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期间,农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推动了政府政策向农村倾斜,并促使日本农村更清醒地认识自身。在意识形态领域,农本主义虽然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但并不引人注目。在斯蒂芬·伏拉斯多兹看来,“农本论者认为,在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范畴内,日本乡村是(唯一)能够超越阶级界限的社会空间”,从世纪之交的前夕开始,他们就主张保留农村自身的特点,来和正在兴起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潮流抗衡。(24)

然而农本主义不仅缺乏统领性的主导思想,而且同时存在几个版本。山崎信义、冈田淳、桔孝三郎、近藤生协及其合伙人长野彰和加藤宽治——在大萧条时代,这些人和农本主义思想及其行动都非常接近——但在关键问题上却分歧较大。尽管他们大都一致认可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基石是农耕和农业生活,但在农业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与工业共存、农村社会怎样与城市并存这些问题上却各执己见。他们虽然都蔑视资本主义、城市生活、中央政府及其官员,但农本论者内部却各自为战,在为如何最有效地实现各自目标争论不休;多数人倾向于渐进式变革,仅有少数人赞成激进方式。尽管桔孝在改进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时所主张的保守政策也结合了科学的现代方法,然而在同时代的农村社会活动家眼中却是不合时宜。他所追求的路线也反映出30年代初在农本主义阵营内部实难达成一致思想这个一贯特点,所以用温和方式实现其目标的难度就更大了。(25)

虽说农本论者难以实现农村的繁荣稳定这一目标,但他们至少在大萧条之初就已定位了许多农村改革的关键问题。山崎和冈田极有可能是最知名的农本主义理论家,也最接近主流思想。山崎除了在为帝国农会效力外,在整个20年代末,他还定期为工业合作社杂志《家之光》撰稿,该杂志在日本战败投降前一直拥有最广泛的农村读者。30年代他的观点在杂志上一再得到宣扬。山崎倡导发展强有力的农村家庭以及勤劳、自治的农村社会,所提建议可行而又实用,而这一点也说明了旧的领导层日渐衰败以及新一代领导力量正在崛起。作为帝国农会的书记,冈田同样很有影响力,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应当竭力抵制资本主义对农村社会的侵蚀。尽管农村社会对山崎和冈田的农村政策未曾表示过明显的认同,但二人明确的政策在农本论者内部得到了加强,很容易便获得了支持,而且在大萧条期间似乎还算实用。二人固然提出了比前人更高深的方案来解决农村问题,但他们仍重申“和为贵”以及“自助”的主张,这对解救深陷大萧条困境中的农民而言无济于事。(26)

与此同时,在大萧条之初名不见经传的加藤宽治,开始因其行之有效的主张而备受欢迎,他倡导向外移民来解决国内的农村问题,并以此为基石,在国外建立一个理想的农村社会。很少有人能够在学历及农耕实践经验上与加藤相匹敌(在茨城县日本国民高等学校的经历使他比其他任何农本论者都更接近并熟悉农村社会现实)。同为东京大学农业系的毕业生,加藤和那须弘以及农林省官员小平权一关系密切,这两位朋友后来在制定大萧条时期农村政策时起着关键性作用。(27)

近藤是与众不同的理论家。其独特的农本主义观点认为理想社会应由自给自足且自治的农村社会组成,人人都和土地、自然及帝国体制相联系。现代社会不再具有合作、团结的美德,近藤将这些优点归结于日本的传统,但他认为农村社会仍有希望找回业已丧失的宝贵品质。近藤认为,要恢复农业和农村社会在国家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就必须废除中央政府、官僚和现有政党,还要杜绝一切利己主义行为。这些激进策略可以看出,近藤是在按照过去的那种理想模式来实现自治农村。(28)

尽管近藤倡导激进式变革,但他并非要煽动狂热分子骚乱。官方将其方案评价为理想但不“现实”。(29) 他希望在农村内部实现自主式的发展与变革,拒绝外部领导力量的干预。随着大萧条的持续,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近藤希望农民采取保护措施,但他信奉自给自足反对外部干预,致使他无法直接参与其中,发挥激起变革的作用。

然而,近藤关于农村变革的见解有很强的吸引力,激励着许多接触过其思想的人。尽管他从未受过控告,但警察担心其言论对1932年初谋杀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的凶手以及“5·15”政变未遂事件产生影响。他们还对其知己长野彰很感兴趣,因为他是当年春天请愿运动的头领。当时,长野已成功地把不同阵营的农本论者和农村活动家合并成一个临时联盟,考虑到内部成员之间的猜疑和公开的敌意等制约因素,这一成就算得上非同寻常。农村危机以及长野出色的协调能力促成了这种合作姿态。

