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品牌与文化软实力”尚未有明确界定，深入研究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品牌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专著、论文更是稀少。因此，要了解“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品牌与文化软实力”内涵，则必须先了解“服务业”与“服务业集聚”、“集群文化”、“园区文化”与“企业文化”、“品牌”与“文化软实力”等主要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所展示的认知视野。

一、服务业与服务业集聚

集聚区的品牌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途径之一就是借助服务业的产业集聚，通过扩大产业集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种结果，因而集聚区品牌建设与文化软实力提升离不开对服务业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现有关于服务业与服务业集聚的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服务业相关理论研究

西方学者克拉克在1957年首先提出服务业的概念，在这之前，理论界以“第三产业”来称呼。从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费雪最先提出“第三产业”概念到1957年克拉克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发现“克拉克定律”，从而使服务业的理论初具体系。

1．服务业发展的阶段理论

阶段理论是按照科学技术、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主导部门的演变特征，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历史分为几个阶段，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进程的理论。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发展阶段中服务业具有重要的阶段特征。罗斯托的经济增长六阶段理论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三阶段理论诠释了服务业发展历史进程特征的阶段理论。

（1）罗斯托的经济增长六阶段理论

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是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基于经济史的视角，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经济增长》一书中又提出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传统社会阶段。此阶段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资源过多配置在农业，而非工业；在社会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家族和氏族；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实际收入仅够维持生存。罗斯托服务与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由低到高递进。

起飞前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农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既要提供更多的粮食来养活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又要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销售市场。

起飞阶段。这个阶段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得到解决，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此阶段农业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进入城市劳动，人均收入大大提高。罗斯托认为，一个区域一旦实现起飞，经济就可以“自动持续成长”了，因为较大的积累比例和较强的主导部门，会使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不会感到不足，所需要的原料生产与供给、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成熟阶段。这是起飞后经过较长期的经济持续发展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阶段。经济中已经有效地吸收了当时技术的先进成果，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

大众高消费阶段。这个阶段工业高度发达，经济的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的生产，社会对高额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普遍化。越来越多的资源用来生产耐用消费品；技术工人和城市人口的比重都比前阶段有一定提高；用来供社会福利和保障之用的一部分资源逐渐增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个阶段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包括教育、卫生保健、文化娱乐、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等）成为主导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提供劳务，而非生产物质产品。居民追求时尚与个性，消费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人类社会将不再只以物质产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还包括以劳务形式、环境状况、自我实现的程度所反映的“生活质量”的高低程度。

（2）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三阶段理论

后工业社会理论产生于1965—1975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于1974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以“工业社会”为基准，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分析了在这三个阶段中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在前工业社会，生产率低下，剩余劳动力多且素质差，所以服务业主要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在工业社会，以与商品有关的服务业（商业）为主；在后工业社会，以知识型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

贝尔还进一步发现了后工业社会具有的五个特征：第一，经济形态从商品制造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后工业社会首要的特征就是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大多数的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从而转向从事服务业；同时就业方式也发生变化，白领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蓝领工人的数量逐渐减少。第二，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宰，技术能力是取得权利的基础。人们从事的职业以技术阶层的崛起为主要特征。第三，理论知识处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在形成决策和指导变化时起重要的作用，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工业社会是机器与人协作生产商品的社会，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知识建立起来的，为了创新、变革，有效地管理社会。第四，未来社会的方向是技术控制和技术评价。根据新的技术预测模式，对技术的发展进行有效的规划和控制，从而使后工业社会可能掌握进行社会变革的新手段和新方法。第五，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成为制定决策的工具。决策方式使新的“智能技术”产生。

总之，根据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的各阶段中，基本的发展历程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交通通信以及公共设施——商业、金融和保险业——休闲性服务业和集体服务业。

2．产业结构的演变理论

广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包括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起主导或支柱地位产业部门的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构”效益。产业关联理论从“量”的角度静态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量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理论起源于17世纪，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配第、魁奈及亚当·斯密是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包括里昂惕夫、库兹涅茨、刘易斯、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希金斯及一批日本学者等。产业结构理论包括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论、结构调整理论、结构演变模式，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拉克、库兹涅茨、霍夫曼和里昂惕夫等。代表理论主要有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理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以及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发展理论等。

（1）配第克拉克定律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通过研究，先后发现：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就通过考察得出结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又比工业的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附加值高。

克拉克在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重新发现并第一次研究了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得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性结论。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通过开创性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动的内在关联，重新发现了配第定律。其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

（2）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理论

库兹涅茨在配第和克拉克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对57个国家的历史资料进行了仔细的挖掘和处理。他利用现代经济统计方法，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考察。他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基准，考察了总产值变动和就业人口结构变动的规律，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方向，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配第 克拉克定律。他发现的这种变动规律，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被称为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理论。

（3）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钱纳里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揭示了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即产业间存在着产业关联效应，为了解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他通过深入考察，发现了制造业发展受人均GDP、需求规模和投资率的影响大，而受工业品和初级品输出率的影响小。他进而将制造业的发展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初期、中期和后期；将制造业也按三种不同的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即初期产业（如食品、皮革、纺织等部门）、中期产业（非金属矿产品、橡胶制品、石油、化工、煤炭制品等制造业部门）、后期产业（服装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纸制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部门）。

（4）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被称为“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他根据霍夫曼比例，即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的比例，把工业化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导地位，霍夫曼比例为（5±1）；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消费品工业降低到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或以下，霍夫曼比例为（2．5±0．5）；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已达到和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的状态，霍夫曼比例为（1±0．5）；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被认为实现了工业化，霍夫曼比例为1以下。在实际应用中，霍夫曼比例往往用轻工业品净产值与重工业品净产值的比例来表示。

