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企业内控治理问题诞生的理论根基，乃是对“公司应为谁所有”这一问题基于个体式想象的回答。在介入这一领域的西方学者看来，企业属于股东所有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前提。表面上看，交易成本理论似乎更为去政治化，较为成功克服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前见，更为聚焦于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但作为一种抽象理论模型，它仍未克服个体经济主义的底色。

西方公司理论提供的话语固然可以作为有效工具，帮助认识和分析发生在中国的商事实践，但是，西方公司理论下的基本议题只是西方语境下问题的展现。回到中国，不能否认普遍规律的作用，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普遍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环境。针对这一环境，指的正是所谓的自由市场。西方理论假设中存在一个自由市场，在这样的自由市场中存有相应的价格机制。正是这样一种价格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公司理论的基本议题。在抽象层面可以说，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决定的。但是，供给和需求关系在不同环境当中表现是不同的，更准确地讲，供给和需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文化环境决定的。^[4]因此，西方社会价格机制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中国，进而导致中国市场机制也不同于西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是不自由的。毋宁说，一种价格机制只对应一个自由市场，另一种价格机制在此种价格机制看来必然是不自由的。(www.daowen.com)

相比于西方社会对于“公司应当为谁所有”这一问题，主要是基于个体想象的、清晰的股东式回答，中国社会对此问题的回答有自己的特色。这种企业治理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表面上相似的一些问题，其实有着不同的逻辑链条。在政治文化环境方面，中国具有一种总体性政治领导力量，即党政力量。这种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之上构建了一种可通约的价值系统，从而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在微观上中国严格遵循普世的价格规律，但在宏观上总体性力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界定需求的种类和重要程度。基于这种价格和市场机制，中国企业治理的核心议题更具特色。关于代理成本问题，由于国企管理者政府本身都是民众的代理人，因此，代理问题是弥漫于整个系统的。所以，与其说是代理问题，倒不如说是行政治理的问题；所有权结构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与其说是国有股权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营商关系的问题。当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之间的利益转换关系东西方都有，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各领域的分化似乎更加分明，转换也更加隐蔽；而中国各领域的关系紧密，转换较为明显。因此，在中国企业治理当中，如何加强和改进党政领导会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