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使农民备受折磨的问题不全是新问题。农产品价格下跌、固定开支以及担心难以偿付债务这些农民所关心的突出问题,在大萧条来袭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并不鲜见。30年代初农村危机在长达10年的不确定的经济发展中就有所预兆,同时国家财富基石的地位向农业过渡迟缓也为这些问题爆发埋下了伏笔。

一战前后,日本在商业方面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改写了原有经济格局,由先前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模式转变成以科技为导向的复杂、现代而又多样化的经济模式。日本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而且新生的重工业在无需国家悉心呵护的情况下首次出现运转良好的态势。这次战争把外国商品的竞争赶出了国内市场,而允许日本本土公司向国外西方制造业发起挑战。在这场冲突中工业产出增加了70%以上,并带动了就业岗位的急剧增长,而且用于生产力的资本投资也大幅增加。日本造船厂在1915年仅建造了8艘船,而1918年就建成并命名174艘轮船。(7) 其他行业也取得类似成果,至少表现为工人工资水平上涨以及就业机会增加。与此同时,重工业工人的工资超过其他行业,这反映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财富和资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流向大型企业。(8)

经济繁荣期的到来对农民而言却是喜忧参半。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青年男女把握住这一机会成为工人。扩张的经济也加大了对一些农产品的需求。工厂的工人以及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需要大量稻米,而农民则乐意为其提供这一农产品,尤其当战争打响时,可以以更高的价钱出售军需粮食。

起初,米价的上涨趋势与其他所有消费品价格趋于同步,但其后粮价便开始一路飞涨。1918年消费者需支付相当于3年前3倍的价格,大致是同期其他消费品涨幅的2倍。对种植者来说,1917至1918年粮价暴涨是日本现代历史年度涨幅最大的一次。1915至1916年间,蚕茧价格涨了几乎一半,第二年又涨了45%,而且在接下来的2年里呈现螺旋式上涨趋势。1919年(蚕茧的涨幅和大米类似),蚕茧价格是1915年的3倍多。(9)

涨价最终波及到几乎所有农产品,并达到空前的程度。有记载显示了关柴农民炫耀摆阔的场面。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财运冲昏了头脑,致使其在消费时举止轻率,据说他们喜欢四处丢掷5日元或是10日元的钱币,仿佛他们钱多得烧得慌,这一反常行为甚至引起官方编委会的注意并记录下来。(10) 这种得意洋洋的心情可以理解。在农民最近的记忆中从未有过此类经历,当经济繁荣带来的暴富袭来时,他们并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然而当经济蓬勃发展时,有迹象表明问题将至。一战的最后一年,米价这一基本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快速扬升已完全超出许多家庭购买能力,而1918年夏,有关有人囤积大米的谣言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在全国激起了大面积的骚乱,甚至时有暴力冲突。(11) 八月喜多方约有700多人花了一个晚上围攻米商和富人住宅,“鼓励”他们捐献钱粮。在福岛县的其他地方上演了相同的一幕,日本农村和无数城市中心也同时爆发了“米骚乱”。(12)

对于农村社会的许多居民而言,需要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既是大米等作物的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为满足兑付现金的迫切需要,农户通常选择卖掉所有或是绝大部分收获的稻米。这样做的家庭可以稍后再回购所需大米;那些以养蚕或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则根本不种米或是只种极少量的稻米,因此几乎完全依赖市场来满足其口粮需求。

上述体系之所以得以运转,是由于并不富有的农民预见到了一年中米价的波动区间。剧烈的价格波动会使农户难以糊口,因此米价涨幅过于悬殊并不符合所有农民的利益。尤其是佃农常常陷入窘境,因为他们在收获季节以最为低廉的价格出售大米,而晚些时候米价上扬,他们又因糊口需要而被迫买米。地主和其他有现款的人则将米囤积起来,待米价抬高后再卖出,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对佃农而言,新兴活跃的经济不仅减少了潜在的赚钱机会,也使租佃关系日趋紧张。经济繁荣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是涌现出富有前瞻性的农民运动,运动的目标之一是为佃农创造更为公正合理的环境,因而运动有时也能获得成功。

繁荣之后的经济低谷对农民的打击接踵而至。经济衰退首当其冲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冲击始于1920年的米价波动。一战之后全球农产品价格急速下跌,日本农民的日子过得也并不舒坦。从1910年到1920年的10年中,米价至少有7年在上涨或保持不变,但在接下来的10年中有8年在下跌。(13) 更糟糕的是,维持农场经营以及养家糊口的费用却没有与农作物价格下跌速度一致。这对多数农民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应对的新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30年中,只有4年的农产品价格高于或持平于农业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一战后这一模式被打破了。在1920至1929年这10年间,有5年农民的消费水平超过农产品价格水平,而在1920至1934年15年间则有10年消费价格指数高于农产品价格指数。(14) 上一次消费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差额过大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松方通货紧缩期间(松方通货紧缩发生于1884年——译者注),但即便是在当时两者的悬殊差距很快就消除了,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恢复快得多。(15)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由交替出现的繁荣与衰退所带来的剧烈动荡,但这是农民极不愿意看到的。从1876年到1940年,农业商品价格的年增长率或下降率超过20%的情况只出现了11次,然而仅在1915年至1920年间就发生了6次振幅最大的价格波动。1915至1935年间只有4年丝绸价格的年增长率或下降率超过了10%;而波动率超过20%的年份却多达13年,其中又有8年波动率超过40%。米价涨幅最大的一年出现在1917至1918年的战前时期,跌幅最大的年份是在1929至1930年期间。要想找到发生在1915至1916年间的蚕茧价格最大涨幅的参照物,就只能追溯到1876年了,而1929至1930年蚕茧价格的自由落体式的下跌则更是史无前例。(16) (www.daowen.com)

