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30年代初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出路这一举动具有超出想象的深远意义。前所未有的政府军费开支仅仅是试图解救国家危机、特别是解除农村困境的一揽子计划中最为醒目的举措。在整个大萧条期间以及经济危机彻底解除的几年中,国家和个人努力克服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数以百万计日本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因此而改变。(21)

大规模的城市失业救济计划推行了几年时间,后来这一政策终于惠及一贫如洗的农民。新的农业政策帮助农民偿还债务,获取低息贷款,并鼓励他们参加当地农业合作组织。1932年的夏末,政府承诺对农村进行为期三年的补贴计划,而这一项开支已大大超出过去的标准。国家计划投入大约8亿日元来推行公众就业计划,并帮助各地参与该计划的人们支付费用。此外又通过债务再融资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补贴”信贷向农村注资8亿日元。这样一来,三年共花费了16亿日元,补贴形式包括现金和贷款两种。如此巨大的数额表明政府对农村问题的重视程度。作为众多新计划的管理者,农林省成为这次政府农村改革的先锋力量,见证了政府对农村投入从1931年到1932年仅一年间就增加了80%。而农林省1934年预算是1930年的两倍多,这一数字是1926年政府拨款的三倍。(22) 显然,农村问题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政府对农村预算政策相配套的还有其他更为全面的改革。1932年“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开始进行。这大概是日本应对农村经济危机最有意义的一次尝试。这次运动不仅在地方经济领域实行全面改革,还涉及教育、农业管理、农村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对于参与其中的成千上万村镇居民而言,这场运动和其他救济计划以及改革措施一起成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无独有偶,日本农村所推行的有关社会组织、经济管理以及百姓个人生活的新举措,在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其他许多国家可以找到类似做法。备受尊敬的农业科学学者那须弘教授是经济振兴计划委员会委员,负责该计划的监督工作,一次他向其他委员详细讲述了他在1933年夏季旅美的一段遭遇。那须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农业部官员进行会晤,并就美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恢复计划以及日本的经济振兴运动展开讨论。那须说他发现美国官员对日本所做的尝试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对我国的‘经济振兴’运动表现出高度兴趣,”他讲道,“而且美国还会密切关注这一运动的未来前景。”接着他又说:“美国推行的‘农业调整法案’对农业生产开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俄国的五年生产计划也促进了农业发展。我不知道将日本农村经济振兴计划同美俄的计划相提并论是否合适。但我认为这是全世界这一领域最大的三个运动之一。(23) ”

显然,那须发现了日本在农村改革方面的努力和他所了解的美俄在此方面所做的尝试之间存在共通之处。有趣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下的德国也在极力控制农村债务问题,这同样也是日美要面对的头等大事。(24) 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采用新的干预政策来冲抵大萧条的负面影响,并且都把恢复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民状况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比起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国家的情况,日本在制定和执行救济和振兴政策时的确有独到之处,但从几个层面上才能显示出其独特性。比如说,那须认为美国幅员辽阔和农户分布分散这两大特点将会阻碍改革者实现目标,而日本则不会遇到此类问题,因为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都集中在小规模的村庄,而且村子之间相距并不遥远。

也许有人会简单地认为,日本政府积极运用政策干预社会与经济的做法不仅不新鲜,而且由来已久。比如说,和美国不同,日本的大萧条救济政策是改善国计民生的一个举措,而且与此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也没有太大背离。黎民百姓非常期待国家能够投入进来,帮助他们应对大萧条的不良影响。

这样就会产生另一种观点。正如谢尔顿·加龙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现代历史学家的一个挑战就是在研究政府制定政策引导民众改良社会的进程中,他们该如何梳理出决策产生的动因?这些决策究竟是出自国家还是政党、抑或是源于右翼极端分子还是左翼极端分子?(25) 这一研究思路为解答有关农村救济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线索,表明政府官僚、农村改革家和普通农民代言人的迫切要求是一致的,他们在日本产生危机的起因和解决出路上的观点不谋而合。基于相同的利益,官员和改革家积极地启动农村振兴计划、大力推行农村生活、农业经济和乡村机构方面的改革。这些地方和国家利益趋于一致的做法和改变个人和集体生活方式的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战后。诸如努力废止娼妓、形成并增强女性话语权以及现在仍旧风行的提倡公民节俭和节约的运动,所有这些尝试都无一例外地反映出国家与个人之间在合作上的相似之处。(26) 本论文也着力于研究在农村改革中持续存在的这几种合作方式。