（5）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工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工业，而是“新工业”，产生了产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化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工业将变成“服务密集”，任何服务产品的生产都会融入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无论什么产业将逐渐地转向服务化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服务业的生产方式将摆脱过去的小生产方式而融入更多的工业生产方式，服务将向产业化发展。

①产业服务化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普（Shelp）和雷丁（Riddle）认为，尽管需求最终决定生产，但是在需求结构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由于生产制度、生产要素、生产环节的变化，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服务已经渗透到生产环节的每一个领域。这种服务主要体现为中间性服务和互补性服务，即直接作为企业的中间投入，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一部分的流通和金融服务，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服务，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空间上的协调和规制的所需服务。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商品和服务是互补的，且生产者服务是服务增长的最强部分。谢尔普和雷丁认为产业服务化必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②服务业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中服务业发展过度，已经超出了工业生产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已经成为一种障碍，阻碍着整体生产率的恢复和提高。因此，服务业的产业化便成为新资本积累和生产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理论中，鲍莫尔 富克斯假说，为服务业化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鲍莫尔 富克斯假说的基础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思想特别适用于分析服务业。其基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与其他产业相比，特别是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服务就业增长相对较快。但主因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服务的需求弹性对服务业的增长有重要影响。利用鲍莫尔 富克斯假说模型进行分析的最终结果就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劳动进入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例如劳动增长率滞后的部门，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滞。因此，服务业必须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否则将阻碍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对于提高劳动增长率而言，引进新技术，进行工业的产业化经营是一条可行之路。

（二）服务业集聚相关理论研究

集聚理论重点描述产业集聚现象。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增强，集聚发展对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大大提高，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理论展开了非常丰富的研究。产业集聚的研究开始于区位理论。所谓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事物的空间位置及其结构关系的理论。具体地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其中，中心地理论和集聚理论被视为服务业空间组织结构和空间集聚的重要的区位理论。

1．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中心地方理论）是关于三角形经济中心（市场、聚落、城市）和正六边形市场区（销售区、商业服务区）的网络体系。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勒施（August Lo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

20世纪30年代初，克里斯塔勒（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他认为，当只有一个服务点市场区时，最理想的服务范围为圆形服务面。但是，当一个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服务面之间就会出现空档，处于空档地区的居民就得不到最佳的服务。如果保留空档，圆形之间必须相互重叠，这样圆形市场区转变为最稳定的六边形空间结构市场区。如此一来，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多级六边形图形，即为一般均衡状态下的中心地空间分布模式。

1940年，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学理论，得出了一个与克里斯塔勒学说完全相同的区位模型——六边形。他认为，单一市场区以正六边形形状环绕每一生产中心或消费中心。每一类商品都可以找出这些市场区的网络组织。这些网络组织的配置出现了一定的体系，即“经济景观”。

克里斯塔勒理论和勒施理论有区别也有联系。它们都是关于三角形经济中心和六边形市场区的网络体系，但两者的中心地模式却不同，其表现如下。

一是勒施理论引进了富庶区和贫穷区的概念，设计了由六大富庶区和六大贫穷区相间分布的“经济景观”，从而突破了均质平原居民购买力完全相等的假设。他认为富庶区和贫穷区的中心地数量虽然大致相同，但富庶区拥有的经济活动和功能种类却比贫穷区要多得多。

二是勒施理论对克里斯塔勒理论的另一重要发展是改变了其交通布局的设想。他认为市场区交通网的布局要因地制宜，而不能像克里斯塔勒理论那样，同级市场区按同一规格布局。如富庶区不仅交通线路密集，而且干线多，同贫穷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是勒施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工业区位理论。它是将克里斯塔勒理论的思想应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从克里斯塔勒的聚落市场区发展为工业市场区，进而探讨了市场区体系和经济景观。因此，勒施理论较克里斯塔勒理论的适用范围要广，其不仅适用于第三产业，而且适用于所有市场指向型的加工制造业。

四是克里斯塔勒是地理学者，其理论是在野外调查、搜集资料、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用归纳的方法得出的；而勒施是经济学者，其理论是将中心地理论的思想同经济学概念结合起来并予以演绎而得出的。克里斯塔勒理论和勒施理论的重大区别主要是由于两者的形成机制不同，克里斯塔勒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的顺序建立其中心地体系，而勒施则遵循“超额利润最小化”的原则，采取自下而上的顺序建立其中心地体系。

2．产业集聚理论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的动因、技术和组织创新、产业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及其相关实证研究方面。古典经济理论时期主要包括马歇尔的三因素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熊彼特的创新论、胡佛的经济活动区位论，以及刻画公共服务布局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兼顾决策理论等。下面对产业集聚动因、产业集聚优势、产业集聚对创新的作用机理等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1）集聚动因研究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产业集聚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1817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依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经济集聚问题。李嘉图模型表明，一国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必有贸易所得。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经济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产业聚集的概念，并指出外部经济性与规模经济是产业聚集形成的原因。这种外部经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第二，集聚能够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集中的市场；第三，基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面对面交流所引发的知识外溢。

韦伯（Alfred Weber）于1909年出版《工业区位论》，标志着工业区位理论的建立。韦伯从生产成本出发，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对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进行了深入研究，首次提出集聚经济理论，并从工业区位论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现象，指出产业集聚一是由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的，二是由大企业完善自身组织方式引起的。1934年，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创新产业集聚理论。1955年，佩鲁从产业聚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角度对非均衡增长战略进行了阐述，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通过生产的聚集及其辐射作用带动的。

