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对利益相关方的理论和实践都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过去数十年里，企业、政府、民间社会和意见领袖就负责任的、道德的商业行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由此改变了相关的国际框架、原则和指导方针。^[7]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商会等国际组织层面，陆续产生了一系列针对跨国企业商业行为的国际规范。它们主要表现为自愿性、引导性的规范和自律规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责任运动，起始于企业层面对劳工权益保护的实践，可持续发展起始于跨国公司时代国家及国际间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实践。伴随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进，两者在联合国平台上融合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基于Bellagio STAMP原则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8]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类实质议题，及以利益相关者方法为核心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指标”（DSR）体系，并经由《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保护、尊重与救济”框架指导原则》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了国家义务与企业责任的衔接，使得企业成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

在国家层面，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制度化，源于政府对现代大企业经济外部性和权力滥用的限制。在立法和公共政策上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围绕企业自身代理问题的公司法和公司合规制度群；围绕市场主体间竞争问题的竞争法制度群；围绕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外部性问题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环境与生态资源的制度安排；以及针对企业悖德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利益相关者造成侵权或损害行为的一般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律救济的制度安排。随着更负责任理念的传播和ESG投资市场的崛起，重点针对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的非财务信息披露逐步进入监管视野，信息披露制度在环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全世界有近400个ESG信息披露标准，^[9]制定和发布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国际组织、交易所和专业评级公司等。美国早在1934年通过的《证券交易法》确立了证券市场的持续信息披露制度。“欧洲主要国家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经历了比较长的动态修订和渐进完善过程，遵照《欧盟非财务信息披露指令》（2014/95/EU）相关要求，欧盟28个成员国已于2017年完成了在国家层面的立法。”^[10]“南非在King III公司治理准则率先提出了‘综合报告’的概念。”^[11]“加拿大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通过环境核算账户建立起一个联系环境数据与经济数据的框架，从而反映各种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12]此外，巴西、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交易所都较早发布了ESG信息披露指引，并采用了“不遵守就解释”的准强制性规则。总体来说，各国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反映两种取向：一种是关注ESG信息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另一种是关注公司行为对外部影响的显著性。

ESG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与绿色金融和责任投资相辅相成。2003年，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等发起建立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标准——赤道原则，成为国际项目融资行业准则。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成立，帮助世界各地的资产所有者、投资管理人和服务提供商理解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要素对投资价值的影响，并支持签署机构将“责任投资六项原则”融入投资战略、决策及积极所有权之中。目前，全球84家证券交易所都加入了联合国可持续交易所倡议组织（UNSSE）。该组织旨在通过各国主要交易所发布ESG相关原则和指引，提高ESG的信息披露程度，对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助力。创立于1990年的多米尼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和1999年的道琼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DJSI），乃是全球最早的ESG指数。近年来，资本市场评级机构如富时罗素、明晟、标普＆道琼斯、汤森路透、斯托克（STOXX）等推出一系列的ESG指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ESG风险纳入决策。(www.daowen.com)

可见，虽然国际社会缺少像主权国家那样以强行法、义务法等方式，把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披露列入法定范畴的空间，但是，以综合性的社会资本工具方式，将之列入公司应当遵循的制度框架，正在取得更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