提高自我振兴的实效。为应对农村危机,特别召开了第63次国会会议,在此期间可以明显感受到政府对振兴规划寄予越来越高的期望,他们把自我振兴看作是拯救农村的唯一出路。在国会特别会议的开幕式致辞上,谈及自我振兴运动,首相斋藤和藏相高桥都满怀希望。斋藤首先对议员发言:

人们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大萧条,这真是莫大的幸事。政府也正有意鼓励自立精神,将对弘扬这一精神的自我振兴运动给予帮助,国家力量将和自我振兴完美结合,共同探索走出困境的出路。(51)

高桥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各国都在面临严峻考验,但一时间难以找到应对良策。最终试遍了所有方法来消除危机。政府倡导在各类辅助手段中选定最有效的方法,作为紧急政策,递交国会来决策。然而面对眼下的危机,如果人们一味依赖政府的决策,那就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大家必须意识到自我振兴的意义所在,把它当作摆脱危机的出路。在当下国内外困难重重的危机时刻,我不由得相信我们的人民定会展现出这种坚毅精神,来克服困扰全球的难题。(52)

正如二人在演讲中表明的那样,政府在竭力推行自我振兴政策,人们对政府资助的心理预期不断降低。政府一再强调政府辅助措施和人民自助精神并重的重要性。二者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斋藤和高桥大力提倡的走出萧条的最佳途径。

虽然政府经济振兴规划的内容(多少个村庄参加,什么样的人参加等等)无需国会审议通过,但规划的组织方式受制于国会。在第63次国会开幕当天起草的一份“农村经济振兴组织发展纲要”中,农林省粗略勾勒出规划的进程,界定了债务整理联合会的作用和政府应采取的保障措施。新纲要谈到“通过百姓与政府的合作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有控制力的机构以实现经济振兴”。振兴的基础手段是对当地经济条件进行普查,同时起草适合当地社会的切实可行的经济振兴规划,纲要涉及14个主题,从“土地的配置使用”到“控制农业产量”、债务清偿、健康、教育乃至财务改革。(53) 纲要对如何制定经济计划作出明确说明:各村成立代表全村的委员会,起草计划并呈交县里审定。村里所有的地方组织,包括农协、工业合作社,当然还有最基层的村级农业组织,都应该致力于将计划贯彻到底。

在提出最初的草案前,农林省还设法赢得了大藏省更有力的支持。递交到国会审议的预算提案争取到超过330万日元的资金。(54) 这笔金额虽然低于他们先前期待的700万日元,但比7月底以来农林省申请的那笔少得可怜的资金多得多。

毫无疑问的是,农林大臣后藤在对国会的发言中引用了新版纲要。在回应议员对乡村救济预算提案的质询时,后藤说:

我已经谈过计划经济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必要性,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希望各位能意识到预算和农村经济振兴之间的关联,不过我认为如今农村还有许多根本性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在经济计划方面存在许多空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论是农民家庭还是农村社会,不论是在工业、生产、消费、销售领域,还是在其他环节上,都必须进行规划和结构调整。我们务必尽早执行这一永久性政策。(55)

和兵库一样,规划是政府实行振兴运动的核心内容。而在兵库,县农协能调动当地村级或村落级基层分会的力量,把农协的意图相对容易地传达到各家各户。兵库独特的组织能力在其他地方却无法通用。要想全国推广兵库规划运动,农林省在管理上就面临着巨大挑战。不管计划制订地多么有效,倘若农村基层组织不和政府合作,或者他们彼此不相往来的话,那么任何改革的尝试都将一无所获。农林省提出一系列意在提高组织能力的议案。

提案针对农林省关心的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同时又灵活高效的执行组织,把规划运动的指令迅速传达到村落;二是如何最有效地解决农村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起初完全游离于经济振兴运动之外。然而债务问题一日不除,经济发展就举步维艰,而且既然从基层村落着手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债务整理联盟法》就注定和规划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第3章提到的)国会立法提案失利,导致振兴规划推迟实施,直到1933年初通过联盟法修订版,完整的经济规划才得以推行。

其他立法提案针对工业合作社和农事实行组合。所有法案都获得通过,提升了工业合作社的财政地位,同时地方合作社也接纳农事实行组合成员。(56) 这样农事实行组合(过去是由农协管辖)就和工业合作社联系在一起,二者的结合正是农林省需要的理想组织形式。工业合作社提供村落基层的经济动力,并为作物多样化的农民联系市场销路。

