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内阁执政两年多后,由于“帝国人造绢丝股票买卖贪污”事件,数位高官受到牵连,最终导致1934年7月内阁倒台。(53) 乡村救济工程的命运就此终结,做出此番决定的背景是对日本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以及国内政治不作为的担忧与日俱增。李顿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有关1932年10月满洲里事件的报告,尽管报告对日本并无敌意,但驳斥了日本对该事件的说法。1933年2月,国联刚一接受这份报告,日本代表团就拂袖而去,随后退出国联。对贸易壁垒的担心以及华盛顿公约体系的逐渐瓦解,进一步加剧了许多人对日本在亚洲经济和战略地位的担忧。军方规划者和一些民间规划者开始倡议建立一个更容易动员的国家,以便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挑战。这些忧虑激发了人们对国家的危机感。

与此同时,由于主流政党的内部争斗,他们无法提出一个能够替代无党派内阁的可行方法。政友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该党领导层希望重新获得首相职位,因此在第64次国会期间支持内阁,他们相信重新执政已是迫在眉睫。(54) 然而,刚宣布日本退出国联后,斋藤首相就立即在伊势神宫会见当时仍旧很有影响力的西园寺公望,共同商讨内阁的命运。(55) 显然,深受西园寺影响,斋藤也认为有必要继续掌权,而不是把内阁的控制权拱手让人,他说服高桥继续留在内阁(也说服了萌生退意的山本留下来),因此搁置了政党统治内阁的计划。斋藤认为国内外危机四伏,而高桥的建议非常关键。1933年末,斋藤开始和政友会领导人进行磋商,以求赢得他们对内阁政策的支持。(56) 他坚持认为,该党领导人在政策性问题上与内阁保持一致是不够的,而从那时起,政友会对内阁的建议最多也只是安抚性,不再起实质性作用。

早年处理农村救济问题时,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不同阵营统一意见,这一点从1932年和1933年破纪录的救济预算中可以看出来。高桥也愿意短期内借助赤字预算重振经济,这种意见一致也意味着在今后几年中,救济预算和军费开支将同步增长。然而,随着对1934年预算讨论的展开,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对农村救济的原有承诺,这时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了。各个政党,尤其是政友会对内阁并非很宽容,而且在预算讨论中军方的作用明显强于往年。满洲里事件后,军队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海军,在享用这笔激增的军费开支,他们不愿他人分享这块蛋糕。因此1933年军队代言人的声音愈加响亮,他们呼吁要为下一轮安全危机做好准备,许多人预言危机最迟会在1936年降临。

这些寻求资金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预算这块蛋糕不可能再变大了。在1933年初夏内阁所达成决议的基础上,大藏省为即将到来的预算协商做出规定。高桥和其他大藏省官员非常希望控制这两年滚雪球式的预算增长,因此7月他们做出决定,1934年债务水平和总预算不能超过1933年。新的预算请求也必须尽可能限制在前一年的范围内。(57)

1933年10月,重要部门的长官开会讨论优先考虑的预算,很快焦点就转向对军事和外交的担心上。陆相荒木贞夫联合海相将会议焦点成功地转移到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上。(58) 荒木不仅能言善辩,而且精通谈判技巧,为强化其立场,他限制其他部门长官的发言时间,并想方设法说服斋藤首相,特别是高桥藏相考虑他的国防预算。(59) 10月底部长会议结束时,高桥陷入尴尬境地,他不得不就否决陆军和海军预算做出辩解。藏相坚持优先考虑外交的说法并不能被军方接受,而且缺乏军队“加强国防”运动那样的内在感召力。