1975年，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Hoover）对韦伯的区位论进行修正，提出了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了解释与阐述。1985年，奥古斯特·勒施认为形成集聚的原因是公共基础设施、外部经济与基础工业等为辅助工业提供的生存前提和历史偶然性。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产业群的概念，认为产业集聚加剧了园区企业的竞争，集聚区内的企业更加具有竞争力。

1992年，斯科特（Scott）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1993年，Peter Gwynne在分析亚洲的日本与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韩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成功历程后，认为高科技产业群聚是高新区发展的关键。1997年，Amit和Glaeser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认为产业集聚与公司生命周期相关，公司破产的速率决定着产业集聚。1999年， Baldwin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认为降低货物交易成本的政策有利于产业集聚。2001年，Carrincazeaux等认为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涉及技术创新和复合的企业活动具备地理集聚的内在动力。

（2）产业集聚优势研究

1990年，波特研究了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认为集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了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二是推动了集聚区内企业的创新；三是集群促进新企业和新服务的形成。1991年，Krugman认为集聚经济具有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在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集聚经济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使交易成本最小化。1998年， Baptista和Swann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处于集聚内部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1999年，John Phillimore对西澳大利亚科技园区内的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交流进行了研究，指出园区内的企业与高校之间的网络关系及相互作用对技术创新知识的传播速度具有显著正面效应。2001年，Suma S．Athreye将剑桥高科技园区与美国硅谷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剑桥高科技园区之所以不如美国硅谷成功主要是因为其没有形成高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3）产业集聚对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国外涌现出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技术溢出、网络关系、合作创新、技术贸易等。1920年，马歇尔研究了经济外部性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指出产业集聚中的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977年，Unctad认为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联盟，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活动。2000年，Lucia Cusmano研究了产业集聚中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他对产业集聚情况下，合作企业的性质、知识和能力以及技术溢出的成本进行假设，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决定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利用程度，而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其自身的知识存量和研究与开发呈正相关性。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通过增加产业内的技术贸易，促进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Gabriel Yeguel和Marta Novickand对阿根廷企业生产网络与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产业集聚能够以网络为媒介促进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经济绩效和技术创新能力。2002年，Meyer stamer通过对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合作模式进行分析，指出可以通过企业合作的方式来营造集聚区内企业的创新环境，进而提高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3．服务业集聚研究拓展

（1）国外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服务业集聚理论的拓展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

第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拓展。1996年美国学者马库森（Markusen）在“光滑空间中的黏着点：产业区的分类”一文中，对一些经济增长明显较高的集群区域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四种典型的产业区类型：一是马歇尔式工业区，即以独立的中小企业与私营企业为主要成分，并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体。二是轮轴式产业区，其集群结构主要以一种或几种工业的一个或多个主要企业为核心。三是卫星平台式产业区，主要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组成的产业集群。四是国家力量依赖型的产业区。国家或省市根据国际新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和本地经济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资金、人才，同时也鼓励本地创业英才为弥补国内产业空缺而采取的建立带有浓厚政府指导意义的创业园区或生产加工工业园区。

克罗林加（Knorringa）和梅耶斯塔莫（Meyer Stamer）于1998年，从集群的功能角度，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种基本模式：一是传统的纯集聚模式。它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最为简单的一种模式，是众多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产业集群。该集群内企业相互之间少有分工与合作，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竞争较为激烈。二是产业综合体模式。该模式一般拥有一个或多个规模较大、竞争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起着支配性或主导作用。三是社会网络（俱乐部）模式。在这种集群中，通过市场网络连接起来的专业化中小企业起到了主导作用。两位学者的分类是把产业集聚与地域生产综合体概念整合到了新的产业集群理论中，扩大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内涵。

第二，生产服务业的集聚研究。从20世纪中期开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成为西方学者对服务业研究的重要课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从集聚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行探索。Daniels（1985）、Beyers （198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程度要高于消费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Goe、Coffey和Gillespie、Eberts＆Randal等通过对发达国家都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是国家服务业的最主要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最快的产业。此外，国外学者还从全球、国家或区域、大都市、大都市中心区 外汇空间等关系等视角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比如美国纽约主要采取以曼哈顿区为中心发展金融商务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模式。自主创新引发技术革命是纽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集聚的驱动力，高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分布为纽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日本东京商圈是以总部控制经济，发达的金融业和物流服务为集聚区的发展模式。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印度承接外包服务集聚模式。政府鼓励计算机软件服务及其衍生产业，并适时推出相应政策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建立了一系列的软件外包集聚区，通过大规模出口，带动就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三，中央活动区（CAZ）理论建构与实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功能结构研究。雅各布斯（Jane Jacbos）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对于中央商务区（CBD）功能区划的理念提出强烈的批评，也指出了中心区被人为地局限于服务业而排斥了居住功能的误区。雅各布斯认为，在城市建设规划中，除了考虑城市的基本功能（Primary Uses），还应考虑城市的从属功能（Secondary Uses），即指那些受基本功能吸引的人提供各种服务的功能，如商业设施、娱乐设施、文化教育设施，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居住区建设等。

二是范围及空间研究。在2004年正式发布的《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中，中央活动区跨越了城市的行政界线，将城市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转化为中央活动区，其中规定，一个街区内存在超过50％的商业活动，即可划入中央活动区，且边界非常不规则，伦敦的中央活动区是伦敦中央商务区的扩展，其CAZ建设用地8．5平方千米。威斯敏斯特2011年1月出台的《威斯敏斯特的核心战略》，在其城市空间规划中指出中央活动区域（CAZ）这个术语，现在用来定义一个面积扩大到10个伦敦自治市镇和一个更广泛区域的威斯敏斯特，其中包括玛丽莱博（Marylebone）、费兹罗维亚（Fitzrovia）、骑士桥（Knightsbridge）、皇家公园（Royal Park）和皮姆利科（Pimlico）部分地区。其中CAZ又根据战略要求，划分为核心中央区（Core CAZ）和其他CAZ地区，并指出使用强度和活动范围并不集中在核心中央活动区，其他中央活动区在整个城市中拥有各自独特的特点和地位。基于各自功能、土地使用的规模和强度、土地混合使用类型等，独具特色的CAZ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框架，其中就有核心中央活动区、机遇性地区和其他特色地区等。

