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5日,陆军、海军年轻军官以及民间土改运动人士对东京发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攻击。目的是给这座城市制造混乱,借此推翻犬养首相为首的政府,以期在政权的真空状态下推行新的政策。他们取得的唯一战果是杀死了首相和一名警官,并有数人受伤;土改运动人士原本计划毁坏几座发电站,但据斯蒂芬·伏拉斯多兹的记载说,“他们连一个霓虹灯信号都未能熄灭。”(112)

这些人被指控为叛乱和谋杀罪,于次年7月开始第一次审判。陆军、海军军官分别受到各自军事法庭的起诉;而来自“爱乡塾”农村合作运动的成员桔孝三郎等人则由刑事法庭来起诉。所有的起诉过程都向媒体公开,允许公众在第一时间知晓被审判人员的犯罪动机和性格特点。虽然此次审判场面堪称壮观,也颇为正式,却偏离了是否该定罪或是判无罪的审判主题。

在法庭所提出的问题更像是要达到一种平衡:被告固然应该受到惩处,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叛乱军官们动机的纯粹性,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私利。军方强化了叛乱军官虽过于狂热但又不乏真诚的形象,在这一点上陆军比海军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他们准许被告穿上体面的军装以维护其公众形象,另一方面还用舒适的小轿车接送被告到法庭,以彰显其在军界的地位。法官考虑得也很细致周到,给他们充分机会表达动机、对时局的担心以及对日本美好未来的展望,媒体对此也大肆进行了长篇细致的报道,光是报道桔孝的公开发言就花了长达3周的时间。(113)

从被告的证词中也看不出这些少壮军官在叛乱行动之后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计划,然而其证言在公众中引起了共鸣。军官和民间土改运动人士都谈到了伦敦海军会议对日本海军的不公,除了担心日本军事力量会因此而削弱、日本政坛也会滋生腐败外,他们还很担忧满洲里问题,同时表达了拯救日本农村的强烈渴望。“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次行动,”一位军官在发表证言时说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帮助那些来自东北地区的士兵的家庭。如果任凭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里势必会爆发农民暴动。”(114) 另一位被告在描述农村赤贫生活时,在场的听众潸然泪下(这在当时并不罕见,被告在陈述证词时,就连法官和律师也都为之动容)。(115)

和“5·15”事件一样,庭审打动公众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此次事件将显而易见的所有问题汇集到了一起:农村危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腐败、对军事力量削弱的担心以及对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满洲里问题的关注。(116) 谋反者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似乎在表明: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彻底了断,而且萦绕在国民心头的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也将荡然无存。桔孝三郎等土改运动人士参与到此次谋反事件当中也令许多农民感到震惊,因为农民的境遇通常不会以这种方式得到极大改善。然而很少有人怀疑是否有必要关注农村社会,人们仍旧相信,土改运动也许会对农村未来的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

早在发生经济滑坡之前,形式各异的土改运动就已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不仅组织有序,拥有雄辩的、说服力强的发言人,而且在政府中也不乏支持者。桔孝和近藤生协等人所制定的行动纲领紧紧围绕农村这一中心,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落后、倒退。在他们的规划中,土改运动的方针显现出进步、理性以及现代的一面,他们所设想的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不仅灵活多变,而且深入人心。(117) 大萧条的到来也因此而为这些农村激进分子提供了出路和奋斗目标。绝望的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受土改运动人士的改革建议,并在30年代初协助他们建立了组织。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陈述的有关根本性改革、经济自给自足以及社会振兴的各项目标的实现恰恰仰仗这场严重的农村危机,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其他良策。

1932年初,尽管农村前景日益惨淡,政府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民政党内阁由于推行削减预算和重回金本位的政策而饱受质疑,大家纷纷谴责这一政策是大萧条的始作俑者。此前为应对紧急情况而进行的公共事业项目尝试,民政党并未全力地投入其中,而且收效甚微。1931年12月,以犬养为首的政友党上台执政,尽管新任内阁许诺尽快取消金本位,这一政策较为可行,但并未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任何承诺。直到法庭审判“5·15”一案期间,农村前景仍旧不容乐观。

