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想描绘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过程的话,还有几重障碍需要逾越。在那个时期,很少有社会成员会想到把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用文档记录下来,而政府也不大擅长详细地追踪记录村镇是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发展的。贺川丰彦的小说《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是当代描述农村危机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事实上这部小说有意地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的局限。关于这部作品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这是一本让许多农民后来为之鼓舞并且印象深刻的著作。(13) 正如所说的那样,它为我们了解30年代初农民如何看待变化中的时局开启了一扇窗户。其次,贺川的小说和笔者的本部论著都在密切关注单个社会集群的发展状况;《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揭示了使用这一研究方法的长处与弊端。身为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兼前劳工运动组织人的贺川丰彦在1934年1月出版的流行杂志《家之光》中开始连载小说的第一部分,1935年12月发表了最后一部分即第20章。同年日本知名杂志《改造》以书的形式出版了《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14) 尽管此书在农村读者群中广为流传并备受欢迎,在世界文坛中却没有一席之地。作为小说,这部作品有诸多缺点,比如说,有雕琢的痕迹和过于夸张的笔法。这部小说既有传奇历险故事的成分,又有浪漫文学的色彩,还在很大程度上有为日本工业合作运动争辩的味道,这本书以令人炫目的速度谈论着一个又一个农村危机。(15) 而穿插于其间的是简洁清晰而又富有激情的艺术手法,贺川把农村的两难境地刻画得入木三分。农民为摆脱大萧条所作的挣扎以及书中核心部分描述的戏剧性情节都在当时日本各个村镇上演着。

故事开始于1931年,24岁的田中东助决定离开家乡的小农场。和小说中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其故乡大盐村在现实中确有其名,坐落在会津盆地东部的山峦中,与福岛县的其他地区隔山相望。促使东助做出离家决定的原因有两个,一则因为他希望能减轻家庭负担,当时由于丝绸市场崩溃,他们一家只能靠吃蚂蚱和鳞茎植物才能存活下来;再则因为他相信能够找到一条拯救家乡和家人的出路。从大盐出发,东助开始了一系列的历险旅程,一路上他逐渐认识到工业合作运动的意义并学会了一些工作方法。在长野县浦里村的一个合作组织的帮助下,他掌握了卖鱼等谋生技能。一个山里人在荒郊野岭救了他,教会他如何靠大自然的恩赐生存下来,并帮他在东京高门寺一带创办了消费者联合会。但由于过度劳累和伤痛他病倒了,在一家由联合会开办的医院治疗期间,善良的医护人员教会他怎样为农村地区的人们实施医疗救治。

当东助重返家乡福岛时,他已经充分做好了重振乡村经济的准备。但总是麻烦不断,他的雄心壮志遭到狡猾劲敌强有力的阻挠。以地主的儿子和国会议员为首的当地豪强不择手段地企图挫败东助的每一次努力,起初他们恶毒的谣言、捏造的诬告和公然的诈骗曾一度将东助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迫使其计划流产。就在这一紧要关头,东助意识到他的方法确实存在问题。在他热忱地改造家乡旧貌的过程中,他只关心自己能为家乡人做些什么,埋头专注于自己所倡导的计划,并一味地认为只有自己的目标才最为重要。贺川让东助从挫折中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只有通过变革农村才有可能生存下来,单靠强有力的领导并不能摆脱困境。也就是只有赢得了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支持,才能真正实现振兴农村的目标。

虽然改革的初次尝试失败了,但东助认为失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做事的火候过了头,而恰恰在于他做得还很欠缺。对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村民们显然不满足于当局零星的回应,而东京所起草的解决方案对他们而言不仅远水难解近渴,更是画饼充饥。贺川笔下的日本农民希求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只有由他们自己来主宰未来的发展方向才可能实现这一梦想。针对眼前的现状,东助调整了和当地豪强的斗争策略,构想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农村改革措施。这次他注意倾听全村人的意见,并赢得了所有人的鼎力支持,因而立即扭转了不利局面。地主的儿子因被指控诬告东助而获罪入狱,然而狡诈的国会议员却溜之大吉。东助和他的支持者安排合作社以公道的价格买下了地主所有的土地,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当地的佃农,并把剩余土地建成地方疗养院,专供从纺织厂返乡的妇女治疗职业病。