三是土地的混合使用研究。对于CAZ中土地的混合使用研究，雅各布斯曾指出，工作、服务和生活活动的平衡混合使用可以使城市公共空间更加富有活力，且具有持续稳定性。其中又区分了混合用地中的主要使用和次要使用，她认为主要使用的土地是那些居住、主要就业或服务功能的土地，可以产生大量的人流移动。而次要使用土地，如商店、餐馆、酒吧和另外一些小型设施，它们正好满足了主要使用土地上的人群消费需求。由此得出不同类型的土地混合使用可以使一个城市充满活力和稳定持续发展之结论。

四是伦敦和芝加哥的实践。2004年发表的《伦敦规划》CAZ中包括一批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功能活动：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企业总部和外交使馆、伦敦最集中的金融和商业服务部门及贸易办事机构、专业服务部门、各种组织机构、通信、出版、广告和媒体。其他主要的用途和活动，例如零售、旅游、文化、娱乐等也集中于CAZ中。它们和伦敦的两个国际购物中心一起，集聚于伦敦的西头（West End）和骑士桥（Knightbridge）两个地区。虽然CAZ的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是它提供了全伦敦30％的就业岗位，据预测，到2026年CAZ的就业可能占伦敦就业岗位增加总量的36％。可见CAZ和CBD有相当的差异，不但大大扩展了传统CBD的功能，CAZ也扩大了面积，提升了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在1999年完成、2000年出版的由芝加哥商业委员会（The Commercial Clubof Chicago）编制的《芝加哥大都会2020规划》（犆犺犻犮犪犵狅犕犲狋狉狅狆狅犾犻狊2020）中，提出CBD“具有金融及各种服务业、旅游会展和轻型工业等产业”，已经突破了传统CBD的功能结构。2002年由芝加哥市规划局委托SOM公司编制的《芝加哥中心区规划2020》中，正式加入CAZ理念。SOM的这个规划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学会（AIA）2004年最佳区域和城市设计奖。从“CBD”到“CAZ”，概念变化意味着空间布局和功能的重构——传统单一功能的商务区，将成为功能更综合的区域。“中央活动区”融合了中央商务区、中心商业区、休闲娱乐区等功能，其功能“将更突出人的体验与活动”。同时，中央活动区较之中央商务区的区域面积更大，亦有利于防止功能过于集中，导致潮汐式的交通拥堵。

（2）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服务业集聚理论的拓展研究主要建立在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的基础上，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服务业集聚研究成为热点问题，研究视角呈多元化趋势，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大视角。

一是从全国（区域）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张思晓（2011）通过对中国29个主要创新集聚城市区域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企业融资结构，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有利于优化区域经营环境。任英华（2011）构建现代服务业集聚统计分析体系，对我国28个省域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差异在时间维度上对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显著，在空间维度上并不显著；交易费用与现代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知识溢出、规模经济、政府行为对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显著。现代服务业集聚主要存在市场主导型、市场和政府推动型、政府主导型三种演化路径。刘曙华（2012）从全球、区域和城市三大地域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并从城市和区域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作用的表现形态。刘曙华还研究了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业集聚对区域空间的重构作用，以及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实证研究。杨向阳、陈媛（2012）从理论上探讨了服务业集聚现象发生的内在机理，具体分析了中国服务业集聚地区的差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从劳动生产率角度出发，考察了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

二是从工业园区、开发区、服务业聚集区视角研究产业集聚。段华君（2008）对影响国家级开发区与现代服务业互动关系的重要因素和主要途径，以及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国家级开发区与现代服务业集聚具有互动效应，两者主要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高运胜（2009）认为，上海应该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作为提高竞争能力和城市辐射功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途径；并分析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区域竞争优势，利用区位商模型计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区域集聚的优势。包晓雯（2011）研究了上海现代服务业聚集的形成机制和发展形态，提出了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现代服务业分布呈空间集聚的形态，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并不显著。陈凯（2011）分析了工业园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了空间布局现有模式，并认为工业园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倾向园区集中式发展。管驰明（2013）梳理了中国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规划，对国外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国内上海、南京等服务业聚集区的发展规划进行了案例分析，最后以常州为例分析了服务业集聚区发展规划的流程和内容。

三是从城市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区。此类研究集中于以服务业发展领先地位的中心城区和地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研究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王雪瑞，2014；夏杰长等，2014；过晓颖，2013）。第二阶段，集中研究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王先庆、武亮，2013；李盾，2013）。蒋三庚、于慧芳等（2009）探讨了北京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演变规律、发展特色、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陶纪明（2009）研究了上海市金融业、律师业、会计业和广告业的空间演变规律。王蔓延和陈铭仁分别探讨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金融产业集聚问题。姚林青等（2013）研究了北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水平与效益，分析了影响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并提出了发展政策建议。管驰明等（2013）探讨了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演变规律、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总的来讲，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然而，对服务业集聚的品牌与文化的研究比较少，缺少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二、集群文化与园区文化

在对集群文化、园区文化与企业文化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集群文化、园区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为后续实证分析集聚区文化和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一）集群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针对产业集群日益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的趋势，国内外的学者着眼于文化精神层面探究和分析了在产业集群孕育期、快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地域文化、创业精神、创新文化、协作精神、学习文化、制度文化等集群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国内外关于服务业集群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群文化的内涵、结构、影响因素和特征、培育策略