然而危机感和紧迫感并未完全消散。早在1933年夏天宣布有罪的裁决之前(民事法庭的裁定于1934年2月宣布),支持“5·15”一案被告的信件和请愿书如洪水般涌入政府及新闻机构。到1933年12月,据报道,政府已收到1148000份签名(许多是血书,也有许多信件来自城市)请愿书。(118) 《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西雅图、洛杉矶、奥克兰和加利福尼亚的请愿信。显然其中一些请愿书是右翼组织和陆军候补生的有组织行动,但相当多的信件源自民间自发行动,尤其是有一部分信来自农村。也许最让人吃惊的是那些发自犬养家乡冈山县的信件;就连曾投票支持犬养的人们也一再地在长长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从宽发落谋害首相的凶手。(119)

陆军公诉人仅仅要求判政变军官8年徒刑,但海军的惩戒要严厉得多,判处3人死刑,另有3人为终身监禁,其余人的刑期则为3到6年。在军事法庭听证会后,民事庭审方才开始,公诉人请求判处桔孝无期徒刑,而其追随者则被判处为期7至15年不等。(120) 陆军的宣判于9月19日公布,随后的11月海军发布审判结果。陆军军官仅仅服刑4年,远远少于海军军事法庭对谋反头目15年的刑罚。

从某些方面而言,要求从宽发落的运动显然十分奏效,没有一名军官受到比法律所规定的更为严酷的惩罚。而此案中民事法庭的被告就不那么幸运了,当正式宣布审判结果时,有人听到被告律师的惊呼声。他们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宣判的结果和公诉人所要求的年份几乎没有任何出入。比起受到军法起诉的军官而言,那些民事被告人并未从轻发落。(121)

1940年,为纪念日本建国2600周年,众多服刑犯获得赦免,桔孝得以释放。而此时,当年他所卷入的那场危机早已烟消云散了。(122) 他们的位置也已有人取代。然而当他回归乡间故里时却发现眼下的农村已是今非昔比。第4章将会探讨农村社会活动家以及当地居民如何努力实现农村救济,并勾画出农村社会的未来蓝图。

(1) 猪俣悦造,“停战前后的记录情况”,第8页。又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760页,其中对山崎之死有详细记录。

(2) 《福岛民报》,1931年11月29日。

(3) 田崎信善,“都市文化与国民意识”,第179页。

(4) 1932年1/4的城市家庭拥有收音机,而在农村这一比例仅占5%。卡萨,《国家和日本的大众媒体,1918年至1945年》,第88、94—97页;岩崎晃,“新媒体的展现”,第240、244页。

(5) 沃斯沃,“农村社会的转型,1900—1950”,第557—559页。

(6) 圆子玉井,《民族主义的阴影下》。

(7) E.悉尼·克劳考,“工业化和技术变革,1885—1920”,第53、104页。

(8) 康三山村,“1911—1930年的日本经济”,第327—328页。

(9) 梅村等编,《农业与林业》,第9卷中《1868年以来对经济长期数据预测》,第160—161、168—170页。所有农产品的价格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

(10)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646页。

(11) 见路易斯,《骚乱分子与公民》。

(12)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157页。又见大石嘉一郎,《福岛县百年史》,第156—163页。

(13) 梅村等编,《农业与林业》,第160—161页。

(14) 大川等,《价格》,第8卷,《1868年以来对经济长期数据预测》,第135—136页。梅村等编,《农业与林业》,第160—161页。

(15) 有关二次大战之间经济和农业讨论的英文资料见康三山村,“1911—1930年的日本经济”,第303—306页;以及帕特里克,“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混乱”,第216—220页。

(16) 梅村等编,《农业与林业》,第160—161页。这基于农民接受的价格指数。

(17) 路易斯,《骚乱分子与公民》,第14,30,244—246页;大豆生田稔,“20世纪20年代的粮食政策”。

(18) 约翰逊,“二战期间日本的食品管理”,第47、264页。毋庸置疑的是日本进口粮食给台湾和朝鲜的农民和消费者带来巨大灾难。

(19) 宫崎陆治,“大正民主主义农村和政党”,讨论了两次大战之间政治对推动农村政策所起的作用。

(20) 大豆生田稔,“20世纪20年代的粮食政策”,第52—53页;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4卷,第174—175页。

(21) 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3卷,第955页。

(22) 小野诚一郎,“昭和恐慌与农村救济政策”,第7页。

(23) 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3卷,962页。

(24) 同上,第975和1089页。1915—1919年间与1925—1929年间蚕茧产量增加了一半。农林大臣办公厅统计科编,《农林处统计表1925—1937年》。