这些改革举措终于开始奏效,改变了村子的发展面貌。在东助的指导下,农民学会了养殖兔子和山羊(成为村里乳品业的奶源;东助又引进了养蜂技术供当地的蜂巢产出蜂蜜),他们还种植新作物,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增加了收入。到故事接近尾声时,已是30年代的中期,大盐的经济已经充分恢复,能够派遣自己的青年妇女代表团去冲绳帮助当地人们振兴和发展经济。小说的最后一幕是东助作为主要发言人出席全国工业合作活动家大会。所有与会人员都倾心接受了他的农村改革措施。在他谢幕之际,观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东助立誓要用他在大盐的所学来拯救所有的乡村,乃至最终挽救整个国家的经济。

《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用虚构的形式反映了30年代农村生活的一些基本现状。农村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需要得到拯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既不是为了作者贺川,也不是为了读者。《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的出版恰逢日本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时期,紧跟着就是大萧条最严酷的艰难岁月。书中的各个章节详细地描述了危机所带来的破坏痕迹。所刻画的事件、地点以及问题都为即将亲历其中的读者所熟悉。低下的医疗救助、大萧条之后农村经济的赤贫、饥荒、警察对左翼的一次次镇压、娼妓成风以及土豪和政客的不法行为,这些书中所讲述的事件都非常真实可信。(16) 正如单个农民不可能一一去经历东助所有的遭遇那样,小说并不屈从于想象出一个比读者所了解的真实世界更美好的农村。(www.daowen.com)

然而,《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并不满足于记录枯燥冗长而又令人近乎绝望的农村生活。书中一再强调农村生活可以有机会变得更好,而且扭转这一局面的机会就掌握在普通民众手中。小说还勾勒出30年代初的危机对日本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贺川不仅描绘了大萧条对农业家庭和村落的深刻影响,而且还记录下他们对此所做出的回应,因而再次引起熟悉这一背景的农民读者的共鸣。到小说在《家之光》首次问世时,史无前例的全国农村振兴运动已经在农村开展了一年有余。随着大萧条的到来,日本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地进行自救行动,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各异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东助在大盐所实施的办法和目标都源自现实中活生生的实例。他的困境并非简简单单地让乡村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状态。他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境地,而且他最终排除万难取得了巨大进展,其成功之处在于为大盐谋求了一个比过去更加美好的将来。(17)

贺川在不经意间对小说的重大主题做出了论述,他注意到30年代初那场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危机,对地方而言却是感受得最为深刻、了解得也最为透彻。在30年代初划定为日本现代社会历史分水岭的种种标志性事件,即大萧条的极大破坏力、为振兴农村而进行的大胆尝试以及大萧条后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转型,所有这些社会转型期的重大特征都能在农村找到最为可靠的佐证。对于我之前提到的关于过去与现代、农业与工业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问题,在我看来,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无论如何都要从农村入手。

贺川在讲述大盐的故事时有一些优势,其中一个优势便是不必拘泥于事实。作为一部虚构作品,《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中贺川虚构出的乡村振兴同读者所处的大萧条蹂躏过后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东助的盛产牛奶和蜂蜜的农场上,人们振兴农业的良好意愿无条件地占了上风。然而正如其他地方的农民所发现的那样,为了能够从大萧条中恢复元气,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挣扎远远要比小说中所描绘的复杂得多,而且和小说所勾勒的圆满结局相比,他们的未来更是风雨飘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农村振兴这一目标仍遥不可及。

本书虽然在题材上和《盛产牛奶与蜂蜜的土地》有相似之处,都聚焦于农村,但在解决文献资料不足这一问题时,笔者采取了和小说虚构手法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本文选取关柴为例证,根据当地几个村庄保留下来的丰富详实的档案记录,借用人们振兴经济的切身体验,(18) 展开与此段历史相关内容的广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