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极度渴望政府的援助,这说明大萧条给他们带来异乎寻常的错位感,尽管这也在另一方面表明,现存资源和体制已无法满足和保障农民的需求。大萧条开始之初,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多数乡村惯有的民间团体以及许多鼓励发展的农业政策都已运行了几十年之久。那些制度和方法或许曾经发挥过作用,现在已是形同虚设,如今的农村日渐凋敝。农村社会发觉他们在用19世纪80年代的政策来应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问题,这显然不合时宜。

自明治初期以来,举国上下为壮大农村而努力实施的现代化改革就已在进行之中,自那时起,为跟上农村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步伐,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家在苦苦挣扎。有关农村生活和政策的争论总是停留在大家一再关心的问题上:自治、地方领导权、农业生产、现代经济以及阶级矛盾和土地使用。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应对大萧条。

自治问题不仅关乎管理当地事务的自主程度,也关乎是否能建立一个稳定而富有活力的农村社会。作为地方对国家政策的一种思考模式,明治时期的政府管理者推动了自治政府的观念,这样既可以保证政府监管,又能巩固和稳定社会机体。(7) 实现自治政策的首要方面就是建立多层次的村级基层民间组织,开设诸如工业合作社、农业协会、报德社(下文将做详细讨论),后来还设立了在乡军人协会(战前日本预备役和退伍军人组织)和青年团,甚至还设有青年妇女组织。大萧条时期,农村成为众多组织的大本营;从工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尤其是报德社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经济改革、社会稳定以及地方领导权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当地农村怎样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

工业合作社在平田东助及其同事品川弥次郎的手中开始起家,他们都是寡头政治家山县有朋的幕僚兼合伙人。二人均以主张通过立法保护农民利益而著称,同时在农民内部和地方与政府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为了使农村组织更为有序,他们采取的首要步骤就是建议准许农民成立自己的信用机构,但这项立法在1891年的国会中并未获准。平田毫不气馁,继续起草工业合作法,于1900年获得通过,他还在1905年创立了中央合作社。平田发现,为农民提供生计很有价值,而且他相信工业合作社可以发挥作用,帮助他们实现独立生活。平田解释说,“精神上的合作与团结连同物质上的合作与辅助,构成了工业合作社的内在意义。”(8)

合作社的目标是保持独立性,尽可能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提供低息贷款、团购原材料、在当地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消除中间商环节。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会员资格,虽然在大萧条之前的几年中,会员规模远远低于理想水平,工业合作社的分布却相当广泛。(9)

与工业合作社形成反差的是,农业协会从一开始就显得平淡无奇,所涉及的领域也较单一。1899年《农业协会法》的通过标志着帝国农会在所有村镇建立了分支机构,运转费用由政府补贴,而且要求大地主参入其中。(10) 地主利益因此而获得成倍增长,因为他们通过帝国农会获得地方和国家的双重代表席位。农会的地方职能是传播农业技术和方法,许多地方分会支付当地农业技术员的全部或部分酬劳,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农业生产过程,确保会员将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运用到农业实践。位于东京的农会总部为地主利益游说;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推动了一部分税收负担从地主向工业转移。

明治时期的官员和富农还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信念。明治维新前,二宫尊徳(1787—1856)和全国报德社的思想就早已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为实现政府和报德社在农村的各自目标,平田发挥着推动双方互助合作的作用。在发展实施30年代经济振兴的过程中,上述思想和组织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这里有必要作一番简要介绍。

二宫尊徳毕生的著作和训诫为其弟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他们将二宫的农村改良之道整理、评论并广为宣扬,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报德”思想。二宫以善于让赤贫的人们过上富足生活著称,在改善农民贫困生活的过程中,他主张以培养至诚、勤劳、分度、推让这四大品行为出发点(二宫倡导农民“多劳动、多赚钱、勤节俭!”)(11) 二宫认为,和个人境遇相比,致富秘诀同个人态度和自律性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他解释说“平和的生活方式就是今天去山里砍回明天煮饭用的柴火,今晚搓好明天补篱笆用的草绳”(12) 。在二宫的训导思想中,不仅将成功的责任牢牢地承载到个人肩上,同时还维护了农村的稳定秩序。用“报德”思想来解决贫困问题,并不是要缩短贫富差距,而是号召人们更加辛勤工作。

二宫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的吸引力不仅停留在内容上,还在于他向农民传播其思想的方式。报德思想不仅包括一系列格言警句和富有哲理的评论,还通过建立村或乡一级的“报德社”来促进地方自治。德川幕府末期的地主和其他渴望改革农村社会的人们首先组建报德组织,到了明治初期已有几乎上千家机构;大部分位于东海地区,其中静冈县报德社的组建最为成功。这类当地机构有一整套制度来规范成员的行为,并制定组织的行动目标。成员每月参加一次会议,或讨论一些实际问题,或聆听有关“工业、教育、卫生或是道德主题”的讲座。(13) 当地报德组织除了负责宣传外,还发挥更为实际的作用,比如要求成员积攒至少1/4的年收入。会员把当地收入盈余汇聚成基金,供个人或公共项目使用。(14) (www.daowen.com)