美国著名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对造成美国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做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本书在1994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者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原因是尽管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后者蒸蒸日上，前者逐渐走向衰落。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此书一出版，就使企业集群文化引起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者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从而为企业集群的进一步研究拓宽了视野，提供了思路。

目前国内学者对集群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总的来说还比较少见。

杨熙纯（2004）认为，集群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通过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逐步形成的，且被集群全体成员信奉和遵循的价值理念。从形式上看是属于思想范畴的概念，从内容上看是体现集群精神的价值理念，从性质上看是属于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从作用上看是属于规范集群成员行为的价值理念。

陈乃醒和傅贤治（2005）将集群文化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集群在长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集群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行为模式、管理制度与员工心态，体现了集群企业及其成员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经营哲学、竞争理念、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共同信念，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企业共同风范和精神。

邹国胜（2006）认为，集群文化是指在区域上由于产业关系而集中的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被集群企业信奉和倡导的共同信念，包括价值观、信仰、经营哲学、道德准则、管理制度和社会责任等，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集群企业共同的风范和精神。

刘芹、陈继祥（2006）认为，集群文化是指在集群所在地传统文化及区域特有文化的影响下，其内部的成员通过一定时期的互相影响、积淀、整合而形成的风俗习惯、成员共有的价值体系，并能对集群内企业的企业文化及企业行为起支配作用的一种行为方式和共同的理念。

赵广华（2008）把产业集群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精神层、制度层和物质层。产业集群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亚文化，其形成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有传统文化、特定性知识、区域文化、集群内的企业文化、国外文化、地方政府的促进作用六个方面。产业集群文化的主要特征有根植性、企业家精神特征、独特性、整合性。

张连业、杜跃平（2007）提出培育产业集群文化五个方面的培育策略，即制定集群文化发展的规划，做好文化营销；以地域文化为基础构建产业集群文化；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集群文化整体的发展和升华；产业集群内企业文化的整合与协同；加强集群文化的学习培训，提高文化协同性和凝聚力。

2．集群文化对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作用机制

产业集群成长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有Saxenian A．（［美］安纳利·萨克森宁1992），他在研究硅谷的发展时认为，当地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加快了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Morgan和Nauwelaer（1999）认为，知识网络、学习机制和社会资本是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Swann（2002）通过实例分析方法，将创新集群的动力机制描绘成包括企业优势、企业孵化增长以及气候、基础设施、文化资本等共同作用的正反馈系统。

国内学者如魏守华（2002）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图形的方式构造出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陈玉平（2005）认为，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构成了促进我国原发性产业集群成长的核心机制。刘恒江和陈继祥（2005）认为，产业集群动力机制是集群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和推动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力量，从内源动力机制和外源动力机制分别论述了其对集群持续成长的作用机理。吕文栋（2005）基于企业家的视角探讨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并认为企业家对产业集群发展演变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其企业自身较好的经济绩效，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地方主体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李玉连（2006）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在创新能力、持续的市场需求，以及有序的竞争与协作关系方面是构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牟绍波、王成璋（2008）界定了集群文化的内涵，并将其划分为集群精神文化、集群制度文化和集群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分别从集群文化的内核层、次内核层和外围层详细探讨了集群文化对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作用机制。

3．文化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创新型产业集群是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方向。2011年7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在《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试行）》中指出，创新型产业集群是“以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以创新组织网络、商业模式和创新文化为依托的产业集群”。从中可见，文化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文化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丁魁礼、钟书华（2010）从组织形态、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三个方面概括了创新型集群的判断基准。龙开元（2009）认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包括科技创新引导、企业竞争升级引导、出口市场需求拉动三种演化路径。刘会武（2012）研究了政府在创新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赵广华（2008）较早研究了产业集群文化在集群形成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产业集群文化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朱友华等（2010）将产业集群文化与产业集群升级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产业集群文化、区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产业集群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构成了不同的关系结构，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产业集群文化与其外部区域文化、外来文化间的生态关系。李进兵（2016）认为，产业集群内部文化生态包括多中心网络型和核心外围网络型两种基本类型。原有的核心 外围网络型产业集群文化生态阻碍了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应从确定集群文化生态战略、调整集群成员文化生态位，以及建立成员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机制等方面着手，促进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多中心网络型文化生态的形成。

（二）硅谷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原因在于其文化。而文化不可复制，所以硅谷也无法复制。

1．硅谷文化的载体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加州圣何塞地区纵深100千米的一块面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建立采用半导体材料硅制造微电子产品的产业基地“硅谷”。硅谷的建设和成功发展，促使美国和北美洲地区的电子计算机硬件及软件迅速发展，并很快在全世界掀起了微电子技术和微电子产业发展的巨大冲击波，把人类带入电子时代。在此之前还默默无闻，而能在短短20年间就能创造引人瞩目的成就，这与硅谷所处的优越的创新环境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关系密切。

美国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与集群有密切关系。硅谷和波士顿公路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带，是高技术产业集群。它集人才、知识、资金和技术为一体，是一种集约化和高效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技术、信息、知识、人才和金融中心等多种“磁场极”的吸引和辐射功能，促进自身发展并推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

2．硅谷文化的核心内涵

硅谷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其文化的核心内涵简述如下。

（1）价值观念：竞争合作、共生共享。硅谷发展的推动力，不仅在于某一技术、产品或企业，而在于各系统组成部分间的相互竞争和合作。企业内部各单位、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与大学、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开放的，同行业企业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作，相互交流市场与技术信息。公司结构不是大而全、小而全，而是专业化和相互兼容，这种开放型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快速创新。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成了硅谷文化的一大特色。硅谷有被誉为“半导体工业的源泉”的“马车轮”酒吧，工程师们经常在这里相互交换意见，传播信息。

