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永利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可见，长江经济带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加突出。未来长江经济带如何发展，用什么样的理念引领发展，采取什么样的路径实现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从我国国土空间格局看，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沿海、沿江地区的开放发展与率先发展构建了“T”字形的国土经济地理格局。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逐步转变为“菱形”结构，南北向的“北京—广深”线和东西向的“上海—成渝”线构成了南北纵深1800公里、东西横跨1600公里的巨大“十字架”，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五大城市群分据四方及中间点上，主要城市之间联系密切，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骨架”。而长江经济带堪称这个发展骨架的脊梁，它横贯东中西而又接南连北，串起了上述五大城市群中的三大城市群，对于未来全国的发展格局与发展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未来，长江经济带有望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巨龙，而龙身的摆动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龙头来决定的。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这条发展巨龙的龙头，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如何进一步发挥好龙头作用？可以从“功能支撑、路径示范、资源投入、理念引领”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升城市能级，提供功能支撑。上海已经明确了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愿景，这一愿景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支撑。早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为什么我考虑深圳开放？因它对着香港；开放珠海，是因为它对着澳门；开放厦门，因为它对着台湾；开放海南、汕头，因为它们对着东南亚。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此后，在1991年2月18日视察上海的讲话中，他又明确提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可见，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深化改革，着眼的格局就是联通内外、带动长江流域发展。

这一任务在今天又有了新的内涵与任务。当前，上海已经形成了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集聚了完善的要素市场和一大批跨国公司总部，海港、空港、口岸具备世界级枢纽和贸易保障能力，跨境投融资等资源配置功能持续提升。未来，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需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构筑科技创新、全球平台、制度创新、品质生活等领域的新高地，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在考察上海文化品牌工作时曾提出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他说“纽约有百老汇，伦敦有西区，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展览、演出，让全世界的人‘打飞的’也要来听、来看？”其实，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推广，上海有多少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功能和平台是让全世界离不开的？未来只有多构筑这样的功能平台，方能进一步带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并进一步拓展长江经济带作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腹地属性。

第二，总结转型经验，提供路径示范。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有一些共性任务，上海有条件率先探索路径，然后向其他地区提供路径示范，从而降低整个经济带的试错成本。(www.daowen.com)

在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方面，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逐步建立了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和政府监管制度创新方面进展突出，比如，建立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推动贸易便利化，口岸货物和船舶申报100%通过“单一窗口”办理等，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了新途径。在国土空间发展方面，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了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在“缩量”的情况下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探索也将对整个经济带的城市群合理结构、城市高效发展提供借鉴。在产业发展方面，上海早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就启动了结构调整，努力发展“四新”经济，“上海服务”和“上海制造”的效益不断提升，这些都会对中上游地区的发展提供路径上的借鉴。

第三，保护流域生态，加大资源投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目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较弱，难以有效适应全流域完整性管理的要求”，“区域合作虚多实少，城市群缺乏协同，带动力不足”，“地方投资力度和积极性欠缺，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够”。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也需要作为龙头的上海的积极参与。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大对中上游的生态转移支付，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二是在生态合作上超越长三角城市群范围，积极构建全流域合作平台，探索创新财税体制安排，引入政府间协商议价机制，在生态容量、土地指标等方面开展合作，优化全流域资源配置；三是推动产业协同、绿色发展，引导上海各类人才、技术、资金积极服务中上游发展；四是利用金融优势，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带动企业、社会资本、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积极投入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第四，奋进时代前列，做好理念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上海国际大都市龙头作用，……在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发挥这些引领作用，根本上就要靠先进的发展理念引领。

从开埠开始，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逐步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在诸多方面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未来要更好担当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需要实现理念上的新跃迁。一是实现城市发展主导要素的结构跃迁，未来城市竞争的赛道将切换到创新和质量上来，需要对城市发展的动力体系进行系统性再认识。二是实现城市发展动力逻辑的认识跃迁。城市发展的逻辑正在从工业文明时代的“产业—要素—配套”模式，转化为生态文明时代的“良好自然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吸引人才和机构—衍生创新成果与产业”的发展模式，必须将“人—自然—城市—创新”统筹考虑，构建“自然生态、人居生态、创新生态”三大生态体系叠加共振的格局，从而形成一个能够滋养创新的完整系统。三是打通三大生态体系的转化路径。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的本底，人居生态是人类活动的密切接触圈层，创新生态是产业结构高端化之后的核心动力，这三者统一于“人的活动”，而以生态资本和优质公共服务提升“地点质量”，涵养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

总之，长江经济带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加突出，在此进程中，上海作为“龙头”，应当积极发挥“功能支撑、路径示范、资源投入、理念引领”四大作用，在引领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发展腹地的空间纵深，在新时代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再立新功。

（上观新闻　2018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