(25) 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3卷,960页。

(26)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64页。

(27) 日本银行福岛分行,《福岛县农村状况》,第620—622页。

(28) 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3卷,第1012—1015页。

(29) 大石嘉一郎,《福岛县百年史》,第182—183页。

(30) 大石嘉一郎,《福岛县百年史》,第186页。

(31) 安富邦夫,《昭和恐慌期贫农政策史论》,第5卷。

(32) 小野诚一郎,“昭和恐慌与农村救济政策”,第34页。

(33) 正如中村政则所言,正是由于汇率不稳定,致使政府和一些商人赞成重回金本位和固定利率。美元对日元的汇率1927年间变动68次,而1928年更是多达91次。见中村政则,《昭和恐慌》,第2卷,第228页。

(34) 不应当忽略对实际情况的考虑。回到1917年的金本位会导致日元对黄金的比率随意拨动,也将意味着改写1897年立法。1929年民政党仍旧是国会中的少数党,这一局面将会持续到1930年2月的大选。即便浜口内阁愿意改变利率,但也难以赢得投票支持汇率变动。回到金本位和废除1917年大藏省指令一样简单。同上,第220—221、236—237页。

(35) 有关这些迹象的详细讨论见同上,第271—275页。强调加强经济作用的另一类观点见迪克·K.南投与真嗣洋二,“高桥是清与日本大萧条时期的复兴”。

(36) 水沼智和,“昭和恐慌”,第191页。

(37) 出口商通过开拓新市场的方式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包括拓宽国内市场,但是1934年他们仍旧向海外出口了2/3的国内商品,其中80%运往美国。这表明自1929年以来销往美国的蚕丝减少了大约30%。1930—1932年的蚕丝总出口量比1925—1927年间增加了13%。清水洋二,“农业和地主制”,第262—264页。中村政则,《昭和恐慌》,第2卷,第271—275页。

(38) 大川等,《价格》,第170页。

(39) 这些估计数据最终作了细微修改,稍稍抬升了一些;但是1930年并没有将该纪录保持太久。1933年是大丰收的一年,产量高达70900000石。直到1955年才打破这一纪录。见梅村等编,《农业与林业》,第168页;《日本经济年报3》(1931年):202—204。

(40) 此番比较是针对1925—1927年。《日本经济年报3》(1931年):204;清水洋二,“农业和地主制”,第256页。

(41) 结果,出于对佃租、经济作物和农业实践差异性的考虑,日本学者通常不会认定仅发生了一次农业经济危机,而是认为至少有三次危机,危机次数取决于所涉及地区的具体情况。近畿地区由于已经完成了商业化进程,长野和周边几个县以及东北地区的桑蚕业最为典型。因而本章的讨论对此多少做了概括;至于具体分析的例子参见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

(42) 清水洋二,“农业和地主制”,第165页。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3卷,第975、1089页。大川等,《价格》,第170页。中村政则,《昭和恐慌》,第2卷,第307页。1931年农产品价格总体上相当于1925—1927年间的52%。

(43) 村文献记录显示整个30年代大豆和鸡肉产量逐渐在减少,而木材和木炭的产量在攀升。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796—799页。

(44) 大川等,《价格》,第170页。对福岛价格变化的预计见日本银行福岛分行,《福岛县农村状况》,第618—619页。

(45) 斯梅瑟斯特,《日本1870—1940年农业发展与佃租冲突》,第101页。

(46) 大川一志、筱原三代平以及拉里·迈斯纳,《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第388页。农林省农务局,《广阔的发祥地1939年》,第52页。

(47) 斯梅瑟斯特,《日本1870—1940年农业发展与佃租冲突》,第98—99页。

(48)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67—75页。斯梅瑟斯特,《日本1870—1940年农业发展与佃租冲突》,第94—95页。

(49) 斯梅瑟斯特,《日本1870—1940年农业发展与佃租冲突》,尤其是第5章。

(50) 评论界对斯梅瑟斯特著作的回应也部分地涉及到这一问题;见沃斯沃,“回顾一战后日本农业发展与佃租冲突”;西田美昭,“一战后明治地主制和佃租冲突的流变”;斯梅瑟斯特,“挑战权威和权威批评”。

(51) 大内力,《农家经济》,第6卷,第36、49—54页;西田美昭,《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第73—75、104—121页。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67—75页。官方对有关大萧条造成影响的地方调查结果的不信任态度见日本银行福岛分行,《福岛县农村状况》,第618页。