从东京的家里开始起步,长野凭借其才智为30年代初的农本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近藤的长期合作伙伴,长野不仅精通运动的理论框架,而且熟知组织运动实践。他毕业于东京军事学院,是日本东亚扩张政策的忠实追随者,而在他结束军旅生涯后,转而回国内谋求事业发展。早在军队服役期间,他就结识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大川周明,并通过大川和理论界泰斗北一辉有过接触。但是,对长野理解日本国内问题影响最大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近藤。这两位福冈县人于1920年初次相遇,当时长野30岁出头,而近藤已是52岁;翌年长野以上尉军衔退役,而到了20年代末,他已同导师并肩作战,共同实现振兴日本的宏图壮志。(30)

长野在许多方面认同近藤的观点,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则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变通。长野认为,农村应该把合并起来的现代乡村还原到明治时期的分散状态,而且要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恢复乡村乃至小村落的自主性。为避免农村的生活质量倒退到最初的原始状态,长野建议将现代工业拆分开,在整个农村范围内重新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乡村享用到现代商品以及现代服务。规模过大的工厂或是过于复杂的生产,无法在农村分散经营,应当独立经营、另作管理。用这一方法可以避免出现诸如剥削和违法获利这些现代商业活动的毛病。他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把当下利益至上的经济模式转化为公共福利型的经济模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以人的需要为首要目的和最高宗旨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他所描述的自治农村社会将会使中央政府丧失大部分功能。而县级知事也会成为自治的农村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唯一纽带。这样只会留下“五到六个”职能部门运转,长野解释说,由此节余下来的巨额办公经费将会大幅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31)

当近藤还在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津津乐道时,长野却在积极地将这一理想转化为现实。(32) 而且不同于桔孝急于求成的激进方式,长野选取了渐进式策略,这是因为其组织才能和游说经历造就了他沉稳的秉性。从1931年末到1932年初,长野竭力把农本论者和要求地方自治的活动家团结起来,组建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但是前期的努力收效甚微;刚成立的机构大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解体了。其中的一个例子便是日本乡村自治同盟,1931年该组织由长野、桔孝、茨城县政治家、议会议员风见彰(他还是国民同盟成员)和近藤等人创立,他们希望把遍布全国的农本主义活动家团结在一起。该同盟提出了诸如“征服物质文化”“营造农本主义文化”以及“创造自治社会”之类的口号,因此在当局看来,该组织显示出“农本主义地方自治思想”的典型特点。类似的同盟组织试图将这种思想传播到农村,并将当地农民组织起来,按照同盟宣言所设计的路线,共同缔造新的农村。(33)

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运动的领导成员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倘若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同盟该怎么办,诸多如何组织农村的后续问题加深了大家的疑虑。同盟成立后不久就解散了。部分问题在于没有哪两个领导人能在农村问题的见解上达成一致意见。比如,据报道,近藤无意通过政治运动来推行其观点,而桔孝和长野两人却急于采取这种方式。像宮城伸一郎这类主张破坏城市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现,就证明了在同盟内部产生了分化,也说明基础广泛的组织要想在方针路线上取得共识是何等的艰难。

在乡村自治同盟解体后,长野试图卷土重来,这次则是通过农本联盟。联盟成立于1932年3月,很快便重蹈覆辙,于5月解散,成为内部争论无谓的牺牲品,他们所争议的问题无关紧要,无非是讨论是否应该建立由农本论者领导的政党。(34) 眼看成员就要各奔东西了,长野彰却还在思考他未来的计划。由于一位活动家提出的方案,引起了东京对联盟的兴趣。据报道,来自长野县松本市近郊的和合恒男,是第一个提出请愿运动的农本论者。