（2）职业精神：献身职业、成就事业和自我创业。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对技术进步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对试验、技术成就和风险的接受比稳健和对公司忠诚更受重视。它将创业者们联系到一起，人才市场的组织和创业方式使企业员工相互间对市场和技术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开办自己的公司”是硅谷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作为久别重逢的问候。公司雇员年均变动35％，小公司则高达59％，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有时就业者跳槽可以只换公司而不换停车场。

（3）创新追求：鼓励冒险、允许失败和踏实吃苦。传统价值观只承认成功，不允许失败。而硅谷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创业者有容忍失败的胸怀和强烈的风险意识。有志者都拥有一颗创业的心，勇敢面对创业带来的得失，失败了就再寻找一份工作。一个创业者在硅谷创业失败，不仅不是污点，而是经历丰富的表现。一个有了几次失败经验的创业者，反而会被各企业争相雇用。踏实吃苦创业的范例比比皆是。惠普和苹果是在废车库里起家的，地下室是著名思科公司的摇篮，雅虎是杨致远在废旧拖车里谱写的，大学生集体宿舍也是一些高技术公司的诞生地。

3．硅谷文化的制度环境

作为创业公司的“栖息地”，其制度环境要素如下。

（1）融资制度。这是由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和风险投资构成的硅谷高技术公司融资环境。大量富有创业精神的科技人才，有魄力、胆识、新创意、新技术和新管理理念，但缺乏创业最重要的资金和管理经验。风险投资的支持对他们无疑是“雪中送炭”。

（2）创新制度。这是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创新源头和产业需求终端之间不断互动的创新环境。先进的创新体系和完善的人才流动机制，使毗邻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

（3）激励制度。这是以股票期权为特征的知识股权制度和人才激励环境。新思想、创意的不断涌现，得益于以股票期权为主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一项调查表明，硅谷老板的巨额收入中，有76％来自股票期权。

（4）市场制度。这是诚信、有序、高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商业协会在分散的产业体系中扮演着关键的整合角色，大公司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政府也将航空和军事领域的研发资金用于支持企业。还有发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健全的信用体系和市场规则。

（5）环境制度。这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优良的软、硬环境是世界各国科技园区的共有优势。

硅谷的成功即是硅谷文化的成功。它是世界高技术企业发展的经典模式。其成功是因为它有效地实现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合。特定的文化、制度和环境孕育了硅谷。

（三）园区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园区作为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它具有物流园区、科技园区、文化创意园区、总部基地、生态园区等类型。学术界对“园区文化”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而集聚区发展只有10多年的时间，关于集聚区文化建设及体系研究的资料相对较少，甚至可以说集聚区文化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知。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组织形式，集聚区文化同一般的园区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园区文化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提炼，对集聚区文化建设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国内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园区文化的内涵、结构、特征、内容等方面的研究

郭伟胜（2003）指出，硅谷把园区文化定义为它是由价值观念、制度规则和器物层次三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各部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张玉观（2003）认为，园区文化不仅包含园区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准则，也包含园区成员共同营造的人文环境、文化氛围。它具有包容性，即包容园区内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管理体制下的企业文化；引领性，引导园区内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整合性，把多元的企业文化整合为具有园区特色并被园区所有成员认同的新型文化。

郝继涛（2008）认为，园区文化主要包含企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文传统以及品牌文化。

刘本锋、罗志坚（2009）认为，新型园区文化是指园区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是指引全体园区成员遵循的精神力量，体现着园区成员的创新精神、道德品质、诚信等微观文化。构建新型园区文化，就是为园区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信念、新的经营理念等。它不仅体现了工业园区应具备的基本“文化”特性，又具有本园区自身的文化特点，它是工业园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

康定华、潘赞平（2010）认为，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生态文化就是要将生态理念融入园区文化体系中，包括生态意识、生态精神、生态道德、生态制度、生态价值观等。把生态文化作为园区经营发展理念贯穿落实到园区的各个方面。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园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卓佳（2011）认为，园区内部文化体系分为管委会对整个园区（即社区文化）、企业与企业之间（即企业间文化）、企业对自身（即企业文化）三个层面，同时这三大层面也分别体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上。

李志平（2008）指出，所谓集聚区文化，是指在集聚区所在区域传统文化及区域特色文化的影响下，其内部成员通过一定时期的互相影响、积淀、整合而形成的风俗习惯、成员共有的价值体系，并能对内部企业的企业文化及企业行为起支配作用的一种行为方式和共同的理念。

周丽（2011）认为园区文化是处于中观层面的产业文化形态，既区别又包含于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总体，又不同并涵盖了微观企业文化个体。其核心是体现一种基于制度创新导向和“政府＋市场”模式下有效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服务创新紧密结合的精神特质和文化表征，以及满足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硬件文化与软件文化、产业多元性文化与企业个性文化的一致性表达和整体传播。在对国内典型高新区园区文化特征进行比较与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高新区园区文化体系建设框架，其内涵包括园区制度文化、园区精神文化、园区形象文化、园区展示文化、园区行为文化、园区创新文化、园区产业生态文化。

2．园区文化的发展路径、类型、对策研究

徐鸣（2008）认为，不断地完善园区“软环境”，是园区吸引企业进园以及留住企业驻园的重要因素。建设园区文化对策有制定明确的全省园区发展政策、完善园区法律环境、建立良好的政府服务环境、积极培训和构建和谐的园区文化。

