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农村集会以及1932年春以来不断壮大的请愿运动不同,兵库“农民自力更生节”并不打算向国家求助。此次集会传播的理念独树一帜,不是向外部寻求拯救出路,而是着眼于内部来谋求经济复苏。在兵库辖区内共举行6次节庆活动,并邀请当地农民、校长、地方民间组织领袖以及部分记者参加。农民节集会场场爆满,尽管那年5月正值农忙时节,但许多农民腾出一天专程参加此次活动。通过发表鼓动演讲和发送推荐书及传单的形式,农民节向与会者发布了由兵库县农协起草的改革方案,农协领导人希望向更大范围的听众传播其改革倡议。

他们获得的成功超乎想象。举办首次农民节后短短几个月内,国家就采纳了兵库农协提出的农村改革和经济振兴的基本理念,其宗旨迅速成为政府振兴农村经济的核心思想。始于兵库的“自力更生”理念演化成全国经济振兴运动。1941年是该运动的最后一年,当时全国近4/5的农村社会参与了此次运动。

经济振兴运动改写了农村30年代的历史,它把来势汹汹的农村改革和较为狭隘的债务补偿设想以及公共工程政策整合起来,将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引入农村,不仅帮助农村社会摆脱了萧条,而且从根本上造就了一个更健康、更有活力、更为繁荣的农村,使其和日益发展壮大的城市更加匹配。尽管缺乏维持长久稳定和繁荣必不可少的变革,但这一运动却为农村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对华战争的需要,农村繁荣与复兴的原有重心调整到国家经济以及政策方针上。经济振兴的措施和热情随即转移到军需调动上。在后面章节中将详尽追踪这些一动向;本章重点研究经济振兴出现的相关背景及其成为救济政策核心内容的始末。

受三大因素驱动,经济振兴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复苏的主导力量。首要推动因素是当地致力于改革的积极性;截止到1932年,一些组织已在尝试经济改革和重建规划,有些组织甚至在基层村落进行了多年反复试验。兵库农协就是其中之一,其成员一致认为规划制定得相当成功,大家都渴望到1932年这一规划能够升级为解决农村危机的国策。农协为地方振兴所设计的蓝图在推动政府农村政策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www.daowen.com)

第二大因素是包括首相和高桥在内的关键决策者都迅速接受了经济振兴的倡导,并率先成为热心支持者。由于请求援助的请愿铺天盖地,这二人公开批评农民缺乏积极性,指责他们日益增长的依赖政府的懒惰心理。经济振兴计划恰恰提供了一条出路,但同时又把球踢给了农民,把经济能否恢复和农民努力与否联系在一起。更为有利的是,尽管经济振兴对国家而言看似一项浩大的工程,但事实上比公共工程项目节省许多开支。

最后一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振兴的感召力已经扩展到农村以及对改革思想和行动感兴趣的群体中。经济振兴运动的精神被迅速崛起的新生阶层接纳,而这些人都是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女。他们深受20年代针对农村消费群体的媒体影响,深感城乡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鸿沟正日益扩大。30年代初的农村社会蓝图和十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在时运艰难的情况下,经济振兴和农民所憧憬的未来前景十分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