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克服了传统流转税重复征税的问题，因而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王朝才等，2012）。自1954年法国首次实施增值税以来，由于其不影响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相对价格，成为许多国家财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多档税率和行业覆盖不全面等问题，导致其避免重复课税和保持税收中性的优点没有得到全面体现，进而产生资源错配，降低了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陈晓光，2013）。“营改增”后“税率差异”导致的效率损失问题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莫里斯（Mirrless，2012）认为不同服务产品存在的差别税率和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局限性都造成了生产要素的效率损失。莫里斯（Mirrless，2011）经过测算发现，如果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税率实行统一标准，那么在不降低英国家庭原有福利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当年的税收收入可增加约30亿英镑。徐（Zee，2006）研究表明，英国增值税征收体系中不含金融服务业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占英国GDP的30%。此外，皮戈特和华里（Piggott & Whalley，2001）对加拿大的增值税扩围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扩围导致了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增多并产生了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合理。针对税率差异，陈晓光（2013）首先从理论上提出增值税税率差异将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并认为税率差异会使得资源要素从税率更高的行业流向税率更低的行业，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降低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随后利用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增值税多档税率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了测算，并得出期间中国要素效率损失年均为7.9%。最后提出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在于“营改增”改革要减少增值税税率档次。近期研究中，潘文轩（2013）、张成松（2016）、邱海菊（2015）分别根据税负的双重效应、正当效应、结构调整效应以及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分析税率调整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作用。潘文轩（2013）从理论和考察数据两方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推行的“营改增”改革对服务业企业总体税负的影响具有结构性效应，主要体现为部分行业企业税负明显较小，但部分行业企业税负“不减反增”。事实上，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导致部分行业增值税税率过高，一方面与部分企业获得增值税抵扣发票困难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和这些行业企业中间品投入比例偏低和固定资产更新周期较长有关。因此，针对营改增导致部分行业企业税负增加的问题，政府应适时适当地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帮助企业过渡，并从制度上解决某些行业购买中间产品难以获得增值税发票抵扣的问题。张成松（2013）通过比例原则分析认为，税率的设计和调整要讲究税收正义，遵循量能课税的基本准则。中国当前实施“营改增”政策有利于企业分工深化，进而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效应，因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邱海菊（2015）通过理论假定对中国现代服务业“营改增”前后的总税负成本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小规模纳税和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差异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中国推行“营改增”政策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中受益较大的是小规模纳税人和享受进项税抵扣的一般纳税人，其总税负本别下降了1.28%和0.38%，但没有享受进项抵扣政策的一般纳税人总体税负“不减反增”，其总体税负上升了1.57%。为解决“营改增”后税率差异导致的效率损失问题，谭郁森、朱为群（2013）认为单一税率应成为中国增值税改革的理想目标，原因是单一税率排除了歧视性征税障碍，并提出任何生产要素都按统一税率征税，这不仅有利于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还有利于税务机关降低征税的成本和中间费用，从而节约了征税成本。何代欣（2015）也认为多税率档次不利于增值税核算，应简化目前税率设置，以此平衡产业税负、促进经济转型。朱江涛（2017）明确指出中国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影响了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应将增值税税率档次简并成新西兰的单一税率模式。(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