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所遭遇的困境是此前的现代日本闻所未闻的,必须寻求一个新字眼方能形容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经济溃败时期的惯常用语“衰退”抑或是“萧条”都不够确切,而普通百姓往往用一些更有力的词汇来谈论这场空前的困境。谈到所面临的危难时局,他们认为正如已经失去掌控的这个国家一样,人们的生活正陷入难以自拔的“僵局”。国内外的节节挫败使人震惊,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单从问题的一两个方面来看,30年代初日本所面临的困难也许不难解决。不幸的是,片面地处理问题并非当下明智的选择。日本在许多方面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困境之艰难常令历史评论家不堪重负、畏缩不前。对许多公民而言,此时的日本无论是在外交、政治,还是在社会历史方面都意味着“非常时期”,也就是危机时代的到来。(1)

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如今人们对日本大萧条的记忆和美国的大萧条也许并无二致,回想起来无非是经济崩溃、政治动荡以及深刻的社会变革。30年代初所发生的事件不仅在日本现代史上史无前例,而且也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深感不安。作为改变一代人和一个时代的历史印记,战争和美军占领日本远比大萧条更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这一点证明了日本在三四十年代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破坏力的彻底性。无怪乎现代日本对大萧条时期的历史记忆总是缺失的,抑或是将其纳入随后的国家和个人的悲剧性范畴。

当历史学家谈到30年代的时候,总是会论及专制极权统治是如何占据主导地位的,或是去探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战争的起源及其进程。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构筑了一幅卓有成效的图谱,不仅有力地说明了日本是怎样走向战争的,而且清晰地解释了发生在东京的重大事件以及由政府、军队和商界高级领导阶层的重要决定。但当涉及到如何理解日本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精英阶层之外的日本平民的状况时,这一描绘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2) 倒不是说这幅图谱有缺陷,只不过它在试图说明问题的过程中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

本论文的研究表明30年代的种种事件并非仅仅意味着战争来临的先兆,因此笔者着力于研究东京权力中心以外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注重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农村的经济发展。这一研究方法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并不陌生,原因是长久以来,经济危机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3) 大家(包括我在内)对农村课题的关注源自日本农村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此外它还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重要阵地。日本农村对于大萧条及其破坏力总是能够动态地做出创新性的回应,不仅从各个方面努力修复经济衰退对农村家庭的直接破坏,还从整体上为农村社会创造出一套长远的解决方案。虽然农民不得不使用请愿和公众呼吁的手段来迫使政府提供一揽子的农业补贴和改革政策(4) ,但平民大众并没有诉诸于暴力来应对经济衰退,甚至在大萧条时期急速加剧的劳工冲突和佃租纠纷也仅仅是牵扯到少数工人和农民。笔者通过揭示日本国民社会为规避暴力和绝望所作的种种尝试,试图从更贴近乡村民众的视角来探索处在危机时代的日本为我们带来的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数个迅速而又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个国家对于经济崩溃、自然灾害以及平民骚乱已经司空见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经济繁荣、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取得的两次军事胜利等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历次事件的发生都会触动政府努力做出及时反应,来满足老百姓的需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历次事件也都意味着新型的公众文化和话语的兴起。

然而30年代初的危机却不同于此前的历史事件。经历过1868年明治维新正反两面影响的上了年纪的公民还记得当时正值旧政权的解体,而新生力量的崛起开始将日本转入到一个现代而又强大的国家。他们发现30年代和明治时期有相似之处,都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30年代在外交上屡屡失败的日本同西方以及中国的关系正在向不可预知的方向迈进。日本已经在亚洲正式拥有殖民地(其中包括朝鲜、台湾以及一些较小的领地),但正是由于它对中国难以抑制的觊觎之心,为其招来了最大的麻烦。(5) 在世界列强中,日本在中国的境遇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公司在华投资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要大得多,这意味着一旦中国关闭长久打开的大门,日本将面临更为重大的损失。然而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再加上许多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表现出明显的鄙视,这种一味追求利益的做法引起来自学生、工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家的反殖民主义的抗议。为保障日本的缔约利益,承担保卫满洲里安全的关东军于1931年对中国军队发动了精心策划的进攻。这一行动使国际上对日本政策的批评指责声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列强愿意在中国问题上妥协,而日本却坚持不让步,这一强硬的态度使日本越来越孤立无援,也使许多日本人普遍开始认为他们正处于易受攻击、饱受威胁的孤立境地。

