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国首次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并允许油气企业将生产性劳务进行抵扣，2009年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开始转向“准消费型”，即企业外购的固定资产所含税额可以进行抵扣。2012年我国营改增试点开始，到2016年全面完成，至今已走过了5年多的改革历程。作为我国最大的一项减税举措，减税总规模累计已超过1.2万亿元（国家统计局，2017）。实施“营改增”总体减负成效显著，但行业之间减负差异明显，对不同行业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增值税税负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最终影响到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赵迎春，2013）。针对行业差异，李艳等（2013）认为，针对不同的改革目标，营改增应当选择不同的行业进行推行，文章首先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和产业层面系统总结了上海“营改增”试点成效，然后基于国家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不同服务行业的生产性和消费性强弱进行测算，得出了第二批应纳入“营改增”扩围试点的行业范围。然而，张富强（2013）提出某些行业是增值税征收范围的禁区，因为这些行业的信息不充分且对其难以监测。爱伦·A·泰特（1992）详细指出了难以征收增值税的行业范围。鉴于此，魏陆（2011）曾明确列出我国“营改增”政策的扩围步骤：第一批试点的目标行业是交通运输业和与生产密切相关的仓储物流业等，第二批扩围目标行业是邮电通信业、娱乐业等于生产不密切的行业，最后一批目标行业是金融保险业和销售不动产。从增税成本和偷逃税严重程度上看，增值税的禁区行业主要是与生产流通相关性不大的行业，如住宿、餐饮、旅游、娱乐业等，这些行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征税成本高昂、偷逃税较容易。陈龙（2014）也认为服务业内部的某些行业确实不适宜纳入“营改增”范围，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项目、技术政策导向和明政福利等公共政策项目及核算条件较差的小规模服务企业等。为解决“营改增”后行业差异导致的效率损失问题，樊勇（2012）提出要扩大我国增值税的进项抵扣范围，这不仅有利于减小不同行业间的税负差异，均衡行业间税收的负担，也有利于推动不同行业在同等税负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文章考察了1994年以来中国增值税改革的进程和抵扣制度的变迁，运用计算税负的公式测算了2003年和2009年中国第二产业各行业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并采用对比分析的指标定量分析了增值税抵扣制度变迁对不同行业税负的影响程度，最后得出扩大我国增值税抵扣的行业范围有利于均衡行业间税负，促进生产要素在各行业的公平分配。王朝才等（2012）以CGE模型为分析工具，利用2007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公布的行业数据，计算出各种方案的平均有效税率，分析了增值税扩围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得出增值税扩围的最优方案是实现增值税全行业覆盖，并对全行业征收相同的税率，最差方案是全行业实施增值税，但仍保持原来的差别税率征税。赵方和袁超文（2016）利用135个行业数据测算了“营改增”改革对各行业的减税效应，得出：全面实施“营改增”对企业减税幅度最大，长期看，全面“营改增”改革对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效果明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