我认为,和日本相比,我们更容易发现大萧条时代美欧诸国表达愤怒的方式及其阐明行动计划的途径。恵·龙、考弗林神父、甚至连南方佃农联合会都在代替国家制定政策,发出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27) 欧洲纳粹党及其统领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越俎代庖,而且变本加厉,更加残酷无情。然而,日本在寻求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途径时,通常自始至终都是在政府内部进行。研究者们试图阐释日本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的发展进程时,很难找到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曾有非政府力量来担当重要角色,代替官方行使职权;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掌控日本时局的是军队和官僚,他们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来左右人们的行动和思想。

但是,我们越是了解30年代城乡社会所发生的事件,就越发发现当局左右局势的掌控力其实并不强。为农村带来救济和振兴的是一群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家、主流农民组织的领导人、普通人以及与之志同道合的官员。来自政府权力阵营以外的声音和做法在普通农民大众中广受欢迎,而且许多建议被政府采纳而成为具体的救济计划。曾经一度,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活动家们公开参与有关救济的全国辩论创造了许多机会,而一旦救济立法获得通过,这样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这样一来就为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持续努力创造了条件,而这正是游说者和活动家们孜孜以求的首要奋斗目标。

农民及其代言人们通过描绘大萧条对农村社会的破坏力迫使政府关注农村问题。他们在倡导解决方案时,反复强调在地方层面上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并坚持只有从长计议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们虽然在其他方面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却似乎都能够认同这一观点。与其说他们是对经济危机的细节问题或是恢复经济的道路看法相同,倒不如说是对日本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前景有共同的认识。这一点从早期关于农村救济的争辩中可以窥见一斑,大家旋即达成共识,认为只有依靠以社会为基础的经济改革,才能化解眼下的这场危机。

“救济”这一用词,以及后来的“振兴”,很快成为受农学家、地主和农民欢迎的口头用语。唯一始终反对这个观点并拒绝使用这一用词的集团是极左翼分子,他们坚持将这场论辩置于完全不同的立足点,要求他们的观点和方案能够得到重视。但对所有其他人而言,要想最为透彻地理解30年代这场国内危机,就得以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这两大视角为观测点。这两大视角代表了各方面广泛的意见,涉及采取何种适当的经济模式、农村社会如何才能融入日本现代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有很大的自由度来思考这场萧条及其种种后果,并做出选择。与此同时,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危机也令许多日本人意识到将这两大视角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融合在一起来看待日本农村问题。这一全新而特异的结合令人感到30年代的问题似曾相识,甚至令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了。

就其本质来说,救济和改革这两大政策牵动了众多公民的心。一些人的担心关乎到眼下的生存大计。国家是否提供补助、或者说给予补助的种类和时机对于许多失业的城市居民和身无分文的农民来说至关重要。其他方面的顾虑则关系到长远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大萧条时代的救济与改革政策时,关于国家对公民的责任心、社会群体的性质以及社会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的质疑也卷入其中。

因此,振兴计划针对的是现代日本最为持久的两大难题。首先是经济和与之相关的雇佣、居住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处在剧烈变化的进程当中,农场和农村被多数日本人最为熟悉的工厂和城市所取代。多年来,轻工业取代农业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一进程中轻工业经济成分正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从30年代初开始,重工业和大型公司日益起到支配性作用。这一发展的结果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产生巨大的差异,工厂特别是重工业企业雇员都集中在城市,这意味着日本农村很少能够从当地经济发展中受益,他们不大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好处。和企业、商业所获取的利润相比,相对高额的耕地赋税使许多农民和地主认为他们承担着过于沉重的负担而看不到任何回报。最好的学校、最佳的医疗保障以及日本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最为显著的标志也只能在城市中找得到。30年代的农民及其代言人认为发生在农村社会的事件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也需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令30年代与众不同的因素是明治时期(1868—1912)和大正时期(1912—1926)向现代社会迈进的众多推动力依然活跃,而且一直持续到经济危机时期。现代化对于农民及其家庭的重要性和意义则反映在他们对经济振兴的追求中。明治末期和大正时代的典型特点是公众对于教育、文化、城市生活的兴趣和他们在家庭和工作场所追求一种更为理性、甚至是科学的生活方式。这些推动力在日益强大的有关现代性公众话语权方面也有着显著表现:民众在努力争取更好的教育,越来越主动地参与政治,而且以公众或是个人的形式积极致力于改革。(28) 研究表明,这些推动力同样也在促使公众特别是农民对大萧条及其随之产生的危机做出回应。

