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6日,在这个温暖的星期三夜晚,首相斋藤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阐述政府对农村危机的回应。他恳请听众相信国家非常关注农村现状,并表明政府已在考虑公共工程规划,正筹备起草议案减轻农村债务;政府将在8月召开国会会议讨论农村救济问题,届时将提请更多提案讨论。但他话锋一转,认为对于农村家庭和整个农村社会而言,要想真正实现复苏,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力量,还需要社会多方面群策群力。政府既没有能力救济农村,也不主张农村靠施舍维持生计,政府能做的就是帮助农村实现自立。通过向农村输送基于传统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方案,加上农村推崇现代技术,主张技术革新,首相暗示说农村将迅速克服重重危机。斋藤亲耳听到了“强有力的声音,发出这一声音的人们表示,他们将依靠自己的力量解除眼下的危机”,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斋藤,所采取的有效策略也令他印象深刻。(1) 首相敦促听众追求类似的“自我振兴”路线,他还承诺将该路线定为政府农村救济和经济振兴的核心思想。

就在斋藤发表演讲的前一个月,政府和大多数农民组织还在为解决农村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出路作艰难挣扎。在长野彰勇敢无畏的请愿运动和不断积聚的农民不满情绪这两大诱因的刺激下,决策者迅速采取了行动。(芥川信吉就在其中,在首相发表广播演讲的同时,他所在组织向喜多方当地知事递交了第二套救济方案。)到7月初,几大关键政策的轮廓已清晰可见;在8月和9月份第63次国会会议召开期间,他们收到了最后审议稿,除存在一两点异议外,议案在会议结束后很快就可以执行。从规模和范围上看,此次政府的农村救济计划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次制订的计划更复杂,政策之间常常冲突,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从如何为大米进行国家定价,到怎样修建更好的户外厕所。然而,正如斋藤在演讲中所暗示的那样,政府的能力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政府的期望。首相认为应当无为而治,这一观点也得到藏相高桥等人的认同。

那年夏天,在针对预算的辩论中,原本那种担心如何才能有效帮助农村社会的紧张气氛有一定缓解。和债务整理政策一样,为救济筹措资金有时会遇到麻烦,政党需要钱,农业组织需要钱,有时甚至连农林省官员也需要钱,但大藏省几乎每次拨款时都极不情愿。针对救济的讨论清晰地反映出这些指导思想的错误所在,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工程拨款的情况下。多年来,公共工程计划一直都是救济政策的主要依靠,通常也都认为它能最快地把钱输送到急需救助的工人和农民手中。但是,农村大萧条已经严重到不论多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都无法弥补农民收入损失的地步。(www.daowen.com)

因此决定花多少钱和怎样花这笔钱变得异常复杂,而且这一问题很快演变成政治问题。比如,其中一个争论结果是军队被迫采取措施来改善和农村的关系,原因是有人指责1933年和1934年军事预算占用了农村救济金。尽管军队的这番慷慨陈词并没有给困在大萧条泥潭中的农村带来多大帮助,但是从军方愿意费周折改善公共关系这一点,可以看出农村救济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在如何向农民持续输送资金这一关键问题的讨论中,政党多半总是缺席。

人们一方面担忧救济会影响日本农民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关注救济所需费用,在这一患得患失心态的反衬下,自我振兴犹如赫然耸立的灯塔,象征着一种健全的思维模式。尽管这很难算得上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新途径,但这种引导农村社会自力更生的想法很快就吸引了类似首相这样的人,他认为自我振兴印证了他先前对农村生活的看法,而且这种想法经济实惠,可以取代许多农民组织的耗资昂贵的救援计划。振兴计划在成为政府应对大萧条时期农村危机的核心政策之前,当地农业协会率先把它作为解决农村危机的出路并大力推广,后来,包括帝国农会在内的全国农业组织也介入其中。本章将追溯自我振兴计划成为国家政策的来龙去脉,同时还关注国家承诺投入更多直接救济补贴的周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