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各地大力推行形式多样的改革。1932年,帝国农会受农林省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多达862个村庄和5座城市起草了社区经济振兴计划。多数规划由村落基层单位制定,由当地农业协会负责。其他振兴规划则由村公所、地方联盟、以及由工业合作社、农民与地方农协组成的联合组织制定。有3/4的规划都是在过去三年中起草的,很有可能是对经济困境做出的回应。(1)

地方官员参与规划制定进程的事例屡见不鲜。1932年4月,长野官员成立长野县农村经济改革委员会,帮助工业合作社督办调查和规划事宜。1930年在静冈开始村级规划,第二年便设计出示范性社区。1930年在九州的福冈开展了由当地农协领导的规划进程,同年熊本县政府和县农协也开始进行合作。(2)

除地方政府涉足全国性组织的地方机构这一共性外,各地进行的尝试并无太多共同之处。1932年,帝国农会、工业合作社乃至中央政府都没有对村镇如何利用社区规划和改革进行过正规指导。规划制定者对所关心的问题可自行裁定。因此各地制定的规划规模不一,有的面向村庄进行规划,有的则仅仅面向基层村落。多数规划承诺改善当地经济状况,但就连这一目标都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在帝国农会秘书长冈田淳看来,当仔细看完1931年末所有农村规划后,他感到“更多规划着眼于提高农村管理水平,而非针对农村现状”(3) 。换言之,这些改革计划目光短浅,仅仅侧重提高管理方式,并没有提出冈田所期待的改善农村的长远见地。

1932年夏以前,农林省或其他政府机构从未制定过任何有关农村规划和改革的政策。当年2月,由农林审议会发布的报告建议深入研究农村规划,意在完善债务整理政策,但由于缺少具体措施而陷于停顿。(4) 后藤文夫的同事、时任内务省社会局局长的松本贺久撰文赞扬了1931年末福冈的振兴计划。(松本在就任社会局局长前曾任该县知事。)当地所尝试的经济改善计划重点针对债务整理、自制化肥和调解购销关系。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建立在对当地情况进行仔细调查的基础上,并由农业组织在基层村落落实。

按照松本的说法,一年半后成效喜人。购买化肥的现金消费降了下来,庄稼的收成也很稳定。他说就连农村债务危机都有所缓解。但松本未能提出全国通用的建议,甚至连福冈周边地区都未能推广福冈模式。因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行动纲领,倒不如说是为其他地区提供的些许“参考资料”。(5) 虽然没有人会阻止农民根据自身需要来制订类似福冈的计划,但在政府中似乎也没有人对帮助农民实现计划感兴趣。

推动国家实行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政府以外。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活动家有能力指出具体问题并提出示范性的解决方案,还能针对各类农村问题向政府寻求帮助。农村规划和经济振兴思想在形成之初,有一定的相似背景。从62次国会会议初期到63次国会会议末期的这段时间里,请愿者日益高声呼吁政府实行自我振兴计划,这其中以帝国农会为甚。这几个月间,内阁和农林省内部同时出现了新动向,自我振兴成为流行词语,这也是政府面对大萧条做出的最新、也是最为根本的回应。整个事件的始末及缘起都始于兵库县农协。(6)

兵库县农协秘书长长岛定志是当地自我振兴的杰出领军人物,1931年底,他满怀赞叹地目睹了神户青年会堂里的一幕。在一次精心设计的市场营销活动中,神户市的帽子生产商租用会堂举办纪念仪式,借以纪念夏季用过的草帽。他们一方面劝说路人和受邀宾客向其旧草帽告别(已捐赠给冈山县诊所用于治疗麻风病),另一方面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盛赞曾陪伴人们一季的帽子,并鼓动大家就地买一顶冬天戴的帽子。(7)

这一促销技巧令长岛很受启发,他决定将这样的热情、激情和组织方式带到农村改革运动中去。说做就做,1932年5月,他首先开始在兵库巡回举办系列“农民自力更生节”。一半是劝诫、一半是展示,节庆活动现身说法地列举了具体事例,向人们说明农民是怎样凭借艰苦努力和技巧走出大萧条困境;此外,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鼓励自助的讲座,听众被现场气氛感染,对未来充满期待,不禁由衷地喝彩。长岛及其同僚迅速将兵库农村的自助精神传递到东京,同样受到欢迎。

