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关柴对救济工程基本上都是正面评价,但是政府救济工程计划很容易成为批评家的攻击目标。救济工程预算一经公布,就有人抱怨预算投入太少,而且来得太迟。(46) 一旦工程开工,就需要全力应对各种问题,因为当地政界和管理层往往把救济工程拖到不利境地。正在运行的工程本应由当地政府来控制,然而报纸报道了无数次包工头接管工程的案例;包工头的出现意味着他们有可能雇佣自己的工人,报酬比当地居民更低,这样包工头就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内务省的工程似乎特别容易产生这种不良倾向。)诸如此类的报道,甚至比这更糟的情况在媒体中广为流传。(47)

公共工程计划成为众矢之的。评论家抱怨原材料成本太高,投到人力资源的成本又太少,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在一些地方甚至还强迫人们参加工程建设。一位山形县男子说:“官员、学者等人也许会认为救济工程拯救了乡村,但事实上这些工程收效甚微。”在他所了解的一个村里,当地官员从向工人发放的日工资里扣留一部分用于缴税和其他费用,而他们自己获得的“管理”工资却是平均工资水平的2倍。在另一个村,官员每天向每位雇员收取10分钱的“工具使用费”,实际上却用这笔钱来喝酒,然而他们付给自己过高的工资。来自神奈川县的久保田先生指出,这是银根紧缩地区的惯用伎俩:政府为这些村镇工程提供充足的补助金,比如说,按照成本的70%进行补贴,通常指望地方会通过贷款等方式承担其余30%的资金。久保田先生说,实际情况是,这些地区根本就不会自找麻烦承担余下的资金缺口,反而肆意挥霍政府拨款,听任现状任意恶化。(48)

除了上述个人对工程的报道外,还有对工程的全面批评。其中较为知名的是评论家猪俣津南雄1934年底所著的《穷困的农村》。这本畅销书是猪俣在对大萧条农村现状考察的基础上创作的,其中包含了他对救济政策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经济振兴虽然遭到作者最有力的抨击,但同时也剖析了公共工程的弱点所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强调工程拉大了穷人与村里权力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他承认公共工程的确也产生了一些好处,但这些好处通通落到了地主和当地权贵手中。至少在他所知道的一个村里,村管理层虚报雇工人数,肆意挥霍虚拟工人的工资。

猪俣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说明由于存在工资低廉、雇员冗余、工程设计质量低劣等诸多问题,工程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多大好处,仅仅让那些卖地的地主发了财。为了给修路工程让路,地主高价出售土地。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至少一些当地居民已经有所察觉;猪俣引用了一位长野农民的评价,他告诉猪俣:“只有那些地主、监工、水泥公司和钢材供应商才是农村救济工程的受益者。”(49)

在首批对战后大萧条以及政府应对政策进行研究的学者中,一些作者对猪俣的评价表示赞同。(50) 他们指出,公共救济工程的工资投入和同时期农村农业收入锐减的幅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果对这方面进行估算的话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不可能依赖公共工程工资来弥补由于大米和蚕丝价格下跌所带来的收入损失。从照冈修三做的计算来看,普通农民1932年至1934年间挣的救济工程工资仅仅相当于其年收入的3%或4%,换句话说,他们一年挣的还不到26日元。虽然这笔钱在东京可以购买约150千克大米,但是远远不能帮助普通农民家庭恢复经济自立。(51) (www.daowen.com)

在对救济工程的支出进行分析时,研究人员修正了此前的一些负面评价,观点变得较为正面。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政府在短期内对农村救济工程投入几亿日元,那么至少有一部分资金会进到农民腰包。这种从宏观角度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既没有考虑到谁在国家的慷慨资助中受益,也没有考虑到工程预算是否充分,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描述预算支出的效果。三轮良一仔细研究了高桥藏相的预算计划(包括救济计划),他认为救济工程不仅有助于刺激经济,而且在1932年到1933年间,其重要性不亚于新一轮的军备预算。直到1934年大幅度削减救济预算后,军备预算才使救济工程预算相形见绌。(52)

中村高房在全面衡量了农村救济预算的影响力后认为,虽然算不上意义重大,公共工程对农村社区和个人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他在结论部分总结说,即便农户平均一年只挣了17日元的公共工程工资(比照冈所引用的26日元年平均工资的数字少了许多),但这笔额外收入对小户人家而言很受欢迎,特别是在得不到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

从整体上看,公共工程拨款对经济发展可谓雪中送炭,这一点似乎不容质疑。但对整个农村而言,尤其是对最需要帮助的农民而言,他们是否和城里人或地主一样受益,这一问题没人能说清楚,至于是不是雪中送炭更是另当别论。用于救济的公共工程项目也许不比其他工程的效率低,也同样不会腐败到哪里去,二者的区别在于救济的出发点对公共工程的要求较高(救济工程目的是要把钱送到农民手中,而且要公平公正)。每当媒体报道欺诈案例时,政府对救济的承诺就会受到质疑。事实上,每当讨论该对农村投入多少资金时(1933年后连投资都取消了),往往已经离题太远,与农村实际情况脱节,这势必会陷救济项目于不利境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投资高速增长的短期特性,才促使农林省和外务省不遗余力地为公共工程奔波求助。当然无论周期是长是短首相和高桥藏相都不愿承诺维持高额资金供应的局面。而议员和官员则普遍担心有劳动能力的人会滋生好吃懒做、依赖救济的心理。这也是为什么这两派人都愿意将短期政府投资政策和长期投资政策区分对待,相比资金短缺,资金周期问题更为重要。1932年夏,在讨论投资农村金额和周期时,争论就初现端倪,而在商议1934年预算时矛盾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