(52) 经济滑坡给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据非官方预计,城市失业人口达到1500000到3000000人之多,占总劳动力的20—40%。而官方的数据则低于7%;失业者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见风早八十二,《日本社会政策史》,第303—304页,书中谈到政府调查方法的一些缺陷。他预计有3000000人失业。其他非官方预计,见“失业问题的实际情况及对策”,《经济学家》8.14(1930年7月);角谷干夫,“恐慌与国民初级阶段”,第254—255页。中村政则同年对失业人数作出的估计为不到2400000人;见中村,《昭和恐慌》第2卷,第294—295页,又见原彰,“经济周期”,第401—402页。

(53) 角谷干夫,“恐慌与国民初级阶段”,第256—257页。

(54) SMY,《1934年经济复兴计划基本调查》,KST。

(55) 我曾经比较了所有报道中农业和其他方面总收入和总支出(包括生产、家用和其他开支项目),并对赤字进行计算。如果村落中所有家庭收支情况都包括在内的话,那么赤字总额仅有2521日元,户均负债降到143日元。

(56) 关于特别农户税作用的讨论,参见大石嘉一郎,“昭和恐慌与地方财政”,第87—102页。(www.daowen.com)

(57) 该百分比数据是基于对420户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SMY,经济复兴计划基本调查,1934年,KST。

(58) 该村当年的户均纳税额是12.8日元,中层农户户均纳税11.8日元。关柴户均纳税11.1日元,小松村的纳税水平接近关柴村的平均水平。小松村(准备)经济复兴的调查。1934年10月,KST。

(59) 很难确定拥有土地与否和农户的赤字负债程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小松只有一户人家完全没有土地。该户赤字高达430日元,在当地位居赤字第2位。而拥有土地最少的3户人家和土地最多的3户人家也都有赤字。

(60) 据记载,原胜一家1933年收入赤字不到1日元,该赤字被计入当年的收入盈余中。

(61) 帝国农会与当年发布了农村债务解决计划的草案,另见香山鹿造,“铲除负债!”。

(62) 农林省农务局,“实行农家债务清理事例”,1931年10月,NSS1:5,第128页。小平权一于1931年撰文严厉批评帝国农会调查所使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们对低端区间的预测很有可能是准确的。见小平,《最近国内外农业金融状况考察》,第126—142页,讨论了此次调查。同上,《农业金融论》,第876页,小平在结论时认为农业总债务接近40亿日元。

(63) 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2卷,第195—197页。又见西田美昭,“开展农民经营”,第965页。见《东京日日新闻》,1932年6月4日;《东京朝日新闻》,1932年6月5日。

(64) 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2卷,第197—198页。最高估计债务总额是60亿日元,来自《日本农林年度报告》,引自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79页。

(65)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80页。

(66)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79—80页,比较了农业生产产值和农业收入的比价。(以目前的物价水平来看)1932年的GNP是137亿日元。见大川高松和山本,《国民收入》,第200页。

(67) SMY,《1934年经济复兴计划基本调查》,KST。存款从地方金融机构流向国家储蓄机构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20年代末许多银行倒闭之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见福岛县,“农村凋敝状况及其对策”,第593页。加濑和俊,“农村债务整理政策的立案过程是满洲里事件期间农业政策体系的一方面”,对大萧条时期债务和减轻债务政策作出最佳分析。

(68) SMY,“对不景气情况调查和对策一事的快报”,1932年8月6日,《1932年庶务关系文件》,KST。这一数据接近县里1931年对户均债务的估计。福岛县,“农村凋敝状况及其对策”,第594页。

(69) SMY,《1934年经济复兴计划基本调查》,KST。遗憾的是,这一部分的调查并没有提供确凿来源对关柴官方所认为的800000日元债务进行分解,也未能说明这一数据是怎样得出的。

(70) 调查显示银行等信用机构向关柴居民贷款113599日元,但只有100043日元显示出属于债务范畴。11000日元的数据是通过取较小的债务数额,并乘以11%的年利率得出的。

(71) 日本银行福岛分行,《福岛县农村状况》,第627—632页。

(72) 西山浩一、西田美昭、久保康,《西山浩一日记:从1925年到1950年》,第1280—1282页。

(73) SMY,“经济公平委员会禁止女性参与的请愿书”,1934年7月20日。《经济公平》,1934年,KST。

(74) 1925年当地支出是1912年的4倍多;当地财政新增支出项目部分明细见大藏省昭和财政史编纂室编,《地方财政·昭和财政史》,第14卷,第3—7页。

(75)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812—817页。

(76) 大藏省昭和财政史编纂室编,《地方财政·昭和财政史》,第14卷,第64页。

(77)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82页。新澙一个村的官员说,由于拖欠税收,导致农村社会的教育、卫生、公共工程、文献资料记录、家庭资料备案、青年培训以及寺庙和神殿的修缮都受到影响。冈田正胜,《近代农村与农村社会》第249—251页。

