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久以来远离中心,东北地区在日本的社会和文化领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平定西部各省的动乱后,数百年来东北一向都是前线地区,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现代初期,若是没有兵家相争,这一地区应该属于边远地区。尽管此地归德川家族管辖,17世纪的诗人兼旅行家芭蕉却清晰表达了他离开江户(东京)穿越白川屏障到达北方之行所具有的含义。(2)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旅行。不仅在当时,直到现在他的诗都令读者想起《奥之细道》中所描绘的北方荒凉的粗犷美(图1)。(3)

自17世纪以来东北就和日本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直到20世纪初这种差异依旧很明显。这一地区人口相对稀少,占日本总面积1/5的东北六县1930年的人口仅为日本总人口的1/10。整个日本只有最北的岛屿北海道人口比东北地区更为稀少。(4) 直到现在,作为日本最大的地区(比关东和近畿两地的面积总和还要大),东北也在最荒凉地区之列。奥羽山脉的山脊从青森南部延绵到关东平原,而其他更小的山脊将这一地区隔离成更小的区域。大部分地区是森林覆盖的山地,因而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适合耕种。(5)

更麻烦的是,那里的农田还受天气挟制。日本大部分地区雨水充沛,气候温和,而且光照充足,很适合种水稻。但东北的气候却并

图1　日本东北地区

非如此适宜,寒冷天气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冷得早,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此地夏季饱受阴雨、低温天气的滋扰,收成总是欠佳。1934年大饥荒(详见第7章)只不过是那里长期作物收成不好的最近一次表现而已。(6)

尽管有上述种种不利条件,农业依旧是东北的经济命脉。1929年这一地区就有将近一半的产值来自农业,而农业在全国的总产值中仅占不到1/4的份额。(7) 东北六县的农户比例高于非农户,而从整体而言,30年代初日本其他地方的非农比例早已高出农业人口。虽然有个别县的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比如冲绳),但大体上东北跟不上两次大战之间的工业转型以及雇佣关系的转变步伐。(8) 由于就业机会匮乏,人们不大可能选择务农以外的工作。采矿业是当地重要的收入及就业来源(特别是福岛县),东北地区遍布着无数小型工厂,但大规模雇佣技术工人的雇主却是少之又少。重工业固然可以利用东北工资较为低廉这一便利条件,但发展进程异常缓慢,而以纺织业为主导的轻工业却随处可见(又是以福岛为最甚),雇员多为短期雇工,而且工资微薄。尽管外出务工已成为补贴收入的唯一选择,但这对当地多样化经济的发展而言却是杯水车薪。(9)

在其他方面东北也显得较为特殊。比如,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和其他地方的佃租关系差异很大,以至于学者将其描述为独一无二的“东北型”佃租关系,其特点是两者之间有着“传统”的义务和责任感。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开始逐渐接受商业合同式的土地租种方式,佃农可以自行选择种地或务工。然而这种变化在北方地区进展得极为缓慢,以致观察家延续使用类似“主与仆”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里依旧存在的封建式地主统治和农民对地主的遵从。(10) (www.daowen.com)

日本最大的地主多居住在东北,他们手中握有大片土地。地主的权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则他们征收相对高额的租金,二则在较为发达地区他们时常从各个层面干涉佃农的生活(在20年代以前一直如此),再则体现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很少发生冲突,这一低冲突率一直持续到30年代。(11) 有组织的佃农运动在东北发展得非常缓慢,这也说明此地有别于其他地区。

依赖农业、地处偏远等不利因素都令当地居民付出了代价,而大萧条更是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30年代初东北地区的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在占全国1/10人口的东北,人均收入仅为全国的1/20。家庭必需品的开支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仅食品消费一项就占整个开支的51%,而全国平均值为42%。(12) 女性结婚年龄偏早,尽管新生儿死亡率很高,家庭人口规模要比其他地方大。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在于医生匮乏,20世纪20年代末,没有医生的村庄数量逐年增加,从1927年的550个增长到1931年的598个。在当年全国没有医生的社会群体中有1/5来自东北。(13)

在各项指标中,只有教育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非常高,和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东北农户至少会把一位家庭成员送到农业技术学校。30年代初,此地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家庭开支达到甚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他们对教育的重视似乎可以从当地学生的勤奋程度上反映出来。在1933年举行的全国考试中,东北学生的得分高于平均分。虽然操着浓重的口音,也许正是由于地处偏远,孩子们的日文成绩尤其好,高达69分,再次超过全国57分的平均分。(14)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十分有力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东北的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正在日益加大。1930年,日本90%的家庭至少拥有一个电灯。由于通常按照灯泡数来收费,因此可以确切地获知灯泡总量:当年每百名日本人有57个灯泡。与之相比,东北地区80%的家庭有电灯(考虑到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因素,这一数字已经比较可观了),当地每百名居民有34个灯泡。虽然后面还要作专章讨论,但值得指出的是,1930年到1935年间全国其他地方的灯泡数量增幅很快(新增590万个,增加了16%),而东北地区却很难维持这一增长水平。1935年仅比1930年增加了6%,而和那里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相抵之后,拥有灯泡的家庭数量在此期间实际下降了。福岛的情形更糟糕:1930年到1935年间电力公司减少了18652个电灯的供电,致使拥有灯泡的户数下降了6%。曾经是每百人拥有34个灯泡的福岛,到了1935年下降到32个。

这一数字与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反差强烈。1930年东京有98%的家庭拥有至少一个电灯,而且灯泡数量比人口多(每百名居民有113个)。到1935年时,一个普通东京人拥有的照明数是福岛居民的四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