兵库农协是村级经济计划运动的先锋力量。早在1927年,农协主席山胁信吉、秘书长长岛定志(据报道他最先使用“自力更生”一词)和农业工程师石原次郎三人就开始同兵库县农民一起进行农村改革。(8) 在研究兵库自我振兴运动的领军人物庄司俊作看来,他们的方法建立在两大互为辅助的原则之上。在农协从事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教人们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农事和利用现有资源。长岛把这项活动称为“领导力改革”项目。除对农户进行培训外,农协还在社区范围内大力发展经济更生计划,又称“农村生产计划”。(9) 　

不论是在个人领域还是公众领域,兵库县的农村规划者都强调勤劳的重要性。长岛将辛勤劳动和家庭人力资源描述成将负债转化为盈余的“至关重要的环节”。(10) 农协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户一年到头的劳动力并未得到充分利用,除去农忙时节,大部分时间宝贵的劳动力都被闲置浪费。兵库农协领导人认为,假如农民乃至整个农村社会都学会充分利用劳动力,比如他们可以生产农副产品、种植新作物或转而开垦土地,那么收入就会相应增加。假如农户放弃购买商品设法自己生产的话,支出也会降低,或者至少可以保证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

尽管长岛等人强调用理性和科学的农业手段来达到收支平衡,但他们并没有忽视自我振兴所蕴含的更广泛含义。长岛这样写道:“我们对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如何对农业管理进行改革以及未来有什么样的出路,都没有明确想法。”政府对农村问题的一再敷衍严重削弱了农村的力量,收入锐减和债务沉重不过是病入膏肓的农村问题的表面症状而已。把农村从“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村社会和农户领上自我振兴之路。

农协制定的规划在缓慢推行,通过应用诸如“领导力改革”以及“生产计划”这样的方法,希望向农村社会注入新的希望和力量。既然这两种方法“深深扎根于农村私有经济,而且牢牢建立在对农户进行普遍管理的基础上”,那么就相对容易制定出一系列振兴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振兴计划应以简单可行、易于接受为宜;而一旦符合这样的要求,通向经济振兴的道路就平坦了许多。地方规划者期待实现“洋溢着活力与希望的农村振兴”。(11)

长久以来,帝国农会秘书长、知名人物冈田淳就一直在倡导应用类似方法来解决农村问题,而且他对兵库规划者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在一次对运动支持者的演讲中,冈田这样说道:

自给自足的首要条件就是利用闲置的人力、资金和土地,以及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农业生产。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大有可为,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能以一种常规的经济眼光来衡量,而是必须换一种角度思考,要知道,他们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大有可为。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足以给农民带来每天一毛钱的收入。也就是说,那种躺着睡大觉胜过赚一毛或是三毛钱的懒惰想法不符合吃苦耐劳的精神。(12)

冈田一方面强调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主张农民自力更生,抛开依赖政府的心理。(当然,尽管事实上帝国农会也没少向政府伸过手。)纵观兵库的规划,再看看农协领导者向公众展示的成就,这两种观点就清晰可见了。

在县农协起草规划之初,负责人预计从1927年开始,每年选出5个村庄,这样到1932年底兵库25个下属辖区都有一个农村社区推行自我振兴计划。然而,他们低估了规划的受欢迎程度,起初的规划难以满足需求。1929年之后,县农协扩大了地方(村、郡)农协的职能作用,允许更多的农村社区参与进来。仅1930到1931年这两年间,就有110个村庄入选参加该项规划。(13)

20世纪20年代后期,兵库农协非常重视村庄规划、市场营销以及农业商业化等方面的进展情况。该组织有能力向参与进来的村庄提供指导、为实现目标提供保障固然是农协规划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但兵库也有其他的优势。其中之一便是农协组织强大的整体力量。在兵库县,虽然长岛、山胁等人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但倘若离开地方基础这一坚实后盾,其思想也不会有用武之地。20年代村级农协发展迅猛,活跃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于这些基层农协的存在,县农协更易于发动地方积极性。(14)