长野县盛产蚕茧,加之许多农户把女儿送到蚕丝纺织厂工作,因此和其他地方的境遇一样,由于蚕茧价格暴跌,各家各户都失去了两项重要收入来源。农户无法再靠蚕茧获利,也不能指靠女儿在工厂工作来补贴家用,而当地农民的困境引起和合恒男的极大关注。(35) 和合在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主修日莲佛教专业),回到松本地区的老家,在茨城县加藤宽治创立的模范村呆了几年。和合把富有号召力的日莲教派和农本主义糅合在一起,敦促农民行动起来向政府争取更好的待遇。1930年底,和合举行群众集会,第二年,他和其支持者开始出版《农民》,以此为发表其观点的论坛。(36) 1931年,和合竞选长野县议会席位,其间发表了一篇有关农村债务、税收、物价及金融问题的演讲。(37) 和合认为,只有降低税收、减免债务,普通的农民百姓才能挺过萧条。(38) “将土地归还农民!”“拯救被城市围困的乡村!”以及“按相应的物价减免债务和税收!”已经成为他争取候选资格的口号。

在以主流党派为主导的竞选中,和合获得24张选票,对于较晚参与竞选的选手而言,这一表现实属不俗,但并不足以赢得席位。(39) 然而和合百折不挠,继续和其支持者一起大声疾呼要求变革,并加强了和东京活动家的联系。1931年秋,和合首次和近藤生协碰面,并安排他到长野向农民面对面地宣讲其思想。(40) 3月中旬在松本举行的首次大型集会上,和合对请愿运动公开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仅把它看作组织工具和对政府施压的手段。后来,他曾试图从农村内部着手来改变政府对农村懒散的不作为态度,在遭遇了碰壁之后,他更愿意从外部作进一步尝试。(41)

1932年4月初,在长野彰的原宿总部开始发动全国性的请愿活动。长野把一群背景迥异的活动家召集到一起,许多是先前各个农本组织的旧将。其中包括和合、桔孝(“5·15”事件之后没有参加)、来自设在新澙的全国农业协同联合会左翼的稻村隆一,以及国民改造社的无政府主义者宮城伸一郎。(42) (近藤在请愿运动中并未发挥直接的作用。他似乎也没有参与运动的策划,据报道说,在这种情况下,此次运动并不是什么好主意。)(43) 他们共同为这一新组织起名,将其命名为地方自治农民协会。

协会首先采取的行动,是起草争取农村救援的请愿书,(44) 包括三项内容:

1. 将农户的债务延期3年

2. 为所有农民提供化肥补贴

3. 向移居满洲里的移民提供5000万日元的补助(45)

请愿书送达农村时,又附上解释性的补充说明。其中协会对每项条目产生的原因进行逐一阐释,把农村危机的严重程度引为证据,借此说明行动的必要性。另外,补充文书还在农村相对温和的资金需求和政府对大企业的巨额投入之间做了一番对比,借以向读者强调一点,那就是大萧条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农村不能和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其他地方相提并论。若要恢复农村的元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就必须采取特别措施。

补充说明还解释说,债务延期偿付仅仅是防止农户和农村社会崩溃的缓兵之计;请愿者暗示,如果继续催促偿还债务,就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了。请愿者把农村的健康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就避免了有人指控他们是在私利驱动下提出请愿要求。长野等人还非常仔细地为所提要求查找先例,证明以往政府也曾制定政策扶助过大企业。正如请愿书附注所言,1929年政府就曾批准将国际汽船公司的债务由10年延期至29年。相形之下,农民要求“仅仅延期3年”还款似乎并不过分。(46)

请愿书附注还对其他方面进行类似的阐述。稻米和蚕茧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收入锐减,难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农户的主要消费品化肥,旋即成为无人买得起的奢侈品。恶性循环接踵而来:化肥用得越少,产量就越低,农民的收入则越少。这种困境甚至危及到驻上海的士兵,他们被迫开始为家里筹款,而与此同时,国内的化肥生产商以及其他大企业每年却能得到政府1亿5000万日元的补贴(大致相当于请愿者要求的补助金额)。协会再次指出,政府愿意竭力帮助大企业,却对农民的死活弃之不顾,而且据他们估算,倘若从给大企业的1亿5000万日元补助中拿出6000万日元,就足以使每个农民享受到化肥补助。

资助移民满洲里所需的5000万日元也可以从支援企业的国库中调拨。协会认为,政府应当从工业补贴划拨出3000万日元,另外的2000万日元可以从南满铁路的红利中支取。这些钱会补贴给那些愿意迁居满洲里的家庭;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城乡的人口过剩问题,同时还能巩固日本的外交地位。