而在国内,政治问题加剧了内忧与外患。自19世纪末以来,政党就已逐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公开地发挥作用。从战后到1932年,允许国会下院的多数党组建内阁的做法几乎已成了一种惯例。而且,1925年选民急剧扩张到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1928年的下院选举首次检验了这一新型统治关系。因此大萧条之前的10年标志着公众参政的普遍性达到新的高度。(www.daowen.com)

然而经济溃败以及满洲里问题致使政党职能作用的有效性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民主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调停也同样受到挑战。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日本也许需要一种比西式民主更为专制的新生力量来应对眼下的局势。在巩固各自地位方面,两大主流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终究是难有作为。虽然两党在政策上时常有相似之处,但民政党在应对大萧条对国内的冲击时动作尤为迟缓,而且两党都被认为不擅长保护日本在国外的利益。两党也时常表现出对选民漠不关心,而此时在政府内部,权力的天平开始背离政党,转而倒向军队和官僚,所以当政党开始丧失统治地位时,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6) 几次政变企图和令人震惊的暴力行动标志着政党执政时代的终结以及官僚和军部掌权时代的开始,但这些事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仅仅引发了精英阶层和大众百姓对日本前途的忧虑。1932年之后,这种“新式的”无党派式的领导统一了思想,为日本指了一条明确的方向,但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30年代急剧的社会动荡折射出日本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激变。整个20年代,地主与佃农、工人与雇主间的纠纷火箭式地升级,而且在30年代初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工人和佃农不断地向工会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激进主义寻求帮助,试图改善劳动环境;然而在以驯顺为美德的家长式统治的日本政府看来,这种对立策略令他们无法容忍,因此就连一些比较温和的反抗行为都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二三十年代,妇女更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使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在这些变革中,许多观察家进一步挖掘出日本文化衰败的证据,并竭力维持日渐瓦解的传统日本文化。

最后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大众文化成为导致大萧条时代危机的重要成因。20年代的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也历经了新潮的休闲娱乐繁盛时期,各色充满色情、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娱乐方式备受推崇。(7) 一种能够催发流行文化并使之持续发展的大众媒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逐渐形成,并推动了肉欲主义的盛行,这无疑拉大了城乡差距,更是加剧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鸿沟。(8) 各类新技术、无线电收音机和更具活力的媒体以及出版业的发展都达到了以往前所未有的高度,赢得了广大的听众和读者。日本举国上下饱尝30年代危机的苦果,危机的波及面可谓史无前例。消息的公开度更强了(当然这在国家对新闻进行审查的限度内),但同时民众也更易受到运动的摆布,通过宣传来改变大众的观点进而达到左右其行动的目的。收音机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并于30年代成为主导性传播媒体。(9) 到30年代中期,期刊杂志广为流行,而且发行量达到创纪录水平。这一时期的读者迫切期待能读到小说、评论以及卡通漫画,他们试图去理解并体验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世界,尽管他们所了解到的这个世界已被新闻界和政府过滤。电影也作为重要的媒体登场,用来撒播概念与思想。(10)

尽管这段时期对于人的一生而言极为短暂,但对许多普通日本人而言,发生于20年代末并延续到30年代初的危机令他们深感前途叵测。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正在分崩离析,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该何去何从。(11)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长期存在的惯例才有可能遭到质疑;新的阶层也就应运而生了,甚至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阶层。

因此,密切关注农村变革,在于人们面对大萧条的具体困难所做的尝试,为我们解读现代日本平民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农村社会怎样才能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能很好地面对未来呢?在什么情况下传统不得不向新的思想和习俗妥协?农业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城市与农村的分界线在哪里?其间的界线又当怎么划分?3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危机迫使居住在村镇的农民一次次地公开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所进行的探讨使解决方案不再扑朔迷离,而且为大萧条之后所风行的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指明了方向。农村在许多层面上都积极地重塑自我,然而就在这时,战争却将其热情和精力引向了另一条道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