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商务部及相关机构统计数据，海外投资的中国交通企业相当数量仍然处于“破难”状态，绝大多数深受海外投资“不确定性”的影响，^[37]广泛涉及地缘政治、宗教文化、法律体系、工会实践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劳动用工、税收缴纳、环境保护、投资审查、政府关系、地缘冲突、域外管辖、生产效益、宗教信仰等多元化的实践挑战。

东南亚、南亚、欧洲和拉美等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传统目的地，基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国内政局动荡与地区关系紧张势，必然给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带来全面挑战。

较之地缘政治因素，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可小觑。从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地投资设厂经验案例来看，跨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和经营的制约，以及所引发的误解和冲突，可能削弱投资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38]

宗教力量与文化因素的连接交互，往往借助于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社会责任履行短板，以及宗教权力与世俗结构博弈等关键特征，不断施加影响及产生各种延伸效应。中国铁建承建沙特阿拉伯麦加轻轨项目的亏损经验，为观察宗教与世俗博弈互动提供了现实视角。^[39]

相较之下，“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建设工程所遭遇的困境，则充分展现了宗教影响的多元特征”。^[40]另一个例证，“中电投在缅甸克钦邦密松水电站建设项目遭遇到严重的不确定性。其中，风险主要源于基督教信众与穆斯林教徒等不同宗教派别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而‘中巴经济走廊’的瓜达尔港建设工程，则持续遭受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该项目所在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盛行，对瓜达尔港的建设施工造成了潜在威胁”。^[41](www.daowen.com)

作为中资交通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重要目的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分布密集，涵盖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广大区域。此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历史上遭受过外来的殖民统治，导致本土历史与外来文化的深度纠缠，在旧有文化内核中又嫁接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形成了表面张力充足的内生性冲突结构。同时，文化注入与宗教传播的紧密联系，又形成了本土宗教与舶来宗教之间的竞争格局，对特定投资目的国的法律实践体系、政制架构、财税制度、投资审查、劳动保障机制等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历史、经济、社会、宗教与地缘政治要素的综合影响，中资交通企业“走出去”的投资东道国在法律规制的实践上产生了多元差异。就法系而言，横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混合法系和伊斯兰法系等诸多体系，无论是立法架构、法律传统、司法制度、执法实践等顶层设计，还是投资者保护、争端解决、投资审查与刑事合规等细化领域，均存在显著差异。若遭遇涉外纠纷，围绕应在纠纷解决中采用何国法律作为处理标准、第三国法律能否兼做法律依据等现实问题，将给东道国法律构造造成极大困扰。

围绕央地关系差异，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实力对比将有力影响东道国法律实践。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力和司法体系，选择何州作为最终投资目的地将明显影响后续环境保护、劳动雇佣和税收比率等诸多关键议题的应对策略”。^[42]相较之下，“印度中央政府对各邦之权威并不绝对，各邦司法实践与中央立法存在明显博弈与互动，如印度《公司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强制履行的条款，即受到各邦的强烈抵制”。^[43]在越南，“其立法体系呈现出显著大陆法系色彩，其司法实践则具有较多东亚传统的特征，因其历史背景造成立法与执法层面的内生性冲突”。^[44]央地关系下的多元形态将给处于特定东道国从事建设或投资的中资交通企业系统风险防范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密集分布众多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加之其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脆弱，其国内政治局势易发生震荡冲突，对特定东道国法律实践一致性与延续性造成负面冲击”。^[45]基于政权更迭或持续改革，“某些东道国有关外商投资、国际贸易、税收设计、产权保护等议题的立法面临间歇性调整、修订与重构，相关指引与规定遭遇频繁变化，导致相应投资或建设主体无所适从”。^[46]另外，“相当数量国家在政府廉洁度、行政透明度与政策公正度等层面存在不足，立法机构、司法机关、执法组织与监管框架衔接不畅，致使国民待遇流于形式、政策壁垒刻意设置、执法歧视缺少规制，使投资建设企业在信息收集、风险防范、战略决策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