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芥川信吉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组织代言人。芥川出生于喜多方西边村子里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1931年末被同村人选为代表。(1) 该组织为临时性机构,但那年秋天全国各个村镇都专门设有类似的临时联盟。这个名为“山郡应对萧条人代会”的组织刚一成立,与会人员就已起草了十条建议,希望政府和当地官员能够采取措施力挽狂澜。他们要求对当地债务进行调查,降低贷款利率和税收,请求政府资助购买来年作物所需化肥,此外还提出其他稳定地方经济的倡议。(2) 芥川向最合适不过的倾诉对象——县镇长村长协会——表达了该组织的决心,然而请愿立即遭到回绝。据一家报纸报道,此举激起当地农民的“极度愤慨”。(3)

10个月之后芥川卷土重来,这次请愿与第一次大不相同。他提高了筹码,对政府的要求不仅更具体,而且所提建议对未来农村生活影响深远。芥川在请愿中明确表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减轻农村债务负担,将化肥价格降低一半,由政府来负担所有义务教育的经费,并承担巨额地方救济款项,政府还应该出面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向外移民的方式)。请愿还表达了更为宏大的农村经济振兴目标——实现“根本性振兴以及每一位公民的个人发展目标”。(4) 大约在1931年10月到1932年7月之间,芥川及其所代言的农民团体将一揽子救济农村的试探性想法转变成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体要求,这将对农村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芥川还成功地说服那些曾经回绝经济振兴倡议的当地政要,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上。

在这次请愿中,村镇知事郡级联盟的成员不仅同意详细审阅芥川的草案,在1932年夏草拟向高一级政府的请愿书时,还大量采纳了芥川的建议。序言部分甚至几乎完全引用芥川的原话;就这样,村知事、镇长公开表明支持芥川的农村“根本性振兴”计划。尽管他们似乎折中了芥川的一些想法,但仍有迹象表明他们大量照搬了农民的建议。例如,他们虽然没有谈到将化肥降至半价,却还是提出了降价建议。至于调整债务政策和由国家承办义务教育的两项请求,两份请愿书如出一辙;相同的请愿条款还包括:要求将国有森林的管理权移交给当地政府、在乡村启动救援计划以及改革教育制度。

当然,联盟也提出一些新见解,例如建议几家国有银行将贷款延期3年、稳定商品价格以及结束国有生产木炭的局面,但请愿书在语气和方针方面明显参照了芥川的原创思想。短短几个月之内,那些原先超出当地官员接受范围的想法很快成为公共政策的主导思想。(5) 而且这一趋势正在波及全国。

发生大萧条的次年夏天,农民和农村运动活动家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目的在于重塑农村未来;而他们的努力也终于有了结果,不仅成立了新一届的应急国会,还通过了一揽子声势浩大的巨额救援政策。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够推出,既是经历近2年艰难时日的农村社会不满情绪爆发的结果,也反映出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舆论普遍认为,新一任政友会内阁更有可能比前任执政党民政党舍得花钱,因为这既符合政友会的一贯传统,也和新任财长高桥是清的施政方针相一致。然而,直到5月初,农村救援也仅停留在公共政策或是预算讨论这些表面形式上,当年春天国会即将闭会,并未提出任何解决农村问题的实质性方案。

两起事件的发生改写了农村的未来。首先是桔孝三郎及其追随者卷入“5·15”事件(详见第3章)。毫无疑问,正是农村的悲惨现实迫使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虽然桔孝对可能导致的后果始料未及,却在不经意间引起了公众、媒体乃至政府对农村的重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包括警察、官僚和政客在内的政府在竭力防止农村社会动荡,避免出现失控局面。既然国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压制左翼组织及其思想,安全机构自然很难预计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而且在“5·15”事件爆发前就更是始料未及了)。(6) 但是,犬养首相遇刺后,每一座村庄都潜伏着危险因素。媒体和公众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他们发现,在后“5·15”时代,在农村所发生的事件和涌现出的人物都明确显示大萧条所带来的冲击力。(www.daowen.com)

另一事件是当年春天的请愿运动,原本水火不容的思想达到空前统一,各种力量汇聚到一系列组织有序的运动中,他们为农民请愿,请求政府援助。虽然不像桔孝的方法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主张土地改革的请愿者、焦虑的地主和主流农民组织潮水般涌向媒体和政府官僚机构,纷纷请求援助、要求改革,甚至还暗示性地威胁政府,如果政府继续不作为的话局面将会失控,导致危机爆发。从5月到8月,从东京到全国的大小村庄,形形色色的阵营都在四处游说各自有关农村改革的独到见解。

主张土地改革的农本论者率先行动,并在许多方面成为推动力量。他们在请愿活动中要求长期延期偿付农业债务,这对债务缠身的农民而言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此次运动的深远意义并不仅限于以往的债务问题,而是着眼于日本农村的未来;请愿仅仅是农本论者采取的第一步,其目标在于经过大胆改革后建立一个能够自主的新农村,而且他们所获取的每一个签名都至少代表一个潜在支持其主张的农民。签名人数先是攀升到10000,随后又翻了10倍,请愿运动借助一股不满情绪并推动其日益高涨。这一系列运动不仅暴露出现存制度无力回天,还表明当局对目前的大萧条束手无策。人们急切期待新体制和政策的出台。

更多的主流农民代言人抓住农本论者制造的机会,着手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农村改革。在国会对是否向农村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救济争论不休时,帝国农会起到了敲定基调的作用。比农本论者更进一步的是,他们的建议更接近救济政策的最后版本。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热烈欢迎民众参与进来;百姓在当地集会,共同起草救援方案,并根据成员分布来决定游说集团的力量。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农本论者在倡导经济振兴的同时,还暗示着存在着激烈的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革的可能性,而帝国农会的改革蓝图却更趋于保守。到1932年8月为止,帝国农会关于债务管理和经济振兴的倡议成为上至政府、下到民众谈论的焦点。由此可见,无人不在关心农村的未来。

在他们富有感染力的请求下,农村代言人说服公众和政府重新考虑日本农村的未来,呼吁人们挑战那种原先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定式思维。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代表其利益的组织以及政策决策者三者之间的交流最终在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启动了一系列变革。由此引发的变革不仅重塑了农村和政府的关系,谱写了农村新的历史,同时作为现代日本一部分,也确立了农村的新地位。本章和下一章将讨论日本农村对改革的渴望,并着力探讨当年夏天形成的救援计划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