绝大多数贷款申请都和前一年一致,只有军备预算例外,要求大藏省批准的军费开支占14亿日元总预算的一半以上。11月17日,高桥公布决定,表明陆军已经获得所申请资金的60%以上(超过其他任何一个部门),而申请4.4亿日元的海军仅获批1.7亿日元,不到所申请金额的40%。(60) 海军发言人丝毫没有隐瞒其不满情绪,在讨论预算时,高桥数次拒绝军方的强硬要求,这为内阁未来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11月底,当斋藤从中调和商讨折中方案时,双方的关系紧张到顶点。海军在原来预算的基础上又要求追加至少1500万日元。高桥的态度有所松动,同意追加1000万日元,之后陆相荒木也同意将用于满洲里的军费预算拨出1000万日元供海军使用。高桥将这笔资金一分为二,分别划拨给海军(用以满足其要求的数目)和农林省使用。(61) 这一折中办法是斋藤所能想到的最佳方案,似乎能让多数参与预算讨论的人满意。(62)

但在满意的官员中,并不包括农相后藤。农林省为农村申请更多资金的要求遭到小气的大藏省断然拒绝。(63) 所申请资金仅有14%获批,远远低于平均46%的通过率。12月初,后藤进行第二轮申请,仍一无斩获。(64) 如此削减预算似乎会威胁到农林省继续大规模投资农村,至少这意味着政府开始背离对以救济工程、贷款和信贷形式实行直接救济的承诺。在荒木的敦促下,内阁同意召开系列内政会议,来应对此前在10月部长会议期间未曾出现的问题;预算框架一经公布,会议就立刻成为后藤的论坛,在召开第65次国会会议和来年预算计划没有最后敲定前,他为扩大救济预算和增加农村改革资金做着种种努力。(国会会议于12月26日开始。)从11月7日到12月22日一共召开了8次会议,除首相和内务省外,农林省、商务省和殖民省长官从一开始就出席了会议,陆相荒木和铁道省长官三土从第二次会议开始列席,高桥藏相也参加得比较晚。(65)

在协商预算期间,有几个因素对后藤不利。在筹备会议的几个月里,他和陆相荒木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工作关系,致使高桥把后藤和军方联系在一起。(66) 高桥直言不讳地反对军队诽谤政党,反对军备扩张计划,有时还反对荒木在内阁会议上的言论。为了内阁的利益,高桥再次引用他从几位拜访他的村长那里听到的故事(见下文),荒木评价了他们的“精神”,对此藏相是这样回应的:

无论说什么你都插话,大谈这“精神”、那“精神”,可是你说的精神到底是什么?难道精神不是指辛勤劳动的态度吗?有这样的态度就足够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只是信口开河地谈论“精神”,没有人能听得懂。(67)

后藤的问题在于,荒木的表现力证农林省与其在内阁结成了毫无保留的同盟,所以后藤越是为农林省争取资金,就越是促使高桥反对增加乡村拨款。一位当代学者描述说高桥对后藤的印象“极差”。有观察家试图为后藤辩解,他暗示高桥,是军方而不是后藤在挑起农村的事端。而高桥的回应是:“不,农相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和军方已是一丘之貉。”显然在藏相看来,后藤及其所在的农林省已经和军队串通一气了。(68)

在如何看待农村和解决农村问题方面,后藤和高桥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后藤急于说服政府全面支持农村救济和改革计划;而高桥则坚信,农民需要的帮助越少越好。藏相的态度后藤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他说:“我已经和高桥就许多问题交换过意见,但是我们对农村的看法似乎存在根本性区别,这样事情就很难办了。[对于预算问题]我并不乐观。”(69) 关于后藤渴望扩大预算经费一事,高桥是这样评价的:

就农村问题而言,农相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目前不再投入任何预算,如果我们考虑降低负担,避免不必要的花费,或者说削减预算的话,那么就有[能够奏效的]办法。不给农村拨款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70)

随后高桥举了一个亲身实例来阐明其立场。11月初,一群由两三百人组成的村知事请求面见藏相。这一请求起初遭到高桥的拒绝,他请副手代为接见,但村民们不同意,重申要求面见藏相。高桥的态度有所缓和,邀请50人作为代表到其住所面谈了两个小时。在非常坦率的讨论氛围中,他斥责代表团说:

一方面你们说要尽力支持国防投入,弄得全国上下都要举兵备战似地,可另一方面你们又再三强调农村无法实现自立,还说“难道大藏省就不能做点什么吗?”。把这些要求放在一起综合考虑,就会招来国外的耻笑。你们切勿再有“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务必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态度。(71)

