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企业要素的空间分散化、网络结构化出现，^[9]以及相应由材料、生产、服务、流通等串联起来的产业链逐渐从集聚走向分散，涉及更多的承担责任的维度和不同利益相关方，“三重底线”（triple-bottom-line）^[10]和“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 Corporate Government）^[11]这两个经典学说逐渐受到重视。它们构建的企业以经济责任为基础，兼及社会和环境责任的闭环稳定结构，不仅能够借助经济上的盈利对股东负责，而且可以更多体现对客户消费者、内部员工、商业合作者、供应链伙伴、同业竞争者、周边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承担责任，获得了主流认同并被付诸实践。^[12]很显然，涉及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已从以往沿着经济维度只考虑指向股东利益的“内部”成本和绩效，扩展到社会和环境维度更多考虑“外部”利益相关方。据此根据科斯定理，一旦企业的内部要素外部化而产生市场交易成本，制度的功能就有了更多的功能发挥空间，这为走向责任制度化提供了初步理论依据。

从实践角度来看，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走向制度化经历了较长的演进历程。20世纪初，产业革命以来的企业活动产生了严重后果。比如，残酷血汗剥削、严重环境污染和极度社会动荡等，反过来又制约了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ton）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此后，美国通用电气的欧文（Owen Young）在演说中指出，不仅股东、而且雇员、顾客和民众在公司中都有一种利益，而且公司的经理们有义务保护这种利益。这是企业应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观念的最初经典表述，也是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发端。这一理念对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后来被纳入公司治理范畴加以制度安排，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发展和对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西方社会各界日益关注劳工、环境等社会问题。面对各方压力，企业不得不关注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美国的商学院也开始设置企业社会责任课程，以让更多企业家全面了解这一议题。同时，1957年欧共体签订的罗马条约，70年代巴黎国际商会发表的《日益增长的社会责任》报告，以及1973年日本针对“反企业运动”掀起的企业社会责任入法浪潮，都进一步对推动责任制度化，奠定了更为广泛的企业认知和舆论基础。

到了20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终于开始具体化为立法运动，因而朝着责任制度化迈出关键一步。比如，198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立法，特别授权公司决策层可以更多考虑股东之外利益相关方的问题。截至1989年，全美已有25个州出台了类似的法律。其中，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更加明确要求，企业应该更多考虑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这就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促使企业强化了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把企业社会责任当成企业发展战略，并在管理运营中体现出来。(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并且日益与国际贸易相结合。尤其集中表现为许多跨国公司在面对工会、消费者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后，开始着手制定“责任行为准则”，以及重点在公司供应链上予以实施，以显示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无疑，这里的行为准则不同于一般企业生产操作流程方面的规则，而是指跨国公司自行制定的，以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为基础，侧重于保护跨国公司影响力所及范围内劳工权益的行为规范。比如，沃尔玛、迪斯尼、耐克等公司都制定过自己的类似标准。不过，跨国公司对行为准则的实施往往有着绝对控制权，缺少外部监督，因此更多只是形式上推行这些标准，以此赢得社会各界的信任，而不一定是真正关心供应商是否达标。当然，借助于制定和实行企业“行为准则”来推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使得责任制度化终于在企业落地生根，因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并得以迅速推广。

然而，即使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巨型企业，在单独制定和推行CSR准则中，逐步暴露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制定的相关标准也缺乏社会公信力。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除了延续表现为跨国公司借助于供应链推行自身的行为准则，同时又开始出现新的制度推行方式。不少发达国家的商业机构和社团组织，纷纷推出各种独立的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用于企业的“认证”（verification）。其共同点都是以相关国际标准为依据，将保护工会和集体谈判、禁止童工和强迫劳动、反对就业歧视、实行法定工时和工资、促进职业安全卫生以及推动节能减排和环保作为基本原则和目标。在此基础上，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性安排逐步为更多国家和企业所接受，终于演变至今产生较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