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赖和夸大合规的外部监管是不明智的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的整体法律风险降低，金融这一最应强调合规的产业法律风险不降反升；上市公司的违规风险下降，但反映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合规性的非标报告风险持续上升；同时，越来越多的立法论证也进一步表明，法律监控的表现相对较弱。^[13]这说明，利用法律“加强监管”即使重要，但效果并非理想。毕竟正如前述，较之公司的内部管理人、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外部监管者的信息未必更加全面，非标报告风险持续上升就是例证；同时，外部监管者的内在激励也不会超过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因此，“健全市场”来实现商业合规才是主要方向。

（二）防止“锚定效应”的利益集团游说劫掠

加强监管，作为健全市场的补充不可或缺。比如，近年来上市公司“受限资产”风险逐年上升，亟需警惕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种情况下，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治属性，肯定是加强监管的强大动力。不过，它又可能会浮现基于“锚定效应”的利益游说。因为人们在合规上常被启发认为，法律监控是不可或缺的，但往往忽略锚定离不开对偏离锚定的调整。比如，现实中不少公司因财富巨大而享有参与监管规则制订的很大话语权，同时又由于公众监督的倏忽即逝的特征，使得商业合规的监管偏离被锚定的原意，而是可能蜕变成充满不确定性、异化为表达一己之私的竞技场。其结果就是重蹈“萨班斯法案反思”的覆辙，^[14]甚至会出现国家资本主义。(www.daowen.com)

（三）基于类型化市场认知的精准监管合规

事实上，不同所有权、行业、领域、规模的公司之间合规风险差别很大，监管难以一概而论。需要从健全市场角度，针对市场的分类进一步让监管精准。以《公司法》为例，目前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的雷同规则过多，难以适应不同投资需求。前者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规则，应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留给公司参与人更多的自治空间；后者又应继续区分“公众性”“非公众性”两类，毕竟两者的投资者范围和涉及利益主体差别很大。此外，还可以允许让公司发行不同种类的普通股、优先股，以解决类似风投中“对赌协议”问题；可以让公司章程在设立机构、配置权限上有更多灵活性，而不是刻板和僵硬，允许公司参与人在更多条款上制定适合自己需求的规则，才能实现“更自觉”的商业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