历史上对于走向太平洋战争前10年的评价用词总是着力渲染其倒退性和压制性趋势,这当然也值得注意,但这些用词对动态流行文化的持续状态以及地方一级的改革努力却轻描淡写。毫无疑问,整个国家在30年代末期开始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就可以抹杀居民点、乡村和工厂的发展,恰恰是发生在这一层面的发展可以说明普通民众及其社会集群是怎样应对这些复杂而又不同寻常的变革。当地方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初步形成一些解决方案时,民众表达出他们渴望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长久以来渴望步入现代社会的愿望。这其中包括努力加强和扩大现有的农村体制,并且希望能够扩大他们行使职权的范围。农民不懈地学习农业新技术,起草详细的经济发展计划,并试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如改善公路交通以及卫生设备、开办合作社等等。振兴计划最终也深入到了家庭。守时、节俭、登记账目以及家庭预算只不过是改革家为了试图改变个人家庭生活方式所做的诸多尝试之一,而他们往往能够得偿所愿。

迄今为止,关于振兴运动的分析多为虚夸不实之词,研究者往往把农村改革和战争时期的种种做法混为一谈,因而他们将本次运动描绘成这样一幅景象:本质上倒退,性质上即便不是法西斯也属于极权统治,而且认为该运动对于理解大萧条前这一时期乃至战后时期也无关紧要。(29) 笔者采用与之相异的连贯性研究手段,这种连贯性研究方法可以在近来试图持续追踪战前、战时和战败投降后的社会三者之间有何关联的著作中找到根据。(30) 在类似关柴这样的农村社会里,诸如更强大的农业组织、更高效的耕种方式以及先进的培训合格农民的方法等等,这些经济振兴的现代元素对许多农民而言都有利于他们向前迈进。然而,在随后几年中,许多这样的改革和“向前迈进”在多个层面上最终沦为日本动员全体民众的工具。为把农民拉出大萧条的泥潭而不断壮大的合作社组织却成为现成的动员工具;(本意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的农民提供一线生机的)农业技术的改进在稍后的10年间却轻而易举地调整为生产军需用品。同样,作为繁荣的先决条件的社会团结却轻易地被用来压制不同意见。换言之,存在有多种方式将经济振兴的现代思想和做法天衣无缝地与发动全面战争的全国总动员糅合在一起。

现代性的歧义在大萧条时期的日本随处可见。战败投降后一些经济振兴的信条旋即再次出现,农村社会又一次在追寻经济稳定发展以及在日益都市化的日本谋求安身之处,这表明这种情形并非30年代所独有。(31)

(1) 广告商和讽刺作家爱用的术语。“非常时期”出现在各种促销广告中,从药品到电唱机到无数对大众文化的弊病时评中。参见大江忍编著的《昭和日本史》中的“非常时期”,第33-40页。又见桑德拉·威尔逊著的“日本的资产阶级与村民:资产阶级和30年代初的危机”(第125页)一文中对“危机”一词的解读。

(2) 戈登的著作《日本战前的劳工与君主立宪民主》能够很好地拓宽我们对二三十年代的日本非精英阶层的理解。其他著作还包括:唐纳德的“东京:大萧条的岁月,1927年至1933年”;黑斯汀斯的“东京的周边环境和国家,1905—1937”。

(3) 学者对这一时期普遍关注的程度可以从如下著作中找到佐证:隅谷三喜男编,《昭和恐慌》;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昭和恐慌:法西斯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大石嘉一郎,《世界大恐慌和日本资本主义》;中村政则,《昭和历史》第2卷,《昭和恐慌》。　

(4) 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方法。详见沃洛夫·威尔和斯戈科普编著的《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背景》。

