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底,兵库的自我振兴思想开始向全国推广,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月。农林省首先在内部起草一系列草案,再呈送内阁讨论。官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投入的资金和规模上。他们需要向大藏省申请多少资金、多少个村庄参加规划运动才算合适?当最终预算递交到议会时,农林省的资金预算已大打折扣。规划的预期目标根据财政预算的丰盈随时做相应调整。

在公众宣传方面全国自我振兴运动还有工作要做。首相必须向大众介绍自我振兴,努力赢得大家对他任期计划的支持,目的是使之成为政府农村救济一揽子计划中的关键要素。同样,内阁及其要员都在竭力向第63次国会推荐救济方案。各大政党没有参与规划运动,因此当注意到这一动向时,他们的兴趣不太浓厚,但无论如何获得政党的支持很重要。

公众演讲、无线电讲话以及国会表态,都清晰表明了政府对农村的态度以及乡村改革的性质。其中政府最早公开表态支持自我振兴是第5章提到的1932年7月6日斋藤对全国发表的无线电演讲。几周后首相再次抓紧时机向公众宣传自我振兴的重要性。他在年度地方官员会议期间继续宣传,得到了大藏省长官高桥和内务省长官山本的支持,他们也加入演讲的行列。所有人都盛赞自我振兴的种种好处。斋藤指出,由于现代经济衰退漫长的周期,短期内经济不可能复苏,仅凭公共设施的力量不大可能帮助国家度过大萧条的危机。斋藤说:“人们非常清楚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目前的困境。”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公众“不应依靠他人的救济,而是共同致力于自力更生,尽可能辛勤劳作,每个人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树立战胜困难的决心,坚定用自我振兴解决危机的信心,不畏牺牲地勇往直前,彰显出民族的精神气质”。(39)

如果斋藤的意图表达地不够清晰的话,高桥的一番话则一语中的:

尤其在最近,许多地方为某个集团或自己寻求援助的思想日益牢固,代价是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政府必定从整体上权衡利弊,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且如果忽视对社会的损害,一味考虑自己的利益,一旦这种想法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国家势必会垮掉。

至于有人为集团求援,如果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员不看他们是否有自我振兴的精神,而是随便满足其请求,那么不仅难以实现经济振兴,人们的士气也将荡然无存,国家的未来也令人担忧。(40)

与会人员并非没有注意到政府一再强调自我振兴,但他们更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实质性收获,而不希望政府一味规劝人们辛勤工作。正如第5章所述,地方官们也并非不愿意憧憬自我振兴规划的前景,然而他们更关心能否拿到足够多的公共工程项目,因而竭力敦促需要实行救济工程的地区能够获得某种资金保障。只要内阁愿意出资,任凭政府怎样运作自助规划他们都无所谓。(41)

尽管地方官们也许还有些怀疑,首相还是轻易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在内阁的安排下,天皇出现在会议现场,这令与会人员心中宽慰不少,在缺少其他方面保障的情况下,毕竟可以暂时营造一种稳定的气氛。1932年7月20日这一天,地方官在皇宫和天皇一起用餐。据报道,当他会见兵库县地方官时,天皇盛赞该县农协的规划运动搞得好,同时敦促他们善始善终。地方官深受感动,他向兵库包括山胁在内发电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42) (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内部也开始进行规划。实行国家自我振兴规划的最早迹象出现在8月份。在《公民》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小平勾勒出农林省的政策走向,并明确承诺农林省将实行自我振兴。其用词和1930年曾用过的字眼非常相似(事实上,这些措辞经常雷同),小平表达了对农村的依赖心理日益加重的担心,指出农村社会必须自立才能摆脱经济危机。(43) 假如眼下农村的情况已糟糕到无法指望农民事事亲力亲为的地步,小平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设计了两三个步骤帮助农民实现自力更生。

小平倡议的其中一个步骤是号召各村建立自我振兴委员会组织,帮助社区制定经济振兴计划。计划的实施工作由扩充后的工业合作社负责。各家各户至少有一名成员担任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工业合作社成员,这样才能保证参与经济振兴的普及面。合作社还能帮助成员解决债务问题,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控制作物的种植,小平设想如果大家一致同意削减大米产量就会产生很多好处。他们在化肥、酱油等方面也可以自给自足。

早在1930年,小平将其论断及政策的基调定为农村社会的“力量与合作”。国家帮助农村的力量有限,如果农民一旦丧失了自立和自助的斗志,就会一无所获。和1930年小平倡导农村社会合作或优化农村组织的情形不同,1932年夏末,官员们期待农民自助的想法已更为清晰。

由农林省三度起草的农村救济系列政策勾勒出这些想法的形成过程。初稿很有可能于1932年6月末草拟,对自我振兴鲜有提及。(44) 7月10日的二稿介绍了乡村经济振兴的具体建议,(45) 其中包括上万个村庄的半年振兴规划(几乎囊括全国所有村落),并计划成立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推动规划运动。由于工业合作社在规划运动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修改行会会员法以扩充其组织成员。(46) 根据计划,大力资助振兴规划制定和工业合作社扩张。1932年,规划制定将得到715万日元资助,另有190万日元用于工业合作社的扩张。下一个预算财年,规划者呼吁分别拨款1320万日元和190万日元。到1935年,农林省提议为乡村振兴计划的两大要素总花费5500万日元。(47)

7月底,政府的乡村振兴计划大幅缩减。第三稿草案,也就是农林省的“乡村振兴实施纲要”,反映了斋藤和高桥在地方官会议上表达的一些观点。地方经济振兴规划的重心由庞大的政府管理和财政支持转向由地方自寻出路,承担更多的责任。新纲要提出面对眼前的问题“乡村应当奋起自立”,而不是一味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48) 规划规模也相应地削减。7月10日二稿中曾倡导的万村半年振兴计划,在新的规划纲要中改成了千村五年规划。

对上述规划的资助也不够丰厚。农林省先前申请的700多万日元的预算大幅缩水。农林省的第三稿振兴规划中提到的预算在1932年也仅有43.1万日元到账。1932年,有5万日元拨给了村级发展规划,另外5万日元用于安置农业技术员。其余资金则用于管理费和工业合作社。(49)

规划运动预算削减的另一迹象是建议成立新机构来督导农村振兴的精神层面。中央和地方组织将负责弘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为此第一年就拨给他们近10万日元资金,1933年预算又翻了一番。尽管和经济规划的拨款相比,这笔预算少了许多,然而将原有规划切分成两个独立部分就突出了振兴规划中精神层面的分量。(50) 即使农林省官员最终争取到经济发展的振兴预算,但仍保留了鼓舞士气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