绝大多数农协成员来自同村,缺乏工业合作社那样的经济影响力,比如提供低息贷款以及市场网络等等。(地方农协也可以为希望卖掉农产品的农民充当类似中间人的角色,但作用有限。)然而,从农林省官员的角度来看,农业协会能非常有效地和农村各家各户建立联系。工业合作社不大倾向于深入到基层村落,而且实际上许多中小规模的农户就被排斥在合作社之外。但是由于农协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凡是与之有关的规划行动必将涵盖农村社会的多数农户。(57)

在国会内部不难发现政府对振兴运动的热情。在讨论和运动相关的法案期间,有人对重建农村的规划运动公开表示质疑,原因是他们试图通过讨价还价达成预算。不过由于内阁以及小平的宣传,很难反对运动的主旨精神。议员们的批评之词较为婉转,因为没有人会反驳说勤劳和自立并非什么重要的美德,何况这都是政府大力提倡的品质。这种怀疑态度变得更加隐秘,他们把矛头转向振兴运动,质疑单凭这一运动能否挽救农村危机。考虑过这一问题的政治家和评论家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清水银三(来自滋贺县的政友会成员)这样说:

我相信国家呼吁自我振兴的时机非常合乎时宜,但在目前情形下,由于现行制度所限,再加上百姓身上沉重的负担,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实现经济振兴吗?如果政府现在就准备号召推行自我振兴,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减轻百姓负担,或是采取措施根除现有疾患,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我振兴。(58)

斋藤回避清水减轻农村负担的建议,而是大谈自我振兴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斋藤坚持认为,在执行自我振兴规划的过程中,政府不打算提供任何形式的直接援助。许多地区有可能需要紧急救济的帮辅,但他很高兴地注意到,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自我振兴运动已经在着手开展了。清水这样回应说:

当一个人生了病,打针固然可以暂时缓解病情,但打的次数越多,效果就越差。我认为,政府眼下提倡的紧急政策会适得其反,并不利于自我振兴。除非采取一些根本性措施来配合救济政策,否则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且政府财政状况也会越来越糟糕。如果用自我振兴来化解危机,百姓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我担心这会让人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恰恰和自我振兴的宗旨背道而驰。(59)

斋藤只是回应说自我振兴不会加重依赖心理。他不愿谈及减负问题,宁愿推迟到晚些时候再做讨论。

清水和斋藤二人的意见交流很难称得上是自我振兴美德的辩论。清水并非真的对自我振兴有意见,他只是觉得内阁刻意回避农村的根本性问题。清水认为自助精神固然好,但除非采用其他辅助政策,否则收效甚微。减负是政友会惯用的农村政策,清水建议斋藤把减负作为自我振兴运动的辅助政策,但其他政治家或许会轻巧地建议政府采取诸如农村债务或是农产品定价等“其他”辅助政策。(60) 对于斋藤和高桥(或者再算上后藤)呈交到国会审议的自我振兴规划,大家大多没有异议,除了在一点上存在争议,那就是和政党所谋求的耗资昂贵的政策相比,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重视自我振兴。

当各大政党的官员开始更为仔细地审视振兴运动时,他们发现很多地方有待改进。第63次国会休会后不久,政友会的田儿一民(岩手县)发表文章提出建议。当初他要是代表个人而非政党表态,他的言论就会有一定分量,其观点因其内务省官员的身份而不受关注(他曾在原的手下担任社会局局长)。田儿认为政府如果真心希望农村经济复苏,就不要局限于讲座、演讲这些形式,而是要做更多的事情。(61) (www.daowen.com)

文章开篇就对政府号召自我振兴进行反驳。田儿一民在文中写道:“农民自己并没有乡村经济复苏和自我振兴的意愿,发起者都是那些农村机构。”他认为,农民更关注农村社会赤贫的现状及成因,但已无力根除造成贫困的原因。田儿指出,农村已逐渐被排除在政府决策进程之外,工业对农村经济的大举入侵令他们毫无防范,城市化的教育方式也是造成农村不幸的根源所在。(62) 他把政府目前所提倡的自我振兴比作是“对病入膏肓的将亡之人解释讲卫生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就是太迟了,政府所提供的帮助太过微不足道。他还认为如果能立法,那么情形就会好起来,这样不仅确保农民自力更生,还能营造环境来助其恢复元气、壮大力量。