孙万松（2006）认为，培育园区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培育对园区成员有主动服务意识的管委会文化（服务是管委会的主要职责），培育以创新精神为主的园区文化（创新是园区能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培育具有团队精神的社区文化。和谐社会关系是园区文化培育的最高目标。

李红艳等（2004）认为，园区文化的三重架构包括社区文化、创新文化、创业文化，并且提出了我国园区应当注重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建设。

高枚（2008）举出一些国外园区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园区文化对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提升江西工业园区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顾海（2002）认为，工业园区文化建设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工业园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把园区文化建设当成一项系统工程来贯彻落实，形成“园区强化指导协调、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员工参与创建活动、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的齐抓共管的局面。这种情况需要园区所有成员共同努力。

杨立新、屠风娜、高原（2008）认为，生态工业园区的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可以分为五点：成立生态文化建设管理机构，制定生态文化建设保障制度，加强生态文化硬件设施，开展员工生态文化教育宣传活动，全面推进园区绿色生活的发展。

（四）企业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而集聚区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组织形式，集聚区文化特别是集聚区内企业文化与一般企业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企业文化研究相比，集聚区文化在内涵分析、体系构建以及评价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显得较为稀缺。因此，对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提炼，以期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集聚区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专注于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国内外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理论的逐步深入研究，二是企业发展的应用研究，三是企业诊断和评估研究。

1．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

（1）企业文化的概念。企业文化的概念至今尚未有一致的定义。在此仅选取国内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期望从中寻求企业文化概念的共同特性。威廉·大内（2009）认为，传统和气氛构成了一个公司的文化，公司文化意味着公司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成为公司员工活动、意见和行为规范。沃特曼和彼得斯（1985）认为，企业将其基本信念、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员工，形成上下一致的企业文化，促使广大员工为自己的信仰在工作，产生强烈的使命感，激发最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迈克尔·茨威尔（2002）认为，企业文化在组织的各个层次得到体现和传播，并被传递至下一代员工的组织运作方式，其中包括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一整套信念、行为方式、价值观、目标、技术和实践。彼得斯（1985）认为，企业文化是摄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当代先进的管理策略，为企业职工构建的一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环境氛围。魏杰和赵俊超（2001）认为，企业文化指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钟岩（2000）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在企业内建立一种企业员工认同的价值观，以这种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以企业精神为核心形成系列管理行为和活动。陈亭楠（2003）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从经济活动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内部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为该组织所共同认可。虽然以上定义并不相同，但能从中找到些共有特性，如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等。

（2）企业文化类型。企业文化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划分和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的企业文化类型。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赫期克提出了强力型企业文化、策略合理型文化和灵活适应型文化等企业文化分类方法。许多中国学者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又归纳出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按所有制划分、按生长点划分、按引进程度划分、按内容特色划分、按最高价值划分、按价值理念划分等。

（3）企业文化构成。学界关于企业文化构成的研究，主要观点包括：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进行研究，将企业文化分为生产文化、技术文化、经营文化、管理文化、服务文化、福利文化和环境文化进行研究，将企业文化分为经营性企业文化、管理性企业文化、体制性企业文化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第一种观点，即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部分构成。

2．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

（1）企业文化建设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①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研究。赵东对日美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比较，提出企业文化建设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了文化因素对企业未来竞争的重要性。占德干等采用荷兰组织行为学家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对中国企业文化构建做了初步实证性探索，采用企业文化调查表和《中国价值倾向调查表》进行了关于中国企业文化构建的一项实证性研究，发现这些变量的综合作用对企业文化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②企业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研究。李国强等（2005）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创新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灵魂，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塑造企业文化的关键，企业员工培训是企业文化落实的根本，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有机结合是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保证。张妙偲（2010）就目前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建设途径进行研究，并以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加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建议。王雪梅等（2006）从管理心理学角度提出了如何建设好企业文化的建议：注重员工各类型层次需要的满足；重视激励机制建设，调动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有利于工作的氛围，提高工作效率；重视非正式组织作用和发挥团队作用，创建学习型组织；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管理，形成健康的文化氛围。

（2）企业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研究。学界观点较统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观点有：①认为企业文化对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增加有重大影响，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也是核心竞争力的内核和主要组成部分，优良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②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核心竞争力不是指企业局部的优势或强项，而是企业长期磨合协调形成的整体实力，并且企业文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特性、扩展延伸性的特点，从而为企业提供发展的原动力；③认为企业文化本身就是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企业外部，而是取决于企业文化，企业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企业文化竞争力是企业市场地位和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如何塑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其研究的重点。

3．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研究

（1）企业文化的诊断研究。国外如Rayamond F．Zammuto和Jack Y． Krakower运用了聚类分析法对企业文化进行了测量；Roger Harrison和Herb Stroke在1992年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大部分组织共有的四种文化，经变化后可适用于不同企业，这种诊断可用于企业发展、团队建设、提高产量等。Pierre Du Bios和Associates Inc在1997年出版了一套用于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的量表；Kim S．Cameraon和Robert E．Quinn在1998年出版的《诊断和改变企业文化：基于竞争价值理论模型》，为诊断企业文化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框架以及有效的测量工具。