(78) 冈田正胜,《近代农村与农村社会》,第255页。

(79) 日本银行福岛分行,《福岛县农村状况》,第604、606页;大石嘉一郎,“昭和恐慌与地方财政”,第107页;《福岛县民报》,1931年6月12日。

(80) 1932年10月福岛县拖欠教师工资260000日元,1934年8月欠下超过130000日元的工资。日本银行福岛分行,《福岛县农村状况》,第660—662页;《福岛县民报》,1932年6月17日。

(81) 田村功,“青森县农村危机记实对策与负债调查”,第135页;《泉南日日新闻》,1932年6月4日;《福冈日日新闻》,1932年7月14日。

(82) 阿布正,“有关农林渔村复兴功臣表彰一事”,1936年5月30日,《经济复兴》,1937年,第一卷,KST。新闻界盛赞关柴村的债务偿付率,见《福岛县民报》,1937年6月1日,以及1938年4月17日。

(83) SMY,“与全村概况相关的文件集”,1929年1月、1932年、1935年、1937年、1939年,KST。

(84) 《大阪每日新闻》,1932年6月23日,引自角谷义治“农村救济对策和社会政策的界限”。其他报道也描述了发生在当地当铺的类似情况,母亲把孩子的玩具换成现金,用来购买食品或是看病。见《泉南日日新闻》,1932年6月24日。

(85) 官方对此话题的说法见农林省蚕丝局,《对养蚕农户的影响》,第6、15—16页。

(86) 《东京朝日新闻》,1932年7月28日;角谷义治“农村救济对策和社会政策的界限”,第283页;田村功,“青森县农村危机记实对策与负债调查”,第135—136页;剑持诚一,“昭和恐慌与北方传教士”,第208页;《日本经济年报》(1932年):124—136。

(87) 北信浓恐慌政策协会代表,“采纳农村救济请愿”,第25页。

(88) 没有考虑到家庭规模大小这一因素;在小松村,农户平均下来最多缴税10日元,中等规模的人家缴税不到8日元,而最低也需要缴付7日元。值得一提的是,税额的区分度并没有反映出在村级调查中农户开支的巨大差异。

(89) 注意调查中“卫生”一栏不仅包括医疗开销,还包括化妆品、美发、理发与修面的费用,至少反映出富裕农户和贫穷农户之间的一些消费差距。

(90) SMY,《1934年经济复兴计划基本调查》,KST。

(91) 沃斯沃,“农村社会的转型,1900—1950”,第578页。

(92) 1926年,农田制度修正编著委员会,《农田制度修正》,第2卷,第50—51页。

(93) 见沃斯沃,“农村社会的转型,1900—1950”,书中详细描述这一发展情况。又见多尔,《日本的土地改革》,对战前的佃租关系进行精辟分析。

(94) 佃租矛盾也显示出比罢工持续时间长的趋势;正如西田所说,1936年超过一半的佃租冲突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仅有不足3%的劳资冲突相持这么久的时间。西田美昭,“战前日本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性质”,第288—299页。

(95) 沃斯沃,《日本的地主》,第96页。

(96)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1991年,第648页。

(97) 同上;SMY,来自佐藤佐吉向福岛县经济部的报告,“佃耕佃租调查”,1936年8月24日,《自耕农》1935—1937年的文件,KST。30%的稻田租期于11月到期,有50%的租约12月到期,其余的稻田来年1月到期。

(98) 沃斯沃,《日本的地主》,第130—133页。

(99) 沃斯沃,《日本的地主》,第97页;农田制度修正编著委员会,《农田制度修正》,第2卷,第50—51页。

(100) 大石嘉一郎,《福岛县百年史》,第215页。

(101) 佃租冲突的数据来自农林省农业局,《1930年耕作年报》,1930年9月,和《1939年耕作年报》,1939年12月,以及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593页。注意庄司吉之介在其对福岛佃租冲突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同数据。见庄司,“地方昭和恐慌与农民劳动者的运动”,第223—228页,240页。1934年是该县唯一不在前十名之列的一年。西田美昭,“农民运动与农业生产”,第296—297、300—301页;福岛县编,《福岛县县志》,第15卷,第235页;同上,《福岛县县志》,第16卷,第182—189、592、609—610页。

