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要通过政策的制定自上而下形成在节能环保和设计创新方面的引导。作为专用汽车产业而言，应鼓励新的节能环保或极具创新性的汽车上市，通过政策激励等方式对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配套等环节给予支持。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考虑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问题往往是企业的首要问题。因此，政策和经济环境必须保持稳定性，调整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保证政策实施过程中平稳过渡。此外，政府还需改变现状，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其主要转变表现如下：

首先，政府必须理性地解读“GDP”，不能被GDP牵着鼻子走。GDP只是度量发展的一个经济指标，对研究发展过程的作用没有哪个指标可以替代。但是如果过分看重甚至崇拜这个经济活动的“流量”概念，则会混淆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目标。因此，作为政府而言，“发展”绝不只是增长的高速度，必须同时注重增长的结构和质量；发展绝不只是经济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竞争力提升、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诸多要素，真正满足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其次，转变增长方式必须发挥市场力量。在专用汽车制造业，影响企业决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和环境成本，而政府则掌握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当前，政府实行要素低价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及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也给地方和企业发出了失真的信息。因此导致各地出现的类似管理失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低成本恶性竞争等诸多矛盾。(www.daowen.com)

再次，资源低成本及环境无成本（或低成本）的政策导向，带来逆向调节的后果。其一，它降低了资源和能源需求量大的产业的进入门槛；其二，为低效率企业留出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其三，政策导向的偏差为高消耗、高污染企业提供了“低成本优势”。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出现了产品结构趋同、产品品质上不去、只能比拼规模和成本等现象。低层次和同质化的价格战略导致企业掉进了低成本陷阱，逐渐丧失开展设计研发与创新能力，产业也无法升级到产品的设计、质量、技术、工艺、服务等层次^[7]。

此外，政府还需改革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例如，世界多数国家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类矿产资源税率为10%～16%，而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的资源税不足2%。税收是经济活动中强有力的杠杆，若朝着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撬动，可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把资源税作为对资源利用率的调节工具，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及低效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当前正值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期，政府可参考国际水平，较大幅度提高税率，体现资源的价值，并对资源开发地给予补偿，使开采成本真实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