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基金会扮演和信托受托人类似的角色，因此如果监护人及理事都不是耿西岛持牌受托人，也没有在耿西持牌信托机构担任高管职务时，PTF就必须指定一个耿西信托持牌人担任在地代理（resident agent）。这一点和PTC中规定要提供一个注册地址，以满足所有管辖法区当地需求的规定是很像的。

综合来说，国内的家族企业或者高资产人士，无论是选择PTC的各种两层结构，或者是选择具有法人资格、符合大陆法系中国人习惯的PTF单层结构，由于这种资产保护模式本身没有持有人及控制人，因此如何有效地将家族资产的利益和扮演受托角色者的权限达到有效的机制性隔离，以达到“法律范围内最大有效控制力”，这是最重要也最花时间的考量。

Check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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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审法院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作出的判决结果在实践中引起较大争议，据悉金燕已经提起上诉。

[2]李梦.律师：如何挽救失蹄的小马奔腾？股权架构存致命缺陷［EB/OL］.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sbzt/2018-02-01/doc-ifyremfz2945166.shtml，2018-02-01.

[3]参见维基百科关于“corporate governance”的定义：Corporate governance is the collection of mechanisms，processes and relations by which corporations are controlled and directed。

[4]张力.律师谈公司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5]罗伯特·博世其实一早就选定了他的继承人：他与第一任妻子的第一个儿子小罗伯特。11岁时，小罗伯特就开始帮助父亲处理库存方面的事宜，18岁就进入公司做学徒。可仅仅一年后就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在经受多发性硬化症数年的折磨后，30岁的小罗伯特于1921年早逝（摘自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125周年纪念册）。

[6]1942年，80岁的罗伯特·博世辞世。他用一生的时间建起博世工业帝国，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年丧子，离异，再婚，老年得子。到他去世时，对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雨飘摇，对内是年仅14岁的幼子。正如他数年前就已经预见到的，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博世不可能直接接班。

[7]文中所提到的对克里斯托弗·博世的访谈内容转引自：郝倩，“千亿级德国博世：一个家族企业的三权分立”，http：//finance.sina.com.cn/zl/international/20150409/161721919180.shtml。(www.daowen.com)

[8]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现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机构之一，下属斯图加特罗伯特·博世医院（RBK），玛加蕾特·费舍尔博士——博世临床药理学研究所（IKP）和博世基金会的医学历史研究所（IGM）。基金会的办公总部是罗伯特·博世的故居（摘自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125周年纪念册）。

[9]罗伯特·博世（老罗伯特）在他那个时代是个另类资本家。1906年，他就在企业里开始实施8小时工作制，他支付的工资比同行们都高，被人们称为“红色罗伯特”。用老罗伯特的话来说：“我过得好，是因为我给我的工人多。”1916年，罗伯特·博世赞助了2 000万马克，用于教育等公益事业；1918年，他提出雇主与工人代表构成的企业委员会应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1920年后，他为厂里的工人建立了许多慈善设施；1936年，他出资在斯图加特建立了罗伯特·博世医院（摘自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125周年纪念册）。

[10]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蒋健先生指出，罗伯特·博世要求公司金融独立，作为有限公司不上市，不依赖于银行和信贷，这可能是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长寿秘诀之一，因为金融独立意味着不受外部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左右，公司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说明某一项目长期而言对公司有意义，就可以投资，因此制定的策略可能更长远。

[11]监督董事会的成员一般不能兼任执行董事（Klein，2002），且监督董事会必须有一半员工代表。德国法律规定，有限公司必须设立监督董事会和执行董事会，其他公司可以选择。

[12]比如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的服务年限，理论上至少为15年。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130年，包括罗伯特·博世在内，仅有6任执行董事会主席。

[13]从收益权、控制权、经营权社会化的角度可以重新定义和界定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收益权、控制权、经营权高度统一的企业治理模式可以称为“一元公司治理模式”，所有权（包含收益权和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Berle and Means，1932）的企业治理模式可称为“二元公司治理模式”，而收益权、控制权、经营权三权分立的企业治理模式可以称为“三元公司治理模式”，即社会化企业治理模式。

[14]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M］.//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224.

[15]胡晓进.宪政民主还是民主宪政？——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民主［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

[16]参见Paul Simon.Advice and Consent： Clarence Thomas，Robert Bork，and the Intriguing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s Nomination Battles［ J］.National Press Books，1992； Mark Silverstein，Judicious Choices： The New Politics of Supreme Court Confirmations［ M］.W.W.Norton ＆ Company，1994.

[17]参考阅读：限制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权力，美国国会踏出第一步，http：//www.sohu.com/a/241212317_632979，2018—7—14。

[18]何海波.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J］.清华法学，2009.

[19]杨良成.孙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典范［EB/OL］.http：//www.jzcz.gov.cn/ckyd/caihui1506/6858.html，2016—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