(102)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138页。见140—143页,谈到了秋田的佃租冲突。又见沃斯沃,《日本的地主》,第130—133页;日本银行福岛分行,《福岛县农村状况》,第665页。

(103) 这一数字略微超过户均拥有土地面积以及关柴农民平均拥有土地的面积。有关村公所对农村土地不足问题的评价见《经济复兴计划基本调查》,1934年;以及SMY,佐藤知事和福岛县教务部部长,“对农林渔村外出打工的调查”,1934年12月20日,《劝业》文件1934年,KST。

(104) 划分土地持有人兼耕种人这一类别意味着农户所拥有的土地全部由自己耕种,耕种自有土地及租种他人土地的农户被划分为土地持有人兼佃农,而那些完全租种土地的农户被划分到佃农之列。尽管有时可以把各类分得再细一些,但为了便于研究,这三种类别已经足够充分了。1930年27%的农户是佃农,而这一比例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1930年福岛县佃农比例也是27%,但到1937年时增加到31%。歌谣修史编,《日本农业基础统计》,1977年,第67页;福岛县编,《近代资料》,第3卷,《福岛县县志》,第13卷,第34—37页。

(105)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657页。这些数据来自1947年。

(106) SMY,《1923年田地自耕耕作段别町》,KST。(反别/段别为日本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反别/段别约合990平方米。——译者注)

(107) 绝大多数人住在村南部。3人住上高额、其余3人分别住在三津井、堂下和西卷田。不清楚其拥有土地的具体地点。假如所有土地都在村子以内,那么这些土地在所有稻田(142.1町)中约占28%,在关柴的山地(28町)中占20%。见SMY,佐藤知事和经济部长,“有关自耕农创业资金借贷一事”,1936年7月11日,《自耕农》文件,1935—1937年,KST。1934年关柴非本地居民拥有稻田超过131町。SMY,《1934年经济构成规划基本调查》,土地名目差别。

(108) 沃斯沃,《日本的地主》,第105—106页。

(109) 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804—805页。见福岛县编,《福岛县县志》,第13卷,第94页,记录了山郡的土地使用数据。山郡的佃农土地份额低于关柴的整体水平。

(110) 西田美昭,“农民运动与农业政策”,第317—319页;农林大臣办公厅编,《农林行政史》,第2卷,第187—191页。又见黑利,《没有权力的权威》,第87—94页,讨论了地主与佃户关系的缓和。

(111) 沃斯沃,“农村社会的转型,1900—1950”,第564—566页。冈田正胜《近代日本和农村社会》一书对这些变化的分析很有洞见。

(112) 弗拉斯托斯,“剔除传统的农本主义”,第94页。

(113) 饭沼治良,“政党政治与昭和农业饥荒”,第165—168页;田崎信善,“都市文化与国民意识”,第192页;保坂正康,《五·一五事件》,第325—335、348—354页。黑文斯,《农业与现代日本》,第247页。

(114) 《东京日日新闻》,1933年7月28日。正如年轻官员所说,农民运动会使军人和家庭对立起来,这样只会削弱军队的力量。显然许多军官都很担心农村,但他们并非利己主义者,军队利益高于一切。

(115) 保坂正康,《五·一五事件》,第327页。

(116) 田崎信善,“都市文化与国民意识”,第193页。

(117) 见沃斯沃,“农村社会的转型,1900—1950”,第589—597页。

(118) 饭沼治良,“政党政治与昭和农业饥荒”,第165—168页;多尔和大内,“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农村根源”,第197页。

(119) 保坂正康,《五·一五事件》,第333页。

(120) 同上,第331、358页。

(121) 这种审判方式并非“5·15”事件中独有。滨口刺杀案于1933年判为死刑,但很快就得到赦免,并与1934年获释。井上刺杀案在判无期之后也最终于1940年获释。刺杀团琢磨的菱沼五良在判无期之后同样得到赦免,并于1940年获释。他继续从政并获成功,战后加入自由民主党,并8次入选茨城县议会,最终当选议长直至1990年去世。

(122) 《东京朝日新闻》第二版中简略报道了桔孝释放的消息。保坂正康,《五·一五事件》,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