另一位政友会资深成员东武是农村代言人的领军人物,他在第64次国会初期也发表了类似论断。他认为经济振兴对农村来说是个好主意,对内阁推广自我振兴击节叫好。但又质疑说:“即使(当地自我振兴委员会)制订了计划,谁来执行这些计划呢?”除非内阁愿意提供大量资金来支付地方农协技师的工资,“制订再多计划都无济于事,我认为事实上经济振兴完全不可能实现”。(63)

东武接着又提出理由证明技师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决定了振兴规划的成败,因此有必要增加政府投入来资助处于窘境的技师。农村缺乏领袖人物,(他说:“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有像二宫尊徳这样的人。”)据他估算,资助技师需要500万至800万日元,内阁可以出资培养必要的领导人。只有到那时,内阁才有希望完成自我振兴规划的目标。而眼下农村“在思想和精神境界中,既缺少良心,又没有自由、安全和勇气,前途极其黯淡。(农村)处于漆黑一片的绝望之中”。(64) 东武对振兴运动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但有一点他似乎并不怀疑,那就是如果农协技师得到应有的资助,经济振兴规划就能运转。

民政党也在关注振兴规划,但从整体上看,该党比政友会更有可能无条件支持斋藤内阁的建议。在1932年7月出版的该党杂志《民政》上,报道了一次有关农村政策的圆桌会议,议员的意见较为折中,一方面温和地要求改良债务和救济政策,另一方面建议农民要学会不再依赖他人的帮助。在第63次国会前夕,民政党农村政策特别委员会(农村对策特别委员会)表态支持自我振兴和农村规划。(65)

8月底,若槻礼次郎在国会发言中重申他所在政党对振兴运动的支持,他说:“振兴运动关乎国家未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繁荣。”(66) 农林省一经制定经济振兴规划的框架,民政党发言人就表明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态度。1932年10月荒川五郎(广岛)撰文谈起自我振兴的重要意义,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自助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花费以及加强社区内外的协作。(67) 除特殊情况外,国家福利政策应予以取缔,政策更倾向于自助精神。荒川写道,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依赖国民的力量,国家才能进步,人民才能昌盛,依赖国家扶助是不会有好结果的。(68) 荒木希望国家能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经济振兴规划,他还认为政府应承担更多办学费用,但从整体上他似乎对政府倡议比较满意。民政党对斋藤内阁自我振兴政策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33年,只有在1934年预算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上产生过动摇。(69)

参议院也有支持规划运动的理由。巴巴英一在1933年初既是国会参议员,又是劝业银行行长,他十分清楚经济振兴运动对农村意味着什么。自明治维新以来,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被迫拖入城市交换经济的发展轨道,巴巴认为正是这一进程引发了农村危机。他指出,农民不得不花费过多金钱购买城市的商品,但他们靠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收益却少得可怜。

巴巴引用经济振兴的相关理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将农村有效组织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交换经济进行抗衡。在巴巴看来,这一方案意味着鼓励多种经营,并建立更强大的合作社来促进生产和购销;这些政策不仅需要持续执行多年,而且还要靠农民自愿投入精力才能确保实现。与此同时,巴巴还提出向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回归,他的意图似乎是要让农村回到几乎完全依赖自己力量来满足生活需要的状态。

巴巴建议农民在力量壮大到能够和城市经济平起平坐之前,尽量避免同现代经济发生接触,尽管这项建议与农林省最初对自我振兴参与者的期望值不符,但巴巴愿意采纳振兴规划的部分倡议,这本身就明确表明规划运动对政府官员以外的人具有吸引力。巴巴写道:“正所谓自助者,天助也,我迫切希望我们的农民能够顽强地走上自我振兴之路,靠自己的力量造就农村繁荣。”(70)

自力更生或者其他类似词汇(比如革新)强烈吸引着公众人物,乃至第63次国会之后的几个月间,部长、政治家以及官员都频繁使用这一用语。多数情况下,他们谈到的振兴很少和农村及其规划沾边,反而更多地考虑到整个日本国民。前面提到的斋藤首相7月全国广播演讲就说明了这一点,推行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振兴不过是一个补充成分而已。1932年9月初,内务大臣山本效仿首相发表广播讲话,题为“呼吁面临危机的人民觉醒”。(71) 在讲话中,他谈到政府需要将开支压缩在合理范围内,以免日后将债务负担转移到人民身上。山本的措辞和斋藤非常像,他接着说道:

