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1　服务型制造的概念和演变

纵览文献，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我国服务型制造的概念最早由郭跃进（1999）提出，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其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制造业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服务型制造作为一种制造与服务相结合的先进制造模式受到了广泛关注。理论分析方面，孙林岩等（2007）、汪应洛（2010）认为服务型制造作为一种先进的制造业模式是推进我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刘继国（2008）对制造业服务化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绩效进行了研究，指出服务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袭著燕等（2009）论述了发展服务型制造对制造业提升、服务业壮大的作用，指出服务型制造是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促进升级的新途径。张志元等（2013）认为制造业要想从危机中成功转型，制造业必须向服务化转变。以上学者普遍认为，服务型制造的概念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即发达国家进入服务经济（20世纪70年代）、国际典型制造企业进行服务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顶级制造企业服务转型完毕（2000—2005年）和中国企业开始服务化（2006年后）。其中林文进（2009）、何哲等（2010）在分析制造业服务化概念演化的四个阶段之后，界定了服务型制造的学科定位和主要的研究方向。实证研究方面，杨玲（2012）在使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时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提出我国应大力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周大鹏（2013）通过数值模拟法证实了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制造业服务化最终将超越传统制造业成为市场主流。肖挺（2014）以我国制造业企业分行业部分数据实证研究证明，浅度的服务化反而会引发企业困境，并且不同行业的企业会出现不同的服务化困境拐点，因此应针对不同的行业运用不同的政策加以辅导以走出困境。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制造业服务化虽好，但完全去制造成为服务商的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王茜（2013）认为中国的制造能力依然有限，特别是“一体化”产品的装配制造能力还很弱，我国制造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继续发展制造业仍能获得高额回报。黄永春（2013）则认为应当寻求制造业与服务业共生协调发展的平衡点，实现经济稳健增长。例如不少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去工业化”而美国却正在实行“再工业化”的战略，由此看出，不同的国家都在寻求自身平衡点，看似战略上的矛盾其实都是为了经济的平稳增长。

1.2.2.2　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路径

在早期，因为相关理论研究不成熟，转型成功的制造业较少，资料难以获取，大部分学者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将一般服务融入传统制造业中的一种新的模式，并未深入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企业的尝试，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路径，学术界的研究已基本取得了一致。杨书群（2012）认为依托原有制造业价值链向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延伸是最常见的制造业服务化路径之一，最终制造业通过服务外包和服务剥离成为为客户提出整体解决方案的完全的服务商（罗建强，2014）。夏琰（2014）根据欧美领先制造业的转型经验，将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而三个不同的阶段也对应着不同的转型路径，分别是以纯粹产品销售为主、向价值链两端延伸以及提供专业化服务。其中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模式，又称延展性服务模式，就是沿着价值链发掘客户深层次的需求。作者将宝洁、卡特彼勒及罗尔斯罗伊斯（又称“劳斯莱斯”）三个公司分别作为从供应链、销售和售后三个领域进行服务化路径分析的代表案例。而在专业化服务阶段，优秀的制造业厂商又以供应链、运营管理、研发设计等方面的专业管理知识作为核心产品输送给其他企业，文中以ARM公司、Boliden公司和爱立信分别作为研发设计、供应链和运营管理的典型案例，探讨以专业化服务作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路径的可取之处。在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案例分析中，简兆权（2011）从微笑曲线观点出发，主要以价值链为研究对象，对制造业服务化可供选择的路径进行探讨，并与我国成功转型的制造业一一进行相对应的分析。例如，以海尔作为典型代表分析向下游产业链服务化的路径，以山东玲珑集团作为对向上游产业链进行服务化转型的典型案例，以美特斯邦威、华为等作为完全“去制造化”的代表进行案例分析。此外部分学者根据所处地区的特性提出了适合当地的制造业服务化模式，例如姚奇富（2012）提出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宁波模式，本质上与以上发展路径相吻合。(www.daowen.com)

1.2.2.3　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绩效反映

和国外研究一样，该领域同样是最受国内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较为典型的是刘继国和赵一婷（2008）从环境因素、组织因素以及顾客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服务创新战略所涉及的服务数量、广度以及对服务的重视程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田毓峰（2011）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研究了关系绩效在服务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邵俊和张捷（2014）以2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分析制度因素在产业结构服务创新中的作用。黄群慧和霍景东（2014）分析服务业生产率、经济自由度、人力资本水平、创新能力、制造部门进出口比重、制造业附加值率、制造业投入服务创新强度等宏观因素对于服务创新的影响。肖挺（2018）聚焦于服务化决策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充分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我国的服务化实践仅仅对于技术型员工比重有提升影响，而对于利润率以及产品销售额的影响都较为复杂，总体上服务化企业并没有在绩效方面对非服务化企业获得优势，反而在涉足服务领域之后短期内更容易陷入“服务化-利润陷阱”之中，服务化使得翌年企业平均利润率下滑6.2%。在几年之后服务化才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率并提升销售收入。而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以及不同行业内，三项技术指标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

1.2.2.4　“营改增”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在研究“营改增”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相关文献较少，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均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戚悦（2014）认为财税政策应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徐东（2013）在文章中指出，“营改增”打破了我国长期的两套税制并行的状态。随着“营改增”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服务型制造企业而言，重复征税问题的解决，使得制造业服务化获得重要的发展契机。对于制造业内部，服务部门在承接企业内部的服务业务时，可以积极增加外部业务的承接量。而企业之间服务部门的业务往来增多，会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完善服务体系。黄梅（2013）在文章中，从制造业服务化的角度，论述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营改增”政策为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服务，为企业节约成本，减少费用，推动加快发展速度，促进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同时文章对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过程中“营改增”政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进行讨论和解析。毕叶（2013）认为而“营改增”打破了我国长期两套税制并行的状态，能够对产品和服务征收标准进行统一，解决一些性质不明的产品和服务税收征管问题，进而降低征管难度，降低税务风险，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对新产品研发，必然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和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