藏相欣喜地发现,地方官员受够了推诿搪塞后,反倒更容易接受坦率直言。高桥说他们高兴地离开了。

一眼就可以看出,对高桥来说,自力更生这一途径是何等重要。暂时把国库现状抛开一边的话,他似乎发自内心地看重自力更生的潜在价值。正如藏相对来访村长所申明的那样,辛勤劳动、节俭以及地方或个人的进取心对他来讲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许多人相比,高桥有可能更难接受村民真正需要救助这一事实。第63次国会会议结束不久,他就主张削减救济预算,理由是只要稍微抬高大米和丝绸价格就可以改善农村现况。同一天,斋藤首相向记者谈到,他非常希望“尽量少花钱就能收到预期效果”;他说,真正去农村考察一番的人回来说那里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很糟糕。(72) 那年夏天,出现这么多请愿的人请求政府发放救济,斋藤和高桥两人都感到十分失望。随后,他们倡导实行自我振兴和经济振兴运动与其对政府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政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虽然说服不了高桥,但后藤仍在试图说服内阁其他成员继续扩大对农村救济的投入。(73) 他在内政会议上描述了农村持续蔓延的危机,之后又介绍了农林省新的应对计划。后藤多次谈到需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控制”,建议扩大工业合作社的作用,加强农产品生产和销售间的协调,并推行佃租法保障佃农权力。他还提到通过地方财政改革,缩小农村与城市间的赋税差距。在思想层面上,他希望训练村里的“骨干力量”,帮助他们成为村里的领导力量,并激发农村社会的忠诚、爱国以及互助精神。(74) (www.daowen.com)

凡是积极从事农村改革的人都十分熟悉农相的建议,在内阁以及类似帝国农会这样的组织中,后藤的每一条倡议都不乏支持者。通常情况下,这些观点会在各部门长官中获得认同,然而当下正处在非常时期,而国内政策会议本身就是各部门协商妥协的场所。大会迫切需要丰富多彩、非同寻常的大胆想法。不幸的是,对后藤而言(对农村来说想必也是如此),他并不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后藤未能在谈判桌上有所建树,他提出的一系列农村政策,除了获得热忱的官员支持,再也无法激起其他任何人的激情。在陆相荒木激情大胆的鼓动和富有见地的演讲的反衬下,后藤有关农村政策的建议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枯燥乏味。

12月初,高桥藏相首次出席会议,尽管他认同后藤所描述的农村困境,但一旦涉及解决方案,两人立刻分道扬镳。在听取了对前两次会议的总结陈述后,高桥做出回应,并引用了1884年前田正名的“振兴企业的意见”。前田的这份文件详细描述了当地经济状况,并建议政府最大限度地运用有限资源发展国家经济。尽管该文件焦点的是工业发展,但并没有忽视农民,指出政府所以从几个方面帮助农村,只要农民尽到自己的一份力,就不致落到入不敷出,从而实现既定目标。(75) 高桥说:他倾向于认同农相的观点,但他仍感到实现经济振兴应从地方层面来调动农民积极性,正像“振兴企业的意见”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坚信,即使是现在,1882年和1883年的精神主旨仍十分适用。”(76)

后来在同记者讨论时,高桥对这一观点进行补充,他指出后藤对农村问题的说明只会令他更加坚信农村社会需要自我振兴。虽然国家或许可以对农民如何承担振兴任务来指导一二,但是政府显然不该养成施舍农民的习惯。高桥抱怨这样做只会“引发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12月7日召开的会议制定的路线甚至更加严格。据报道,高桥斥责农民缺乏自助精神。他说:农民把钱花在了不必要的地方。例如,婚礼太过铺张浪费,对教育投资过度(尤其是对妇女而言),此外化肥开销过大,实际上使用堆肥也挺有效的。铁道省长官三土支持高桥的观点,他认为此次农业萧条中,受打击最重的是中等收入的地主。尽管他们现在的收入和十年前一样多,三土抱怨说,这些地主却没有根据经济下滑的现状适时调低生活标准,因而导致入不敷出。(77) 和以往一样,高桥大力提倡实行个人层面的变革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竭力阻碍后藤的计划在政府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效用。后藤所能做的就是促使与会者表态支持他所提出的“农村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培养农民纯朴、有活力以及热爱土地的精神”这一观点。(78)