令人欣喜的是,我最近不仅听到号召自我振兴以及呼吁紧急救济,有的农村社区已经在推行这些政策。实际上,公民的斗志已被困难激发起来,即使是在那些极度贫困、令人绝望的地方,人们都打起精神,不再单纯依赖国家资助,而是通过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大萧条的阴影。(72)

在规划运动中,内务省不仅帮助国家和农村脱离险境,还推动了公民振兴运动的发展。山本认为,通过财政资助和更广泛的宣传手段,公民振兴运动可以促进振兴规划的发展与执行。他表示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克服眼下的危机,帮助每个公民“在大家庭中合作”。另一个目的是推进自我振兴思想的传播。山本指出,如果人们仍旧不思进取,继续依赖国家帮助,那么“即使投入了一大笔救济资金也只会带来暂时的经济复苏,还会把城市和乡村拖上一条衰败之路。”

山本提到的运动是内务省火速促成的。8月内务省向地方官发布了“国民振兴运动计划纲要”,并获得10万日元的补充预算用于国民振兴运动。内务省官员在形容“纲要”时表示,他们迫切希望充分利用振兴运动大力发展的势头。(73) 内务省指示官员同倡议改革的组织、地方农协等机构进行密切合作,目的是把振兴运动的内容传达给大众。内务省将与报社和杂志社合作,发行宣传手册等信息丰富的材料,还将举办讲座、播放电影、组织集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74)

对内务省来说,“振兴”关乎国民的士气和精神。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要重新找回国民丧失多年的价值理念。山本在广播讲话中是这样结尾的:

自古以来,不论何时遇到困难,我们的国民都会展示出大和民族勇于克服困难这一伟大的精神气质。我深信,人们会秉承这一传统的国民精神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并对前路充满信心。我诚挚地希望我们凭借这一民族凝聚力,尽快解除危机,人民的生活也更美好。(75)

文部省也开始主动涉入农村振兴,尽管涉足不深。该省官员希望教育制度更加符合农村学生的需求,能面向未来培养新型农村领导人。开始推行经济振兴规划时,文部省并没有制定具体措施,而且缺少和振兴相关的补充预算资金。(76) 但为了支持农村改革,文部省讨论了动员青年和妇女协会的计划,还制定了长期规划,为“适应消费经济模式合理调整生活方式”以及“重新勃兴传统礼节与风俗”。(77) 　

内务省和文部省都试图继续从“精神”层面上寻求农村振兴的途径。他们并不急于从经济层面认同农林省农村振兴的建议,但最初内务省在村落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和农林省的观点一致。然而各部门间时常会出现摩擦,比如文部省大臣鸠山就拒绝出席1934年预算讨论的内阁会议,矛盾起因大概是领导培训中心的控制权归属问题。作为教育机构,培训中心理应由文部省管辖,而不应当在农林省的权限范围内。(78) 鸠山指出问题所在,但是培训中心的归属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农林省和内务省间的冲突更是根深蒂固。经济振兴规划强调村落是组织社区经济和社会活动最重要的基层阵营,这和内务省把村庄视作最重要的行政单位有所不同。(要知道,内务省的地方改良运动曾试图用村庄取代村落在农民心目当中的地位。)直到1941年达成的一个决议,这一争端才得到解决,此前两大部门一直就究竟靠走“内务省路线”还是“农林省路线”深入农村相持不下。也许这件事情多少有夸大成分,因为农民并不为所动,似乎这场纷争并没有令他们感到有什么不便之处,甚至不觉得这是个问题。(79) 在东京,两部门一直就“路线”问题以及对学校的管辖权问题暗地争斗。

内务省和文部省的振兴政策重要与否实在难以评估。他们所强调的提高“精神素养”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区别士气之间的差异呢?难道1936年的教育制度就比1931年更符合农村青年的需要吗?由内务省发布的宣传手册和举办的讲座有助于说服人们参加运动吗?另一个问题在于内务省、文部省这两部门和农林省的情况有所不同,振兴运动并非这两大机构的首要目标。他们各自都有其他更重要的规划有待实施。之所以难以进行评估,还存在第三个问题,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之后,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全民动员在重要性方面超过了农村振兴。对振兴思想的掌握可以相当灵活,因此很难分清新旧思想的界限。很明显,农林省呼吁村落间加强合作说明人们关注生产和农村社会的福祉。但内务省和文部省发表类似言论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