这三项倡议的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和合早期在松本地区开展的运动。和合早期成立的组织早就在倡导移民,并一直在讨论采取何种措施来减轻农村债务负担。农民显然对这些建议很感兴趣。况且如果把承诺补贴、政府现金补助以及延期偿贷这些措施加在一起,自然会在农村获得有力支持;这方面的吸引力也推动了协会大力开展请愿活动。以地方自治和大刀阔斧的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为承诺来打动农民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大萧条给农民带来的伤害很大,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农本主义的兴趣迅速高涨。如果长野彰及其同僚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他们首先需要设法引起农民的兴趣,而请愿运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为匡扶正义(或者仅仅是为了引起上级对管理不善的注意)向当局直接请愿的这一做法,在日本农村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一些更为引人注目的农民起义则是和当地官员未能重视农民的要求有关,最著名的农村殉难烈士事件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47) 日本最有名的农民英雄佐仓宗五郎,通过直接向德川将军请愿的方式,拯救了村民。尽管他和村里的其他领导人一再请求上级重视农村危机,上面却总是置之不理。虽然佐仓因为破坏正常的请愿制度而给一家老小带来杀身之祸,但他在最后一次向将军“直诉”的请愿中,终于如愿以偿地为村民赢得了帮助。(48)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较量中,书面请愿给个人带来的损失较小,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德川时代广为流行的做法是,由地方官设立请愿意见箱。武士和平民都可以提意见,请愿箱让无缘接触到行政长官的人们有了发表看法的机会。地方官员会密切留意请愿箱中的要求和建议,并采用其中一些意见,将其纳入到地方政策中。(49)

明治政府掌权后,请愿箱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随之而去的是让高层听到百姓声音的机会,但还存在为数不多的官方渠道。例如可以向国会请愿。通常此类请愿由一位在任议员向请愿委员会提出申请,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向国会上报。如果继续上报,由国会来表决同意与否;请愿获批后,再进一步向内阁或政府办公室提交。然而根据宪法规定,政府只能在接受请愿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胁迫政府执行请愿所提出的内容。

尽管这种正式请愿的效果有限,农民却不遗余力地行使这一权利,尤其是当他们处在困境的时候。例如,1922年和1923年,农民用请愿的方式试图说服政府减税并向农村提供救助,但无功而返。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直到30年代初,零零散散的请愿就一直没有中断过。1930年4月的国会会议就收到3份有关农村问题和农业救济的请愿书。随着农村经济危机感的日益深重,请愿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到1930年12月国会会议时,请愿书的数字则攀升到124份。斋藤内阁成立不久,1932年6月的第62次国会会议收到了407份和农业救济有关的请愿,而当年夏天的下一届会议则又收到近300份请愿。(50) 许多请愿是长野请愿协会努力的成果。

1932年召开了协会成立大会之后,和合等人将请愿内容印刷并寄给其支持者,在各地分发传播,并收集声援签名,最后寄回东京。协会成员的行动日程非常紧迫,他们需要向请愿委员会递交尽可能多的签名请愿书,这样才能有机会得到更高一级议会的回应,而定于6月初召开的国会会期也只有短短几周时间,因此时间非常紧迫。

当地媒体的关注也起了很大作用。从一开始,长野县的报纸就对运动进行了报道,3月3日《信浓每日新闻》刊登了请愿的三项内容。报纸还时常公布会议和讲座的日程安排,以赢得更多的人来支持请愿。第一次公众集会的时间是3月初,尽管正值农忙季节,然而农民都积极参与,可见请愿热情之高涨。(51) 而在茨城、新澙等其他县则反响不那么热烈。那里的基层组织不如长野壮大,因为在长野县,和合拥有可以仰仗的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和合曾经指望茨城桔孝的组织能够鼎力相助,但“5·15”事件后希望就很渺茫了。当地活动家仍在竭尽所能地收集有限的签名,代表尽可能多的县来表达请愿意愿。

协会成员在各自家乡和东京之间来回奔波,而长野彰则在东京游说,努力进行协调与疏通。到5月底为止,和合的分会连同地方自治农民协会在各地的伞式分支组织,一共收集到3万多份支持者的签名。按理说,这一庞大数字已经足以驱动请愿程序运转,但是协会成员仍旧难以令东京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一则他们难以和国会接触,缺少一位议员来关照此事,确保委员会顺利获得通过请愿,并呈交到国会讨论。再则他们难以将请愿在更广大范围内普及。尽管请愿取得了成功,但从声援签名有几乎90%来自长野县这一事实来看,该组织的群众基础仍旧偏窄,不尽人意。