显然,后藤放弃了当初的经济及财政改革计划,转而赞成从精神层面实现自我振兴,他同意下次国会会议提出更具体的政策建议。到那时为止,其他内阁成员和媒体一致认为不论会议的主题是什么,都不过是在为后藤挽回颜面而已。文部省长官畑山最后被请去出席会议,但他拒绝加入这场毫无意义的讨论。同一天,《中外商业》发表了同样观点,将这些会议描述成安抚后藤的抚慰品,不过是借此来弥补农林省在常规预算协商中的溃败而已。(79)

会议达成的另一共识是包括高桥和三土在内的倡导自我振兴的官员将取得领先地位。内政大臣山本告诉记者,后藤、荒木和高桥在自我振兴的必要性上取得一致意见,并打算投入预算支持这一新达成的共识。他虽然并不清楚预算的具体数额,但很快他又告诫农民期望值不要太高。藏相并没有多少资金可以支配,农民的希望很可能就此破灭,到时只怕是画饼充饥。后藤没有食言,在余下的几次会议中,他不再坚持农村改革的论调,将焦点对准“培养农民的精神”和“完善合作组织”,而这两项倡议都和高桥倡导的自我振兴方针吻合。(80)

尽管这为日后和经济振兴运动相关的预算打开了一扇门,但显然此次内政会议为后藤乃至为整个农村设置了一道障碍。土地问题至少在会议之初提到过,但随即就被搁置一旁;同样不再审议的还有“稳定乡村生活”的建议,其中包括乡村医疗设施建设、地方工业化的尝试以及推进政府分摊义务教育的成本。(81) 斋藤等人向媒体保证并没有将这些问题弃之不谈,只是暂时搁置而已。他坚称在来年春天召开的内政会议中,上述问题会得到应有的关注。(82) 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官员中似乎只有后藤和荒木对农村改革充满热情,并得出结论说内阁杜撰出会议会如期召开的谎言,好让国会和公众相信他们在为国内问题做出努力,并借此避免后藤和荒木再次面临尴尬局面。(83)

大会严格限制后藤的农村改革观点,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内阁不愿正面应对农村问题。后藤所提建议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当时看来不仅有些过时,而且难以满足农村实际需要。即便银根宽松,他们也难以应对农村的救济预算。除了政策本身存在问题,陆相荒木对农业政策和农相的支持态度显然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每到争取预算的关键时刻,单凭高桥的个人感觉就足以阻碍后藤的努力进程,毕竟银根紧缩最终要归咎于军方。

第65次国会成为内政会议的首个实验场。斋藤在致国会参议院的开幕辞中,表达了对经济现状谨慎乐观的态度,并蜻蜓点水式地提到了农村政策的各项内容。(84) 高桥也采用同样策略:对经济前景充满希望,却闭口不谈对农林省的拨款。议员们对预算的反应强烈,提出了亟待讨论的农村问题,但显然他们也觉得农村问题不如以前那么迫切需要关注了。

原本关注农村救济的政客开始转移注意力,争相瓜分急剧缩小的预算蛋糕。主要政党虽对搁置农村救济计划表示遗憾,但措辞谨慎而温和。他们承认农村需要救助,但在如何进行最有效的帮助方面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各大政党更是老调重弹,政友会的东武认为,据估算1934年有一半以上预算用于军费开支。东武并没有直接质疑这项花费的必要性,而是指出日本对农村社会投入较少。他援引德国正在严格推行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又列举美国新增了10亿美元的农业复苏法案。他反问道,为何农民人口比例比这两个国家都要高的日本对农村的投入却如此之少?(85) 东武钦佩后藤在内政会议上竭力推行其观点的方式,但无法理解他为何这样大惊小怪。后藤应该知道他根本没有争取资金的机会。更糟的是,东武说,后藤提交的议案早在多年前就已摆在桌面上,只不过改头换面称之为“紧急救援”政策而已。(86)

