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一词来自英文中的“discourse”一词。该英文术语在法学界还有另一常用译词为“商谈”。“discourse”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原义，系指构成完整单位的、大于句子的语段，后被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早期译为“商谈”，更多是受到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影响。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世界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主张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以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2]这种译法在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理论背景下，颇能凸显基于沟通的动态意涵，但在对“discourse”本身展开研究时，往往有些不得要领。相比之下，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实践，由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一个是话语内容；另一个是话语形式。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话语起到黏合剂的作用，使得每一个体得以借助关系网络而被他人认识或认可。话语中蕴含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就是人们常说的“话语权”。可以说，上述语词的对译会有助于分析各种独特的话语。

作为这种独特的话语之一，法律话语相当具有代表性，能够更加逻辑、内在地体现知识、话语、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知识伴随着人类经验的积累转化而成，离不开人类思想行为的必要趋从，而趋从惯性本身映射的就是权力的客观存在。知识的本质在社会层面上已经客观成为一种用来维护自己和自己所在利益集团，以及控制他人所在的利益集团的工具。在社会层面意义上，它只作为权力资源存在，并通过话语表达。”^[3]法律知识作为权力资源的表达，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律话语。值得一提的是，法律话语并不像法律修辞那样有着固定的程式套路。相反，法律话语处在不停的流变当中。但这并非是说法律话语不可把握。相反，法律话语往往遵循明确的道德逻辑、经济逻辑等，会随着思想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往往有一定的结构和轨迹可寻。本研究所要做的就是从“风险”和“责任”两条主线切入，描绘出驱动中国公司治理演进的法律话语版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