自我振兴计划和以往的规划运动有相似之处。设计规划者首先对可利用资源展开调查,然后帮助他们更加有效地利用当地资源。调查由地方农协委员会成员进行,不仅提供信息,而且还给出建议,为各家各户制订各自的发展规划提供(包括书面材料在内的)指导。为扩大收入来源,农协鼓励社区推广农副产品发展规划和农作物多样化种植、大力扶植家畜饲养,同时增加化肥和饲料使用量。

在发表的出版物中,兵库农协以上高村为例来说明农村社区如何从自我振兴和规划运动中受益。该村1929年开始参与规划运动,当年户均农业收入为434日元。尽管1930年遭遇商品价格大跌,但截至1931年,户均农业收入升至494日元,1932年更是攀升到569日元。农民种植的作物开始多样化,通过减少购买化肥,同时开展农副产品发展规划,收入翻了一番,到1932年为止,通过销售鸡肉和蔬菜,所得收入比3年前增加了4倍之多。(15)

在自助方式中,另一个令人称道的成功因素是利用竞争引发人们对规划运动的兴趣,并激发参与农户的积极性。上高村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在全村范围内举办竞赛选出表现最出色的农民。虽然评分标准按项目给出不同分值,但显然侧重于评价选手的辛勤劳动所得:(16)

纯收入　　　　　　　 30%

谷物种植收入          10%

农副产品收入          17%

耕种面积                    8%(www.daowen.com)

农场工作日                  20%

每段土地的产量            8%　(1段=992平方米)

自制肥料所占比重　    7%

总计　                        100%

庄司俊作将这一评价体系形容为农民勤劳与农产品销量的集合体。如果说农民眼中有什么重要衡量指标的话,最重要的当属辛勤劳动的过程和收获。虽然并没有忽略农业技能、土地持有量等指标,但和收入以及工作日相比,所占比重不大。最优秀的农民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赚取最多的钱。

竞争在农村生活中并非新生事物,但在振兴运动前,竞争制度的制定侧重技术创新。获胜者都是那些改良水稻、培育出新品种蚕宝宝或是更新灌溉系统的人。虽然这些技术革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创新成果在普通农民中却难以得到普及。参赛选手局限于较富有的农民,而且不受地区限制。因此在过去的竞赛中,来自A村的选手可能会对B村或C村对手的水平更感兴趣。甚至他可能在本村范围内连一个对手都找不到。

兵库农协在上高村推行的方法远远受到地域限制,但同时又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方法之所以能够发挥出组织性和竞争性特色,其基石是小村落和村庄;如果仅仅在村子内部举办比赛,竞赛的意义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初在村落内进行全体农民参与的比赛,之后选出代表参加高一级比赛。至少从一个社区的竞赛结果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的农民并不亚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富有农民。(17) 竞赛不仅有助于鼓励农民激发更大积极性,更能强化农协希望传达给农民的有关勤劳和生产力的理念。尽管他们所倡导的自我振兴思想和勤劳理念并无新意,也不代表激进的革新思想,然而兵库农协似乎拨动了地方百姓和政府领导层的心弦。(18) “农民自力更生节”更是为农村振兴规划增添了几分吸引力。

1932年5月,兵库农协领导人在整个兵库县开展巡回活动来推行规划。受邀的当地领导人、协会主席、学校校长、记者和各类青年组织的主席都对本次活动做出热情回应。节庆活动本身的目的很单纯:普及信息、鼓舞人心和转变旧观念。正如石原所描绘的那样,会议一开始就给出数据来说明经济状况,并通过演讲展示当前农村及农户的境遇。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大萧条,山胁论述推行自我振兴政策的迫切性;随后,长岛在演说中详细解释了村庄及农民参加规划运动的具体步骤。最后在场听众被请到台上描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困境。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长岛等人的观点,与会人员被赠予一份“农村村庄自我振兴的说明材料”。当他们打开宣传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份造成农村贫困和不幸的成因分析图(见图1)。图中对农村贫困进行溯源,也就是说,造成贫困的元凶是收支不平衡和过高的债务利息。材料再三强调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不仅众所周知、一致公认,而且这些困难最终是能够克服的。读者只有翻到后面,才能看到应对难题的指南。宣传册还奉劝读者放弃那种“得过且过的思想”,采取“有计划、有目的”的方法,摒弃那些“随心所欲、千篇一律、居高临下的倡导”,转而支持那些“人们所熟悉的来自基层的建议”。(19) 　

