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上述类型的研究，探讨了制度是如何约束而让合规行为发生。不过，尚未讨论如何提供一种“让公司自动合规的高效认知界面”。

针对这种认知类型研究，学者们提出六个重要问题：当公司财务绩效较差，且其短期盈利相对有限，抑或处于不健康的经济环境，商业合规行为怎么发生？^[32]当竞争过强或过弱，商业合规是否会呈反向曲线？^[33]当国家法规强有力且执行良好，尤其是当法规是基于公司参与谈判的共识，商业合规是否更易实现？^[34]组织良好且高效的行为自我监管，尤其监管是可感知于国家干预威胁，或更广泛的行业危机而制定，并且国家对这种形式的行业管理提供支持，商业合规是否更有可能实现？^[35]行业协会、机构投资者等影响与商业合规之间是否显著相关？^[36]公司参与同工会、员工、社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制度化对话，是否更可能采取商业合规行为？^[37](www.daowen.com)

毫无疑问，认知类型研究提出了一套经过初步检验的命题，借入经济杠杆调节机制、监管和激励机制、多元利益相关方对话机制，商业合规的实现与“胡萝卜加大棒”的外在约束与激励有很大关联。那么，从微观行为学上，又会有什么更多的内在因素会影响商业合规？它是触及“商业合规何以更可能实现”的核心问题，我们研究小组在长期大数据和小数据实证基础上，拟对此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