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是最有条件、最有可能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且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市民后，继而将整个家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存在放大效应。对于城市来说，将极大地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人口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区域，每个省转移人口规模都在1000万以上，重庆市转移人口规模在800万以上。转出地存在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的问题，将来会出现留守老人的问题。(www.daowen.com)

尽管国家和有关省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比如，2000年我国全面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落户限制；2011年全面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2012年放开地级市户籍，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管理也在松动，但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市民仍困难重重。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发达地区存在较高的入户门槛。2010年至2012年，广东省通过积分入户的大约为“农民工”总量的百分之一，73.7%的积分入户者具有职称或者严苛的职业资格。可见积分制度是一项较为严格的制度，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很难逾越。二是农业转移人口转入城市存在较高的转入成本。据测算，“农民工”成为市民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13万元，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三是城市房价日益高涨，2012年长江经济带的房价收入比从高至低为：上海12.4、江西8.1、四川8.0、湖北8.0、云南7.2、重庆7.0、安徽6.9、江苏6.7、湖南6.1。对于低收入和就业不稳定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房价收入比实际更高。此外，四川、贵州和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决定了其城镇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