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预算达成关键性决议后不久,军方发表了一份“针对离间人民与军队言论的声明”。由于农村救济预算削减到1/10,致使军方饱受诟病,面对舆论严厉的指责,军方发言人坚称:

和那些扬言农村问题为军费预算作出牺牲的说法一样,眼下分裂人民与军队的挑拨活动意在破坏心系国防的人民之间的团结。农村问题是关乎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问题,不可能和国防割裂开来。众所周知,农村问题也是军队最为关注的问题。(93)

当问及是什么因素促使军方发表此项声明时,陆相和海相对首相斋藤说,他们一直都非常关注全国1933年10月与11月反对军队的言论。陆相林铣十郎(1934年1月接替陆相荒木)后来将这些反对言论归咎于外国煽动分子,他说这些人企图挑拨人民同军队的关系,削弱日本的国防力量。(94) 林铣十郎坚持认为这些外国人应对这一负面新闻负责,并且指出他们还从国外邮寄宣传品到日本。他因此剔除了国内预算争端和“离间宣言”之间的干系,甚至还并不高明地利用了国内这种对外国敌对势力的忧虑情绪。

媒体迅速将这一声明同1934年预算联系起来,因而很难判断林铣十郎认为他能唬弄到谁。军方领导人显然很关心日渐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公众情绪造成的冲击,因而竭力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措施来为农村利益代言,借此平息公众的愤怒情绪。1933年底预算会议期间以及随后的日子里,荒木将军一再表明农村政策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且作为军方发言人,他有义务对此做出评论。毕竟国内动荡与国防息息相关。正是在荒木的请求下,斋藤在部长会议结束后立即召集内阁讨论国内政策。(95)

农相后藤或许挑战了荒木的权威,但他似乎也欢迎陆相介入其权利范围。二人关系之所以密切,极有可能是因为后藤参加了一次在福井市召开的军官会议,并在那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在此次“农村对策联合会议”上,荒木、后藤和总参谋长就农村政策召开讨论,与会人员还有工业合作运动的高层官员。(96) 报纸也报道了荒木、后藤、铁道省长官三土以及当地官员讨论农村现状的会议,意在让公众看到荒木一直在为农村尽力争取支持,但公众只看到荒木停留在口头上的农村救济问题讨论,并没有具体的实际行动。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荒木在农村政策上的观点是基于国防安全的宏观考虑,其中包括充足的粮食储备以及健康的工业基础。因而他才同工商省协商,试图降低国内化肥价格,他反对自由进口化肥,虽然这一做法价格较低,但会威胁到日本化肥生产商的利益。他还强烈反对削减水稻种植面积以稳定粮价的计划,反而赞成适当减少晚栽水稻的种植面积。(97) 然而,荒木等军方官员没有向公众表明在农村问题上的“军方政策”。荒木只不过借用了在讨论中听到的农林省的观点,意在刻意避免在政策决策上篡权的不良印象。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他可以批评或是赞许某些具体政策,但他并不想把军队卷入到农业政策中去。或许令他担心的是,他越是插手其他部门的事务,其他部门就越容易干预军队事务。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荒木的继任者林铣十郎陆相极不情愿卷入到国内政策中去,他认为一旦这样做,又该如何阻止农相参与制定国防政策呢?(98)

陆军和海军将领很快就心领神会,意识到他们有必要和后藤这样的官员进一步发展关系,更何况军备预算给农林省带来了潜在损失。荒木同后藤等人有关农村的讨论意味着军队公开介入农村政策,而在1933年底之前农业一直被忽略。荒木表态的时机也较为成熟,很容易为加强农业和军队的联系提出有力的理由,毕竟国家需要强大健康的农村以及独立健全的国防。即便不是出于迫不得已,在假想中的外来威胁和国内问题两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军队介入农村政策成为可能。(www.daowen.com)

然而荒木的表态时机和内容被认为最有利于军队利益。此前召开的部长会议已清晰地表明,即将到来的预算纷争将愈演愈烈,而且极有可能的发展趋势是,一旦军队占得先机,国内预算必将受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荒木跳出来为农村利益代言,目的是为了削弱对军队的批评,避免给人以军费开支是牺牲农村利益换来的印象。如果想做出支持农村的姿态,还有什么计策比得上站在农林省这一边,并在全国媒体面前为声援农村进行呼吁呢?

海军、陆军迅速采取行动声援各自的公开声明。在第65次国会期间,陆军一再强调军费开支对农村救济方面的作用。据他们估计,通过提供1900万个工作日的方式,1.6亿日元军费预算中的1.2亿日元最终会回到平民百姓手中。发言人竭力强调说,一部分就业机会将划拨给东北地区,因为征兵人员将到东北地区征募身强力壮者生产军需用品。(99)

国会会议后,海陆两军都采取措施增加从农村直接购买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数量。他们以前并非不购买农产品,只是绝大多数是从商人或批发商手中购得。这项新举措越过了中间商,直接向生产者或行业组织购买农产品。(100) (救济振兴计划将扩大工业合作社职能,强化其地方调解作用。)1934年4月,位于横须贺、吴市和佐世保的海军基地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尽量多从农村直接购买农产品。另外还敦促基地关照当地特产,例如购买宫城的白菜、长野的豆腐,总之要尽力照顾贫穷地区。海军公布了向东北地区招募2000名兵工厂雇员的计划,而且采购部已开始到农村四处物色并采购当地农产品。为吸引最好的军需材料,海军还多次资助举办展销会;5月27日海军纪念日这天的展销会就帮助海军购得国产丝绸。(101)

陆军也采取类似措施最大限度地从地方直接购买农产品,尽量避免中间商盘剥。军需计划处命令向满洲里供应的军需物资一律从东北和长野地区购买。推荐直接购买的农产品包括大米、马匹、羊毛、兽皮、牛肉和鱼肉。由于军队对羊毛有需求,一些地区养殖绵羊的积极性大增,兔子产量也跟着上升,原因是兔毛可以用来制造冬季军服。(102) 军需品不仅促进农产品多样化,还能高效配合经济振兴计划,刺激农业生产。

即便在农村直接救济日渐萎缩时,预算争端中的军队似乎并未损失什么。荒木向公众表现出保护农相后藤和农村利益的姿态,不仅抵消了军费饕餮胃口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还给人以军队为农村殚精竭虑的印象,向世人表明军队有能力应对眼下大家关注的问题。由于媒体和国会间的争辩恰逢审讯参与“5·15事件”的陆军、海军以及平民被告,因而一时间弥漫着同情军队的气氛。

况且由于农村救济和军费开支间的界限从来都不清晰,很难分辨出军队遭到农村选民批评的猛烈程度是否能和1933年底的那次相提并论。在此次预算冲突后,军队和农村间的忠诚似乎显得牢不可破。与此同时,在保护农村选民方面,国会和政党再次表现出既无能又无情的一面。就连像帝国农会这样的组织都更愿意越过政党,直接和官员进行联系。发生这么多的变化不是没有可能,但这令人更确信的是,随着30年代这10年时光的推移,政党正日益被边缘化,在重大问题上不但鲜有成效,而且反应迟钝。主动权正逐渐挪移到官僚和军队手中。(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