(5) 见梅耶尔·杜乌斯和皮亚蒂编著,《日本在中国的非正式帝国,1895—1937年》,彼得·杜乌斯,“导言/日本在中国的非正式帝国,1895—1937年:概览”,第xi—xxix页。

(6) 伯格,《1931—1934年日本政权中的政党》。

(7) 西尔弗伯格,“现代日本的咖啡厅服务员”;马丁,“战前日本的流行音乐与社会变迁”;以及矢野,“用流行歌曲解读现代日本,1914—1932年”。(www.daowen.com)

(8) 岩崎晃,“新媒体的发展”;以及田崎信义,“都市文化国民意识”。

(9) 卡萨,《日本1918—1945年的国家与大众媒体》中详细描述了收音机的普及过程。

(10) 1933年的电影《处在危机中的日本》就属此例。该片由日本最大的国家级日报《每日新闻》出品,以冗长的“讲话”为主要特点,而后出场的是主演陆相荒木贞夫。他准确地描述了日本所面临的众多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尽管电影时常向观众表明日本以往的战争战绩(伴有日俄战争英雄东乡和满洲里的画面,无疑在暗示苏联对日本的威胁),但是电影清晰地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日本正面临一股新的敌对势力,而这股势力来自不同的方向。影片展示出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男男女女们身着西式服装,从他们时常光顾的银座进进出出,对其身边的人以及周围邻国熟视无睹。所列敌人不乏共产党、西方音乐家等象征堕落势力。所谓“英雄”形象是那些穿着传统服装的寻常百姓,那些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人们(常常出现的镜头是乡村田野和稻田),当然也包括军人。《处在危机中的日本》引导观众既要用历史的眼光,又要放眼未来,才能寻求一条出路:用简单的传统方法可以解决农村问题,而用未来的眼光则可以增强科技和物质力量。如何将这两大矛盾视角结合在一起形成切实可行的政策,也是化解危机的一条出路。有关电影的详细介绍参见阿贝·马克·诺那思,“未来的压力:日本1946年纪实片”。有关更多电影和流行文化的评论,见哈尼斯,“大正大阪的传媒文化”;以及西尔弗伯格,“铭记珍珠港”。

(11) 特纳,《戏剧、场景与隐喻》,第38—39页。

(12) 城市对危机的感受截然不同。尽管危机并没有过去,但它带给城市的变迁在本质上和农村存在区别。制造业和农业相比不仅衰退周期短,而且和农村相比,城市在应对危机时,不论是个人还是公众都显得势单力薄。30年代初急剧扩张的失业救济工程也仅仅停留在规模上,在种类上并没有增加。大萧条留下的宝贵经验中虽然包括为雇员赢得失业金的尝试,但这些步骤也仅仅属于渐变式变革,并不是什么革命性飞跃(尽管工人也是尽力在争取这笔失业补贴)。对两次战争之间失业救济政策的讨论见加濑和俊,“战前日本失业救济自强的展开过程(1)”,“战前日本失业救济自强的展开过程(2)”。农村救济和改革运动号召农村实行自我振兴,强调在农业和农村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大力改革的重要性。而这样的措辞在讨论工人和城市问题中通常并不多见。

(13) 安达生津,“《家之光》的历史”,第71页。

(14) 笔者读到的贺川丰彦的小说《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是玛丽安·罗默·德雷帕翻译版本(伦敦: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1937年)。30年代农村最流行的杂志是《家之光》。

(15) “工业合作社”的说法多少有些误导,却是从日文“产业合作社”精确翻译过来的,误导的原因在于这一说法是在暗示该组织源于工业,但实际上是乡村农业合作社,提供农产品销售、购买日用品、提供便捷的信贷和技术服务。

(16) 贺川做了细致的功课,文中谈到的价格和农业管理都相当精确。安达生津“《家之光》的历史”,第74—75页。

(17) 东助绝非《愤怒的葡萄》里的汤姆·乔德;《愤怒的葡萄》记录的愤怒与绝望和贺川所描绘的农村截然不同。见列文,“美国文化与大萧条”,书中谈到美国大萧条时代有趣的流行文化。