民政党议员对此也有类似的指责。登晃议员的评价具有一定权威性,他认为后藤的陈腐建议根本无法打动大藏省。他还指出高桥、山本以及三土和农林省官员关系密切,他们十分清楚农业预算有夸大的成分。和东武一样,登晃对预算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到吃惊,而且和政友会一样,他也怀疑后藤对此的期望有多高。“正如所有人预料的那样”,后藤争取到资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87)

就连有可能会强烈抱怨此次预算失利的帝国农会都认为,后藤至少应付部分责任。一位评论家在论及农相的提案时说,“这些政策毫无新意,似乎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应对危机的建议。”鉴于所倡议的政策毫无创意,就没有必要再做讨论。纵使这些政策能够执行,人们仍会怀疑它们是否是解决眼下农村危机的最佳方案。(88) 换言之,后藤未能引起高桥等人的足够关注,或者说没有激发众人的紧张情绪,因而难以筹措到足够的预算经费。

预算会议后,令人振奋的是政友会成功争取到农协技师基金。多年来各大政党以及农协一直在呼吁政府增加对地方技师的资金扶助。新出台的经济振兴计划有赖于技师的指导,如果说会议有何建树的话,至少说明高桥在某些方面支持过经济振兴。过去说服高桥发放技师基金的尝试总是遭到回绝;他甚至还暗示说,日本技师不像美国农业专家那样认真对待工作,能力也要低得多。(89)

在商议1934年的财政预算期间,为了农林省申请的300万日元预算,帝国农会一直在四处游说。11月中旬,行政司法官牧野尹雪拜访了藏相并向其提交了书面材料,汇报了泽地四国村的技术员川原三郎在当地的进展情况。这些材料准备得仓促,可能仅仅想作为说服藏相的补充。牧野认为此次会面非常不理想,高桥表态说大藏省无力资助此项预算。此次会见快要结束时,牧野想起他还随身带来了一些文件,请高桥在方便时审阅。(90) 几个月的预算之争似乎就要尘埃落定了。据观察家预计,农林省最多只能得到几十万日元的农村培训基金,300万日元似乎是笔遥不可及的金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在1934年1月底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桥从公文包中掏出牧野几个月前递交的材料,并大声朗读起来。材料描述了农业技术员川原三郎怎样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帮助村民实现自力更生。在他的敦促下,成立了十几个农业实践组织,并将种植重点转向黄瓜培育,黄瓜很快销售一空并获利丰厚。其他地区的农民纷纷效仿,黄瓜价格应声跌落,而这时川原从批发商那里收购了所有的豌豆种子,并率先对品种进行优选。“泽地豌豆”迅速吸引大批追随者,商人开始直接从该村购买豌豆。当地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而川原仍在继续寻找改善农民收入的新途径。

尽管川原的方法并没有改变高桥农村救济的整体思路,但二人在恢复经济的途径方面不谋而合,最后推动藏相改变了对地方技术员的态度。高桥对预算委员会的与会人员说:“单靠政府救济农村是不会有结果的。有了像川原这样的技术员,农村才有可能出现转机走向繁荣。我非常希望政府以及在座的各位议员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91) 在农村自我振兴的重要性上,藏相仍坚持己见;对帝国农会来说,幸运的是,川原的做法和高桥对农村自力更生的设想非常吻合,他希望每一个村庄都不需要依赖政府资助实现自助。

然而,农会和政友会的盟友仍旧面临困境,因为高桥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预算资助一定会有转机。直到最后关头,也就是高桥同来自福岛的东武和哈达宋吉等支持农村的政友会代表团进行协商时,铁道省长官三土才最终说服藏相同意拨款。1934年2月底通过了20万日元的增补预算条款,用于资助技术员协会。(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