宣传材料的后半部分对自我振兴进行具体阐释,并列出经济恢复的过程。振兴之路的第一步是对农村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针对农村的调查是为了推行生产计划,而针对农户的调查是为了推行农业管理改革。第二步是进行“批判性研究”,或者说是对农村社会和农户的经济健康状况进行开诚布公的反思。一旦大家掌握了坚实可靠的信息,就可以采取第三步措施,那就是形成整体规划框架。虽然规划会因具体情况(比如农户或社区的资源和需求)不尽相同,但规划的整体方略自始至终是一致的。规划会着重在多个领域设计鼓动性活动来刺激农业生产(因而动收入增加)。除了增加产量,还详细考察参与规划农民在桑蚕、牲畜养殖和林业方面的业绩,同时还考察社区农副业的创业能力。

图1　导致农村贫困和不幸的主要原因分析图。这张图表是分发给参与1932年“兵库农协农民自力更生节”与会人员的材料之一。(来源:兵库县农协,1932年农村自力更生说明资料,重印于武田勉和楠本昌弘编著的《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汇编》,第一卷,第一部分,第422页)

如果计划进展顺利,收入就会增加。为了确保这部分盈余不会被新的开销抵消,规划要求农民降低家庭和管理方面的花费,减少“奢侈品”消费。为减少现金花费,参与规划运动的农民应学会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购买酱油而是自制酱油或豆酱,使用自制农家肥取代市场上更昂贵的化肥。不论最后做出怎样的决定,小到各家各户、大至整个社区,都需要理性且仔细地考虑所有可用资源,充分发挥其优势。

一旦制定好计划,第四步就是把信息传达到村子。大会和家庭会议不仅有助于每一个人明确社区的既定目标,还能及早摸清哪些人没有参与规划以及哪些人需要额外帮助。一旦社区在整体上完成信息确认,剩下的就是“让合作产生效用”。农民将各尽其责,而计划则会按部就班地推行下去。(20)

从节庆活动的与会人员得到的其他材料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倡议切实可行。材料介绍了一个村庄的几户家庭如何运用所建议的规划方法改善其经济条件。农协将两类家庭进行对比:一对是不知名的“普通”农户,另一对是森川和高田两户参与振兴规划运动的家庭。图表将每户家庭实际工作天数与最大限度工作天数的百分比数进行了对比(见图2)。图表中“普通”农户的季节性劳作非常明显。春季和收获季节两组家庭的工作天数都接近100%,但其他月份却很少劳作。(21) 相反,森川和高田两户的工作天数很少低于90%,而且常常超负荷劳动,每天比普通农户多干几个小时,因此收入不菲。

图2　农户辛勤劳动的效果对比图。该图系向参加1932年兵库县农协农民自力更生节的与会人员分发的材料(来源:1932年兵库县农协自力更生说明材料,重印于武田勉和楠本昌弘编辑的《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汇编》,第一卷,第一部分,第426页)

注:① 1反=992平方米(反,日本土地丈量单位)　② 1匁=3.759克(匁,日本古代衡量单位)　③ 1贯=3.75千克(贯,日本古代衡量重量的单位)

附在图表后的材料清晰地显示,“辛勤劳动”的农户将额外劳动时间用于多样化种植。和普通农户种植单一作物相比,高田一家种植了5种作物。森川一家也采用类似的多种经营方法,不仅种植8种作物,而且还养鸡和牛。而“普通”农户虽然土地较多,但劳动时间较短。(22) 根据资料显示,森川和高田两家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收入高于“普通”农户。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辛勤劳动结合农业多样化经营的方法可以有效解决经济危机。这两个因素本身就说明了高田和森川两家取得成功的原因。读者对可能影响生产的其他因素知之甚少,比如租金水平、土地质量以及农户的健康状况等等,但这些因素同农协所要表达的更广义的信息关联不大。