相对而言,结交政治同盟实际上要容易些。和合尽力争取出自长野县的议员的支持,东京其他成员也做着同样的努力,他们要赢得同乡议员对请愿的支持。协会成员尽其所能,试图约见新任农林大臣后藤文夫和藏相高桥。尽管他们成功地和农林大臣的副手石黑忠笃见面并交换意见,(52) 但农相和藏相借口公务繁忙推脱不见。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藤的影响力在此发挥了作用,他们最终赢得国会的大力支持。近藤将和合引荐给其仰慕者政友会成员(冲绳县)竹下义晴。(53) 竹下答应将请愿书递交国会,并尽其所能为农村救济争取支持力量。

赢得全国媒体的支持要困难一些。尽管长野县辖区内媒体报道量十分充分,但东京各大媒体对请愿运动却兴趣不浓。为了说服编辑更加重视请愿,东京七八位活动家扛着大包签名请愿书,逐家拜访各大新闻机构。(54) 起初,他们运气不佳,到1932年6月1日国会会议开始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并没有对三项请愿内容进行报道。

这一不利局面很快得以改观。6月3日《东京朝日新闻》开始报道请愿运动,文章介绍了农本论者怎样在16个县征集到32000余份签名。报道还谈到地方自治农民协会和其前身日本乡村自治同盟、农本联盟之间的联系,但其间并没有提到桔孝和近藤。(55) 报纸还援引国会议员竹下的话说,请愿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党派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重大问题,因而值得仔细研究。长野的话则更为直截了当:(www.daowen.com)

我今天来移交所有的请愿书。当然,由于签名的收集工作在一些地区仍在进行之中,所以可能还会有更多。农民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精神,一些地区的人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能够把请愿呈给参议院。有意思的是,许多地方的人们决定,绝不再投票支持那些反对请愿的国会议员。因此,我们虽然对此次国会议案寄予厚望,但是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却并不充分,最后反倒会火上浇油。(56)

长野明确指出,不仅不可小看这股力量,还应关注请愿者参政议政的影响力。他说,所有签过名的请愿者正密切关注国会议案的进展,而且他们相信政治家会对事态发展负责。这番话对公众和政治家产生了作用,因为任何一个农民看了长野的一席话,无疑都会欣喜地发现自己也能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有所关联。而其他读者则会对农村原有的一贯顺从形象感到疑惑,同时也会回味长野所说的“火上加油”一词的其中意味。

就在农本论者成功吸引媒体关注的同时,其他农村改革的倡导人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6月6日,也就是国会请愿委员会投票表决竹下提交的三项请愿要求的同一天,媒体还详细报道了各种形式的农村救济运动;普遍认为农本论者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另一个代表则是北信浓恐慌政策协会。二者之间的区别非常有意思。虽说和农本论者一样,协会成员也来自长野县,但他们所代表的并非陷入危机的农民,而是忧心忡忡的地方精英。地主和地方官在协会中占主要位置;他们期望得到媒体和决策者的重视,而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57) 他们一到东京,就轻而易举地接触到了高层官员:农林大臣后藤文夫、农林省区域局和大藏省银行局负责人以及发展银行行长都约见了他们。

就在他们即将启程返乡的那一天,他们还抽空和《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进行了圆桌会谈,话题涉及请愿及其对农村形势的看法。第二周,杂志刊登了会谈结果。协会成员和从其选区获得擢升的三位国会议员以及来自福冈的议员龟井嘉一郎聚集在一起。这几位议员连同风见彰、杉山基次郎一起帮助他们将请愿书递交到了国会。(58)

那份请愿书重弹农本主义老调,将如何处理债务问题看作恢复农村经济的核心内容:

1. 考虑到当下的经济问题,颁布法令暂缓还债。

2. 根据商品价格的下跌比例,减低债务。

3. 大幅减租。

4. 修改利息限制法,保证农村的年贷款率不超过3%;允许旧账转债为合法。

5. 当重要农作物遭遇减产,政府应予以补贴。(59)