(18) 收集这些材料的重要性已在致谢部分谈到。

(19) 关柴村公所(此后简称SMY),“经济振兴委员会补助金请愿书”,1934年7月20日。《1934年经济振兴》,喜多方市立图书馆市志编纂室(此后简称KST)。

(20) 位于会津若松的城堡见证过一幕发生在新任明治政府和忠于幕府旧政权信徒之间的血腥景象。19世纪80年代再起纷争,全国性的自由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1882年当地一位活动家被捕,在喜多方引发警察和市民的冲突,致使多名市民杀、受伤或入狱。见鲍温,《日本明治时期的反叛与民主》,第8—31页。(鲍温提到的中禅寺在关柴。)弗拉斯托斯,《日本德川时期的农民抗议与暴动》,书中对那里万象更新的地方运动以及这一地区的历史渊源的分析很有启发性。

(21) 这些规划适用人群非常有限。例如从1932年起开始实行的《救济法》仅为少部分的老弱和需要救助的失业者提供补贴。1933年政府考虑到农村健康状况,开始逐步在全国实行健康保险制度,到1939年才最终得以推行。见平良浩二,“日本的公共援助”;见惠庆利,“美国和日本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中央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地方分担财政开销,村镇的负担却随着税收收入锐减不堪重负。见大石嘉一郎,“昭和恐慌与地方财政,以农村经济为中心”,第81—148页;大藏省昭和财政史编纂室编,《昭和财政史》,第14卷,第158—178页。

(22) 大藏省昭和财政史编纂室编,《昭和财政史》,第5卷,第145—146页,第3卷,第5—7页。

(23) 农林省经济振兴部编,“第二次农村经济振兴中央委员会非正式记录”,1934年7月,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史资料汇编(此后简称NSS)1:2,第245—246页。

(24) 对德国政策作出概述的两本著作分别是法夸尔松的《犁与万字符》以及霍尔特的《德国1918—1934年的农业政策》。又见凯斯,“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农村债务整理”。　

(25) 加龙,“反思日本历史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26) 加龙,“塑造日本人的思想”。

(27) 见布林克利,《抗议的声音》,其中对恵·龙与考弗林二人做了精彩分析。又见梅茨,《新政政策与南方农村贫穷》。

(28) 对于此类问题的独到见解见米尼基洛,《日本竞争的现代性》。又见西尔伯曼和哈鲁图尼安合编的《危机中的日本》。

(29) 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学者对经济振兴运动进行了初步评论,其中包括小平权一,“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的研究史及标准农村行为准则运动”(1948年1月);石田武,《近代日本政治构造研究》(1956年),第35—36页;井上春丸,《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以及农业政策》,(1957年),第355、361页。第二波更为深入的研究始于森善三,“昭和初期农村经济振兴运动,以山形县为例”(1968年),第91—116页;森武摩“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振兴与农村经济振兴运动”(1971年),第135—152页。森武摩之后的学者受其启发,开始把视线集中到农村寻找问题的答案,甚至有些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因为森武摩曾建议他们重读他本人的早期著作。见森武摩,“农村危机的信号”(1985年),第135—166页。有关大萧条和救济的精彩例证见西田美昭编,《昭和恐慌的农村社会运动》;中村政则,“经济振兴运动与农村统合”,第197—262页;大石嘉一郎和西田美昭编,《近代日本的行政村》;海野福重,“农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农村产业合作社,”第109—133页。中村政则提到的长野县浦里村成为著名的振兴与重建的示范村,以至于成了官员、皇室成员、军人参观考察的必到之地,甚至是1940年希特勒青年团的旅游到访之地。

(30) 例如冈田正胜的《近代日本与农村社会》以及森武摩和冈田正胜共著的《该地区的战时与战后》。

(31) 本杰明·施沃茨在1962年写的并非现代化,而是现代性。在谈到现代性和文化、政治乃至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作者明确将其形容为“歧义或‘具有多种意味’。现代性还满足了多种需求,甚至这些意图有时相互矛盾。我感到,现代性需要这种含混性,即现代化和其他可能性之间的不定关系。或许任何地方的社会和文化不可避免地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改变,但不能说这一地区就注定受历史进程的左右。”(霍尔,“对日本现代化认识的改变,”第29—30页。)非常感谢安德鲁·戈登在笔者撰写本章时指引我关注施沃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