农业衰退的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国家所采取的政策。“米骚乱”过后,喜多方的地方领导人开始有计划地做出回应,向居民廉价出售稻米;从全国范围来看,原隆首相领导下的新内阁也在更大范围内推行类似计划。(17) 这些计划中的一项措施是增加大米进口。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可以刺激朝鲜和台湾米商自愿向日本出口稻米,政策的制定者希望保证国内供应量的充足和稳定,从而降低消费品价格。1916年至1917年大米进口为25万吨,而10年后激增到近170万吨。到30年代,1/6的大米来自进口,其中绝大部分产自朝鲜和台湾。(18)

农民组织并不赞成政府鼓励进口的政策。他们的担心后来得到了印证,大量的进口作物的确会拉低国内米价。由于价格时涨时跌,剧烈动荡的表征在20年代的前5年还未完全显现出来。1924年市场在经历了一次短暂上冲后便掉头向下,价格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1925年之后的6年间米价持续下跌。

政府和农民组织都在试图寻求出路,设法平抑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但都未能奏效。随着1921年《水稻法》的颁布,上述行动框架开始逐步形成,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从理论上讲国家有能力随时控制市场上大米的总量。(19) 米骚乱之后很快就颁布了这一法令,政策的制定者仍旧担心是否能够以低价来确保国内米市充足的供应量。直到20年代中期帝国农会和其他农村代言人争取到修订这一法案的机会,才促使政府在平抑价格的同时也要尽力避免价格下跌得过低。(20) 纵使这番努力使局面有了一定改观,但政府的购买力有限,无法维持米价的稳定。一战结束时米价接近每石(180升)50日元,到1929年跌了一半,创下了20年来的新低。

丝绸市场也不容乐观。尽管相比稻米生产商,养蚕业组织得更为有序,农业界院外活动集团的游说效率也更高,但蚕农对抬高丝稠价格并无良策,就连稳定价格这一点都做不到。问题的症结之一源于丝绸业的交易性质,日本蚕茧通常投放到美国的丝绸市场。日本的原料供应商除了减少出口来试图压低价格外,无力左右海外市场。其中的问题并不简单,1925年是创纪录的一年,在出口收入中仅丝绸及其制品就贡献了超过10亿日元,在所有的出口商品总价值中占45%。在美国的丝绸市场上日本的产品占4/5的份额,日本出口的丝绸有90%流入了美国。(21) 而在1929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由此也带来了几乎创纪录的出口收入。(22)

大萧条前夕,更多人加入到养蚕业以及桑蚕丝线的生产中,其从业人数和产量创下了历史纪录。即使在价格动荡的20年代,养蚕业仍在扩张,因为蚕农希望通过出售更多的蚕茧来弥补收入上的潜在损失。1915年人均出产蚕茧接近235磅,而到20年代末人均产量已多达400多磅。(23) 1929年全国养蚕业的产量比1920年增加了60%,而在这10年期间大米的产量波动则小得多。(24)

随着产量的增加,养蚕业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张。明治时代末,几乎有2/3的产区位于日本东部,但到了昭和时代初,东部和西部产区几乎平分秋色。(25) 更广泛的分布则意味着美国市场的风吹草动会影响到整个日本农民的生计,只要市场一出现衰退就会对以养蚕业为收入来源的广大农民带来致命的打击。其影响的程度不一。全国约有40%的农户养蚕,出售蚕茧所得的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12%。(26) 然而在1929年的长野有4/5的农户养蚕,70%的农业收入来自该产业。福岛是另一个养蚕大县,当地经济中养蚕业的地位举足轻重。70%的农户养蚕,养蚕所得收入占1/4,在该县养蚕业最密集的地区所得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1/3。(27)

20年代试图稳定丝绸市场的种种尝试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努力往往局限于购买丝绸或是增加储备来维持高价,但很难令所有蚕农达成一致意见,更不谈不上靠大量收购丝绸来撬动价格杠杆了。20年代末政府一直在推行刺激政策鼓励出口商减少出口,但即便是在当时也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蚕农被放任自生自灭。政府对农民提供有限额度的低息贷款,同时鼓励蚕农长期储备蚕茧,这些举措和出口政策如出一辙,但规模却小得多。(28) 这些政策明确表明政府承认农民家庭的确需要帮助,和其他农村救助政策的通病一样,这样的政策支持不仅力度有限而且不起作用。

价格问题由于“1927年昭和银行危机”愈演愈烈。尽管这次金融震动仅仅直接影响到很少一部分农民,但对农村社会的负面影响却相当严重。对福岛最大的冲击是地方银行急剧减少,而且和当地纺织业密切相关的几大重要的金融机构也消失得无影无踪。1927年以前福岛有44家银行在运营,而在昭和危机期间33家银行倒闭。(29) 正如大石嘉一郎所言,银行急剧减少是福岛许多银行实力弱小所致,它们行动迟缓,没能跟上全国银行合并的趋势。即便是在大藏省加大金融部门间的整合力度期间,20年代福岛地方企业家还在忙于开办新银行。

众多地方银行倒闭给了外来金融机构可乘之机,20年代末它们纷纷前来寻求立足点;1927年外来银行吸纳存款仅占存款总额的11%,而到1931年却超过了一半。(30) 当银行倒闭时,储户要么永久损失存款,要么经过长期等待才能挽回部分损失。从长远来看,借贷机构的减少特别是地方银行的锐减意味着向银行借钱变得异常地艰难。外来银行不大可能借钱给不符合借款条件的人,而1929年大萧条后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借款条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