农协倡议中的最后一个案例并没有针对单个家庭说明该如何恢复经济,而是以神崎郡山田村为例,侧重从整体上展现社区的经济复苏过程(见图3)。计划部署的展现方式形象而有趣。收入和支出项目分别位于天平两端,托盘上摆满了标有“农业收入”和“生活消费”的砝码,因而在1930年的规划中(见图的下端),天平倾斜到“贫困”一端。十年规划的末期,收入一端的砝码大大增加,花费则相应减少,而“债务”负担则消失殆尽。结果是天平(如图的上端所示)倾斜到了“富裕”那一端,把贫困远远抛到身后。

这番浅显易懂的描绘勾勒出处于困境中的农村现实景象,促使人们具体而又直接地了解到经济复苏的过程。材料显示,1930年村中农户的平均消费为809日元,而收入仅有709日元。根据规划,未来十年农户消费支出增长额度为2至3日元,而收入增长幅度为35日元。按照农协制定的原则,通过努力耕耘、理性经营和勤劳能够改变农村社会的面貌。实行规划的4年后普通农户的收支预算就会持平,10年后每户就能盈余229日元。(23)

图3　村级经济振兴材料展示了十年规划的效果图。该图系向参加1932年兵库县农协农民自力更生节的与会人员分发的材料(来源:1932年兵库县农协自力更生说明材料,重印于武田勉和楠本昌弘编著的《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汇编》,第一卷,第一部分,第424页)

在实现经济复苏目标的过程中,从兵库农协强调努力劳作、节俭、勤奋和社区团结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是在沿用传统的做法和说法。如果二宫尊德泉下有知,他会欣然接受此次农民节提出的许多格言,无疑正是这些老话吸引了高桥和首相斋藤。然而,振兴运动这个新瓶装的并非都是旧酒。所有文件和演讲都明确表达要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向切实可行的目标迈进。虽然正如例子所示,未来前景也许并不灿烂,即使10年后的成效也算不上丰厚,但从宣传材料可以看出,从贫困走向偿清债务的进程不仅有条不紊、指日可待,而且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所运用的有关经济和科技的语汇和原则都标志着经济振兴的途径已趋于现代化,而非简单沿袭上个世纪的做法。经济振兴不单纯是少花钱多办事;尽管农协在宣传中加入了自我否定元素,但之前所传播的传统观念同样引人注目。农协承诺通过改革未来会更好,而不是止步不前。

规划的行动方针和原则的制定意在针对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这一点本身就意味着变革。和以往许多改革运动不同的是,自我振兴不是直接针对地主和地方乡绅,而是面向整个农村社会。乡村就是受众群体,农协似乎认为绝大部分农民不仅能够参与到社区重建中来,而且他们也有义务这样做。振兴运动显然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团结与和谐,虽然这一点并无新意,但建议村民把村子当作企业来经营的观念富有创意,这样一来村子的兴衰和每个人都有利害关系。规划和振兴运动时时刻刻把个人成就和村庄更广泛的需求和目标联系在一起。如图3所示,个人的成功和整个村子的收支平衡息息相关。广泛参与、现代技术以及让变革改善生活这些字眼时常出现在经济振兴运动中。

农民节在闭幕时向所有与会人员做出承诺。他们重申:“我们将推动农村和农民的自我振兴运动,让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量,通过自我振兴有所成就。”得益于长岛的另一个想法,农民节的参会者除了带走他们所作承诺的记忆,每个人在离开时还带上了一个“自我振兴”纪念品——一个右手握着锄头的农民木雕人偶。(24) 长岛说这次的灵感不是来源于神户的帽子生产商,而是源自历史。他之所以想到雕像的形象,是造访德川光国的旧属地水户市得来的灵感,而德川本人是农民改革的早期倡导人。据说德川总是随身携带农民雕像,借此来感谢辛苦耕作为他提供每顿餐饭的农民,长岛正是受德川启发。(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