在来东京之前,恐慌政策协会从长野县的池小方北作和埴科三郡的17个村庄收集了近5000份签名。虽然这一数字在农本论者最终递交的签名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但协会的影响力并不限于支持者的多寡,重要的是此次请愿所带来的警示信号更具紧迫性。(60) 在对媒体中声明以及同决策者的商谈中,协会发言人开诚布公地解释了所提方案的必要性。他们说,若没有这些政策,农村势必会爆发暴动。发言人谈到许多家庭不堪忍受巨额的债务负担,而收入骤减也使偿还债务变得希望渺茫。(61) 现有机构也有负众望;他们抱怨说,信用社、农业协会或是政府资助的项目都无法助其一臂之力。(62) 他们一致认为农村骚乱一触即发。在和政治家及媒体的会谈中,协会不仅详细描绘了农村社会正在遭受的厄运,还预见了事态的发展动向。考虑到农村的目前状况,再加上东京的不作为,他们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63)

农本论者的力量加上地方政要愤慨激昂的请求,迫使议会无计可施。1932年6月6日下午,竹下将提案提交国会请愿委员会。他泪流满面地恳请国会马上接受三项请愿要求:

必须密切注视农村的赤贫状况。收入急速下降破坏了农户的生活根基。而年复一年累积的高额债务也动摇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农民生活的惨状不堪入目,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如今请求救济的呼声有如洪水之潮遍布全国。可怜这些陷入生死攸关危境中的农民已彻底绝望。我们这个靠农业起家的国家,即将面临无法忍受的悲痛。希望大家能够马上采纳这项建议。(64)

委员会立刻一致同意了请愿条款,并呼吁政府想方设法执行请愿书中所提的倡议。据媒体记载,仿佛是“农民的呼喊,也就是在困顿生活逼迫下发出的求救声”促使委员会成员采取行动。(65)

然而,尽管公众对乡村救济的支持日益高涨,一些国会议员也对此热情不减,但推动第62次国会会议通过扶助农村的切实政策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斋藤内阁刚刚执政,新任内阁和各党派都没有准备好成熟的救济方案。涌入国会的请愿建议和其他倡议都过于粗糙,有些甚至过于激进,无法形成合理可行的政策。作为补救方案,政治家们着手讨论是否需要召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农村危机。农本论者和其他农村代言人迅速抓住这一机会,急切盼望此次会议能够如期召开。对特别会议召开与否的表决于6月13日进行。“那一天闷热异常,”长野彰回忆说,“议会会议厅内令人窒息,但观众走廊内连一块立足之地都没有。连外面挤的都是人。在陈述议案时,所有人都坐直了竖着耳朵听,生怕漏掉一个字。”(66)

政友会和民政党都竞相提交议案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民政党敦促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政策,来应对金融、债务、调控生产和销售以及代表农业社会以及中小企业的利益来发展公共工程等问题。而政友会提案最后被一致采纳,其内容如下:

鉴于内阁的使命,以及为了确保政府能够制定紧急情况应对政策,为急需安慰的人们提供适当的经济扶助和政策支持,特申请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有待讨论的开支和预算问题包括:合理分配现金、处理农村等地的债务问题、积极从事公共工程建设以及做好农业生产和其他重要农产区的调控工作。(67)

政友会(代表岛根县)的岛田俊夫的长篇演讲被掌声多次打断。他在发言中解释了政友会提出该提案的深层原因。“除非我们实行深入有效的紧急救援政策,”他警告说,“很难说我们这个社会未来会不会有巨大苦难降临,而这一天的到来也许并不遥远。(掌声)”(68) 其他各大政党的代表都持支持态度,斋藤首相也表态同意,众议院投票一致通过了政友会的提案。(69)

因此,决议的通过确保了政府和各党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专门为应对农村救援问题定期碰面,长野和其支持者又乘胜追击,计划筹备新的请愿运动。这回他们不再孤军奋战,公众对农村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前期请愿所取得的表面成果,以及第63次国会会议带来的前景,这些因素都使农民及其代言人相信,他们应该努力让当局倾听其意见。请愿力量的涓涓细流很快汇聚成一股洪流,为实现农村救援奔走呼吁。在国会于8月底再次召开会议前,和合、长野彰等人抓紧时间争取把握最佳时机。他们前期的成功反而加大了此事的难度;第一次请愿太成功了,导致当他们准备起草下一份请愿书时,原先同意让长野和和合起草请愿书的协会成员要求他们进一步充实内容。甚至在请愿条款从三项充实到五项的情况下,协会内部脆弱的联盟开始针锋相对地争吵起来。

新请愿书请求延期还贷不是针对所有债务,而仅仅适用于政府贷款。有充分的理由采取这项措施。原来的要求没有具体说明何种欠款可以延付,因而可能会涉及到私人之间或是个人与信用社、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新条款则明确规定只能延缓偿付由政府发放的贷款,因此比原来的请愿切实可行得多。

