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有关关柴的论著承蒙许多素昧平生者的无私帮助。1990年我以研究生和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访问研究。西田美昭教授欣然应允做我的导师,还特意介绍我和一位研究生“助教”认识,从而在我做有关大萧条时期日本农村的课题研究初期阶段时能够时常为我审校文献资料。数月后我的助教田崎公司(现为大阪商业大学教授)向我谈及他正在编写福岛县喜多方市的地方史,并问我是否有兴趣前去那里参阅当地的史料。田崎本人和喜多方素有渊源,一则他是为数不多的从当地考入东京大学的学子,再则由于他本人对明治时期的历史怀有浓厚的职业兴趣,使他时常能够重归故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田崎邀请我和他一同去档案馆,并引领我探访了这座城市。他的观点极富见地,对我启发很大,虽然他只是提供了一些文档资料,但十分丰富。田崎的邀请令我受益匪浅,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当地独特的社会群体以及那段不同寻常的往事。

许多村镇在记载文档和保管年代史籍时大多很随意,我所关注的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也概莫能外。激发当地人保存史料的动因本来就屈指可数,而往往会有诸多因素迫使他们不得不销毁史料。太平洋战争末期,为防止官方文件落入占领军之手,常规的做法是销毁大量资料。火灾、疏忽以及存储空间的有限也加剧了史料遭受破坏的进程。然而关柴却是一个例外,这要归功于田崎教授。他耐心的指导和对日本历史的深刻见解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他对我的帮辅。

本文的研究与撰写也得益于许多他人的指教与帮助。首先感谢为我的研究提供便利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感谢东京大学经济学图书馆、农业科学图书馆以及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友善而又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农业经济国家研究所为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期刊资料。还要特别感谢喜多方市图书馆城市历史编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协力为我提供了大量关柴村和周边地区的材料,无私地奉献了宝贵的时间、资源以及诚挚的友谊。好客的编委会成员也为我提出有益的建议。

我还受到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助。作为哈佛大学的住校研究生,多项外语及地区研究奖学金使我能够潜心研究。在日本访学期间,我受到日美教育委员会的富布莱特计划(1990—1991)、教育部富布莱特计划(1991—1992)、埃德温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和哈佛大学(1992—1993)的慷慨资助,这些机构在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重要阶段向我提供了大力支持。东京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接纳了我,并允许我访问图书馆,多年来我们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那里的学者和工作人员为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提供了极大帮助。在全国人文捐赠基金会为高校教师和独立学者设立的奖学金以及东北亚理事会亚洲研究协会的旅费补助的资助下,我完成了论文打印稿(1998—1999)。庆应义塾大学也在设备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

阿尔贝·克雷格教授从多方面促成了这一项目。多年来他耐心的指导、详细的分析对我完成这项研究工作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哈罗德·博莱索教授、卡罗尔·格鲁克教授、安德鲁·哥顿教授以及詹姆斯·L.麦克莱恩教授花费了大量时间为我提出建议。斯蒂芬·弗拉斯托斯教授评阅了最初几稿的几章内容,劳拉·海恩和托马斯·黑文斯也不吝赐教。向布朗图形服务公司的A.米歇尔的精湛技艺致意,感谢她绘制的地图。维多利亚·斯科特缜密的编审使原稿大为增色,一位不知姓名的读者提出的宝贵建议也为书稿最后定稿做出了巨大贡献。(www.daowen.com)

我还同样蒙恩于日本学者。特别要感谢东京大学社会科学所的西田美昭教授的热心帮助。他不仅花费时间为我答疑解惑,而且专程陪我前往喜多方对从事这项研究所需的相关文件进行详尽的查阅。一直以来,他所提出的建议对我都至关重要,他独到的见解曾无数次地为我指引方向。同为社会科学所的加濑和俊教授与我分享了他正在研究的有关失业政策的成果,并阅读了农场债务相关章节的初稿,他总是乐于帮助我,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中村正典教授和大石嘉一郎教授在我做有关大萧条的初期研究阶段时悉心指点,而且大石教授在撰写《喜多方市市志》一书的百忙之余仍不辞辛劳地为我进行指导。同时我还要感谢为论文做出评论并一直鼓励我的森武麿和大门正克两位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的河合孝夫教授也付出了大量时间给我提出建议。

日本和美国的朋友们不仅是我思想的源泉,更是我的诤友,为我提供了大有裨益的批评和帮助。芭芭拉·布鲁克斯、桑德拉·威尔逊和良久德松和我分享了他们有关20世纪30年代那段历史的写作经验,拉里以及泰·法雷克为我对众多论题的认识正本清源。我的同窗路易莎·鲁宾芬凭借她对大萧条时期扎实细致的了解,使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我的研究目的和范围,同时她还阅读了我所撰写的有关内容并做出评论。迈克尔·莫拉斯基、南希·埃布尔曼以及杰弗里·莱塞在我处境艰难时,总能给予我最坚定的支持。喜多方的穴泽一家和高泽一家数次为笔者尽地主之谊。东京的托尼·欣德及其家人曾一次次地盛情款待我并不时地鼓励我。辻一家人也一直为我倾力相助。

克里·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