两大组织的存在证明了二宫的报德运动已扩展到全国并进行公开活动。自1924年以来,“大日本报德社”开始成为几乎日本所有的地方报德社团的伞式组织(15) ,发挥着代表并保护各成员团体的作用;而从1906年就开始运转的“中央报德会”的宗旨是传播二宫的训诫、推进对报德思想的研究。该组织于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建立,其成员中有许多是显要的官员、商人以及赞成二宫的思想并盼望农村安定的知识分子。创始人有平田东助、一木喜德郎、冈田良平、柳泽政太郎等人,他们致力于发展战前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政策倡议,包括发动地方改良运动。(16)

地方改良运动是内务省的一个计划,其目的是要从多个层面迅速改善农村的管理和生活现状。官员希望将农村的政治和社会重心从基层村落转移到行政规模高一级的乡村。他们采取措施合并神祠,借以加强中央政府对乡村的行政管辖,还希望借助地方改良运动加强农村效忠国家的归属感。针对地方领导人制定的培训计划,其目的是加强农村和中央政府的联系。(17) 此外,由于发展经济被认为是确保农民继续效忠政府的另一种方式,内务省还鼓励村民采取合理方式致富。1901年,内务省开展了一项针对当地农业改良调查和规划的运动(即市政税)。这次运动努力促成了当地农业组织及其下属机构率先在乡村推行农业技术改良。(18)

一战末期,政府对地方改良运动的兴趣开始减退。到那时为止,尽管官员对改良运动所取得的成效不为所动,但在地方行政管辖方面,该运动的确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央政府的改革热情并没有感染到地方,特别是在改革触及当地特权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就连市政税都未能在乡村推行,哪怕此项计划很有望改善许多农民的生活状况。(19) 然而地方改良运动的遗留成果却十分显著。随后报德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前面提到的中央报德社,在内务省官员的帮助下得以建立,他们希望借此来规范当地分支机构的活动。这样一来,官员和民间活动家无需费时费力讨论报德主义有何特质,而是通过这一机构来加强二宫思想的教化,从而达成“道德和经济之间的和谐关系”。显然这对统一思想很有号召力,即使并无达成这一目标的良策。那些想方设法稳定社会动荡局面的内务省决策者和当地政要发现,报德主义不仅可以把农民塑造成顺从而又勤劳的社会安定分子,还能使其避免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20)

在努力培育“地方政府”和社会和谐的进程中,其中一个收获就是把30年代初的农村社会变成了官方协会和半官方社团密布的网络。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有效抵挡大萧条的影响。在对关柴主要机构的不完全统计中,所列出的机构有:青年团、在乡军人协会、青年妇女组织、妇女会、爱国妇女协会分会、村级农业协会、工业合作社以及村消防队。当地民间协会的成员在理论上可以交叉,也可以互为补充,这样可以保证活跃在多个社团中的农民以多种方式为社区服务。

随着村民生活轨迹的变化,社团成员也在不断更迭,青年男女离开原来各自的青年组织加入其他新组织,从中找到更合适自己年龄的新位置。(21) 这种会员关系将个人和同村人、同龄人联系起来,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地方农会、工业合作社等机构具有双重身份,它们既是村级机构,又是国家组织的地方分会。在关柴,机构的从属关系层次多样,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全国十分常见,是多年来受到政府资助的组织在地方壮大发展的结果。(22)

尽管在世纪之交,政府对备受关注的农村生活和农业问题做出了正面回应,但是从地方改良运动开始推行到1932年夏,已经过去了1/4世纪的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足以令政府推行的那些计划光芒尽失。虽然在农村机构繁多(甚至过于繁多),乡村及其组织对于30年代初的危机却并不能做出充分的应对。在大萧条之前的风雨飘摇的10年中,经济颓势已经给农村带来了危害,因此到20年代末,在许多像关柴这样的村庄,民间团体的主体虽然完好无缺,但已形同虚设。正如第3章所述,到期未付的欠款造成的资金短缺把人们困在家里,由于资源紧缺,机构的运作能力也受到限制,勉强维持着门面。

面对这样的局面,政府无所作为,地方领导也软弱无力。佃租冲突的急剧增多充分表明,当地政要已经无力挽回社会动荡的时局。在和佃农组织、农本论者、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家斗争的过程中,当地领导层及其机构已无力坚守阵地,难以维系其优势地位,而且面对一战后农村的社会变迁,政府也鲜有良策。

新一代地方领导力量的出现也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矛盾。到20年代末,出生于世纪之交的年轻一代成长为地方政坛的领导人。对于农村青壮年领导阶层而言,多年来,由于他们接受的是政府主办的教育,再加上军营生涯对他们的影响,因此和以往任何一代人相比,他们都有更强的民族使命感,也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更有自信。在许多青年农民的眼中,那些在危机时刻为人们带来秩序和指导保障的传统组织,在应对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各种挑战时之所以反应迟钝,就是因为被过时的组织纲领和领导方式所拖累。直至1932年初,不论是帝国农会、还是任何一个被认可的农村代言人,都未能形成一个清晰的方案来应对农村危机。在大萧条之前的几年中,农会领导人为自己的权威阶层也的确提出过调低地租以及增加政府补贴的要求,却没能从更长远的角度对农村的未来做出谋划。1930年,政府要求农会为农民家庭设计出应对经济衰退的措施,不料农会领导人的答复是,农民得学会自给自足和勤俭节约。农会建议农民尽其所能地激发出“一种自助、自励精神”。(23) 既然政府也采用如出一辙的做法,对处在挣扎中的农民家庭不闻不问,当年春天他们只好回到田间耕耘,而等待他们的是来势汹汹的叵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