同样放弃的请愿条款还包括购买化肥补贴以及移民满洲里的补贴。取而代之的是要求资助耕地扩张计划;同时,一个迁出农村的农户,不论移居何处,都可获得政府100日元的资助,此项政策同样适用于迁入农村的农户。和合在别的场合也曾明确呼吁失业者和城市居民回到农村创业。和合农本主义的政治标签使他成为“城市的敌人”,但又为其成为“城市居民的朋友”留有余地。和合写到:“失了业的兄弟以及工人兄弟们:离开前途漆黑一片的城市,到我们这里来吧,因为这里阳光灿烂,晴空一片!”(70)

长野彰的贡献在于他起草了一部分请愿书,号召政府在对农户进行财产没收处罚时,应限定资产没收的最高限度。其目的在于确保那些被罚没财产的农民不至于陷入无地可种的境地,或者说保证他们拥有用于满足最低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同样,在长野的倡导下,佃农也有权获得用于维持生计的耕地。为达到这一目的,长野还特意请了一位专家来起草议案;风见彰正式向国会提交此提案,但在递交到委员会之后便搁置了下来。(71) 长野认为这些政策确保了最低生活保障,从而为典型的农村家庭提供安全保障。他说,这样一来,可以使农村更强大,并能支持鼓励农民坚持下去。长野相信这也将“第一次为那些自力更生的农民提供保障基础”(72) 。

新请愿的五项条款内容如下:

1. 政府发放的贷款可延期3年偿付,并给予利率优惠;

2. 通过修改《强制执行法》确保农民的生存权;

3. 投入3亿日元用以发展土地,资助扩展耕地;

4. 为移民提供教育服务;向每户移民或是迁居家庭提供100日元的奖金;向回到农村的人提供3年的稻米,每人每年可获4升[1升相当于1.8公升]的稻米;

5. 根据物价起伏来调整工资水平,修改工资法。(73)

最后一条请愿呼吁根据商品价格的变化调整工资,反映出对城乡差异、工农差异的担忧。尽管3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收入骤减,但每个人的处境都不尽相同。那些拿工资的人,特别是拿政府工资的人(例如政府和地方官员、地方教师),并没有遭遇收入水平急速下跌。国会会议希望第5条规定可以弥补收入不平衡这一不足。对于该项条款的重要意义,长野是这样描述的:

这反映出我国农民对那些靠工资吃饭的人的看法……农民对修改公务员工资法案有两种感觉。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农村社会形色各异的人都应该过着同样类型的生活。也就是说,那些想借助特权或特殊性来生活的想法是自私的,只会产生腐败和财阀(富豪)。通常他们应该和大众一起过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才能过上奢侈生活。在农村,月薪100日元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地主收获1000捆水稻的租金。

第二种观点是反对官僚政治。这种反抗情绪与日俱增,农民不仅强烈反对官僚政治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反对官员腐败。(74)

农民的态度和长野一贯的反官僚立场相吻合,他还认为承担中央政府的开支已成为农民的巨大负担。请注意,长野在解释这项要求时说,这并不仅仅意味着通过削减工资来节约开支。用他的话来说,这项要求是要平衡生活水平,缩减社区内部巨大的贫富差异,并确保每个社区都能实现自治。

到1932年8月初,协会已准备就绪,8月11日向各地寄出新请愿书。事件随后的发展过程和当年春天差不多;8月底,协会收到38829份签名,支持这份包含5项内容的新请愿书。(75) 在农村,地方集会激起了群众对请愿和自治思想的兴趣,而在东京,长野在官员和政治家周围游说。(7月,长野从东京到新澙的途中,在喜多方地区短暂停留,他考察了当地的条件,还开展了一两次讲座。据县负责安全的官员报道说,他的演讲仅仅帮助当地支持者征集到大约50份签名。来自内务省的数字也印证了这一点,尽管他们还说上一次的三项请愿也不过只收到不到200份签名。)(76) 他们原来在国会的同盟竹下生病了,已经帮不上什么忙,幸好国民同盟的风见彰接替了他。风见彰安排长野彰与和合同国会副主席见面,这样可以当面递交请愿书。(77) 请愿委员会与8月末投票通过该份请愿,而且第二天全体成员会议同意了委员会的决议。(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