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之后,长野彰和地方自治农民协会的成员在促成农村救济方面不再发挥显著作用。他们在公众面前有如昙花一现。然而,由协会领导的请愿运动在说服政府为农民迅速采取行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协会不仅引起了公众对农民境遇的关注,请愿的具体要求也促成其他组织提出应对方案。比如,延期偿付债务的呼吁对那些更为成熟组织的影响力巨大。帝国农会等组织很快提出了较为和缓的应对债务问题的方案。和协会所提出的任何一项要求相比,他们的农村救济政策和政府最终采纳执行的方案要接近得多。

面对这样的结果,长野彰既不吃惊也没有坐立不安。在国家级杂志对其请愿的后续报道中,长野对其下一步计划做出展望,并回顾了请愿运动的重要意义所在。他很清楚协会为何会选定这些要求,他同样清楚请愿条款本身并不及协会真正目的重要。(79) 协会的要求很大程度上由请愿过程的时机所决定。之所以产生“延期还债”的要求,是因为“债务问题是当时农民最担心的问题”。在起草三项请愿时,正值农民春播时节,他们最发愁的就是是否买得起化肥,相比之下,也就顾不得考虑收获季节的销售问题了。1932年,许多农民没有足够的钱够买化肥,因此化肥补贴就成了请愿内容之一。至于资助移民这项请求,是因为长野和东北地区的农民对移民抱有浓厚的兴趣。(80)

到第二次的五项请愿准备发布的时候,农作季节已过去大半。需要化肥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化肥补贴不再是他们急切关注的问题。由于人们对满洲里的动荡局势的担心越来越强烈,协会决定降低化肥的重要性,转而提倡资助移民。(81) 长野解释说,要求修改工资法这一请求和农民对公务员阶层的看法有关,他们希望公务员的生活水平能够和农村那些不拿薪酬的社会成员持平。

长野试图明确一点,那就是他和其同伴并非真心希望请愿要求变为现实的政策。他们起草了两份有关民事诉讼法和税收法修正案的提案,由风见彰提交国会审议,而这两份提案才是协会希望变成具体政策并为之努力的唯一动力。请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国会引发讨论、引起关注并帮助协会在农村赢得支持。长野还写道,他甚至怀疑延付债务成为实际政策的可行性。“如果将它付诸实施的话,就得考虑一下这项政策是否真正对一般农民家庭有益,”他还认为,“考虑到我们真正的意图,任何把这三项请愿看成实际行动计划的想法都是错误的。”(82)

按照长野的说法,请愿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要把村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守护农村社会,并让农民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所在。(83) 通过请愿这一方式,可以集中农民的注意力,用长野的话来讲就是要“把农民从沉睡当中唤醒”。组织者希望通过呼吁延期还债来大声唤醒农民睁开眼睛。另一个目的是提醒政府和农村以外的社会警惕乡村目前的状况。长野这样解释道:(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农村负担沉重,而城市负担却很轻。从农村选出的代表沦为财阀利用的工具。言论机构也听命于城市,从不关注农村。农村必须向金融家支付巨额利息、向商人支付佣金和手续费,然而他们为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却高价买回工业成品。乡村有前途的年轻人被城市吸引过去,农村性别平衡由于年轻妇女的离开而被破坏。农村的自主权被中央夺去,庞大冗余的政府开支负担在不断增加。只有通过某种行动才能提醒世人对农村危机的重视。(84)

30年后在论及同一话题时,长野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1932年春夏之前,除农村社会自身以外,没有人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说,在此之前报纸杂志从未关注过农村问题,而政府和各大政党对农村的死活也表现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确信是请愿运动扭转了这一局面。(85)

他说的基本都是事实。1932年夏是公众对“农村问题”理解的分水岭。媒体不仅热情回应各种请愿运动,而且对农村危机有了新的理解。从6月2日长野向国会提交请愿这一天起,《东京朝日新闻》开始对乡村形势进行系列报道,几乎每天都刊登关于农村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描述了长野县的惨淡境况,后续文章则对东北地区以及茨城县、神奈川县等地进行新闻特写报道。在对农村生活进行描绘的尝试中,记者所涉及的话题有佃租问题、低息贷款、自杀以及把女儿卖给妓院等问题。(86) 6月11日,在《东京朝日新闻》的倡导下,召开了讨论农村问题的圆桌会议,参加论坛的有几十位政治家、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在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其讨论内容以小册子的形式在7月出版发行,书名定为《该怎样拯救乡村?》(87) 6月以前,当地报纸似乎在发掘农村现状的报道上更为擅长,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请愿运动成为新闻后,许多媒体开始愿意大力报道农村问题。(88)

如果说农本论者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战略意义上的成功,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们帮助农村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那么也可以说,他们为后人以更开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农村改革的范围和意义创造了条件。例如,农本论者以及类似“北信浓恐慌政策协会”这样的组织,在帮助政府制定应对债务问题的政策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1932年以前,农村债务在政府决策人眼中根本算不上问题;而请愿运动一旦开始,解决农村债务所引发的问题就成了农林省的首要任务。请愿者不仅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提出补救方案,迫使政府做出决定。正如长野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延期偿还欠款的想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有这么多农民急切渴望这一可能性,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出台类似的补救措施来解决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