（2）企业文化的评估研究。企业文化评估是企业测评研究的重点，按照评估目的以及应用范围的不同，一般可分为三个研究方向：①企业文化类型评估。最为著名的是Quinn和Cameron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企业文化评估量表（OCAI），其主要判断依据有六个：主导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此外类似的有Rob Goffee和Gareth Jone的双S立体模型，主要是基于组织中的社交性特点而建立的。这两个测评表评估的方式类似，主要区别是维度以及类型采用的划分方法不一样。②企业文化风险评估。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考察了企业文化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陈传明等（2005）通过对个体、组织以及企业文化实践三个层面的研究来评估企业文化的刚性，从而防范在战略实行中文化上的风险；Chatman构建了组织价值观量表（OCP），其评估维度包括7个方面，即革新性、稳定性、尊重员工、结果导向、注重细节、进取性和团队导向；郑伯埙（1990）认为其维度包括科学求真、顾客取向、卓越创新、甘苦与共、团队精神、正直诚信、表现绩效、社会责任和敦亲睦邻九个维度；Hofstede建立了多维度组织文化模型（MMOC），其主要维度包括价值观和惯例。③企业文化效果评估。目前，对于企业文化效果评估的研究还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少数学者进行了定量研究。中国企业文化测评中心（CCMC）通过对Quinn和Cameron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企业文化的测评体系，即和君创业咨询有限公司建立了以GREP竞争力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评估体系，系统包括4个维度和17个评价要素。然而，相关的评估研究在指标选取和实用性方面仍存在不少缺陷，评估后改进的方向和步骤也有所欠缺。

总的来说，从企业文化的研究史可以看出，学术界、企业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建立了多角度、多方位具有一定理论和实用价值的企业文化模型。同时，许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学界在企业文化的基础模型、企业文化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联系作用机理及契合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www.daowen.com)

三、品牌与文化软实力

在对品牌与文化软实力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品牌与文化软实力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并着重阐述了品牌与文化软实力相关联的几个主要的理论，如品牌理论、城市品牌理论、区域品牌理论、文化理论、城市文化软实力理论、区域文化软实力理论等。以此为基础，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与理论支撑。

（一）品牌相关理论研究

1．品牌概述

（1）关于品牌的定义。“品牌”的英文单词为“Brand”，源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brandr”，意为“燃烧”，并延伸为“打上烙印”。在各国，“品牌”一词的应用各有不同。如在日文中，“品牌”一词采用日文与外来语并用的方式使用。日文“铭柄”两字代表商标或品牌，“ブランド”则是“Brand”的外来语形式。在我国，明清时期便开始应用“字号”“招牌”“牌子”等字眼，表达与商标、商号、品牌等的相关之意。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将英文“Brand”译为“品牌”两字。

如今，“品牌”一词已成为世界生活中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关于品牌的定义有很多种说法，代表性学者及定义如表1．1所示。

表1．1 国内外品牌领域专家学者对品牌定义的主要观点

续 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综合上述品牌领域专家学者的观点，结合各种文献对品牌的理解，笔者认为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它的载体是用以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符号或者设计及其组合，增值的源泉来自消费者心中形成的关于其载体的印象，它存在的核心意义是创造良好的顾客感受和体验，追求顾客满意。

（2）品牌的构成。一个完整的品牌不仅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它含有许多信息，只有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品牌才是完整的。品牌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显性要素是品牌外在的、具象的因素，可直接给予消费者视觉上的冲击和感觉上的印象，主要包括品牌名称、标志与图标、标记、标准字、标准色、标准包装、广告曲调等。隐性要素是品牌内在的富有内涵的因素，它不会被直接感觉，它存在于品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是品牌的精神、品牌的核心。它主要包括品牌承诺、品牌个性、品牌体验和品牌文化。

（3）品牌的价值。品牌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成功的品牌是通过增加可吸引消费者购买的价值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盈利能力。简言之，品牌不仅对企业有好处，而且对消费者也是有价值的。

消费者为什么喜欢品牌？消费者为什么要花更多钱来购买他们所喜欢的品牌商品？主要是品牌——购物依据、品牌——品质保证、品牌——美好感受、品牌——个性展示、品牌——身份象征、品牌——相互承诺。

企业为什么需要品牌？通过品牌能够为企业创造长期且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主要是品牌——区别对手、品牌——更多利润、品牌——竞争优势、品牌——获得忠诚、品牌——利于新品、品牌——聚集资源、品牌——渠道支持、品牌——延长生命、品牌——无限资产。

2．城市品牌概述

（1）城市品牌的定义。一般认为，“城市品牌”的概念最先是凯文·莱恩·凯勒（Kevin Lane Keller）于1998年提出的。他在《战略品牌管理》一书中，首次将品牌的主体延伸到企业之外的其他领域，认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提出了作为区域品牌的“城市品牌”的概念与特征，即城市品牌是相对固定的地理名称，是城市个性和价值取向的体现；城市品牌综合象征着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城市品牌是城市所创造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面品牌的综合；城市品牌是城市的一种资源和无形资产。

近年来我国的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众多关于城市品牌的定义。有的从城市形象和典型特征方面，有的着眼于品牌的识别功能，有的则从营销的观点出发对城市品牌进行了界定，还有的从品牌形成和品牌功能的角度，从经济学的角度以及从消费者和品牌内容的角度定义城市品牌。

城市品牌是一座城市最具识别度的标识，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广义的品牌，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商品商标层面，更是在某个领域由资源禀赋、优势特点形成的独特口碑、无形资产。一个城市的品牌，往往会与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相关，有些品牌甚至会深深融入城市精神，与城市的气质和品格融为一体。

综合众多定义之所长，笔者认为，城市品牌是一个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个性化优势资源的总和，是一个城市在推广自身的过程中，根据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所传递给社会公众的独特价值体验，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2）城市品牌建设内涵。城市品牌建设，包含城市品牌建设和企业品牌建设两层含义。城市品牌建设是一项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企业、政府、社会中介、科技和消费者，其中企业是核心。

一般来说，建设城市品牌需要开展以下工作：制定城市品牌战略规划，主要包括品牌定位、品牌选择、品牌开发等，其中政府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是关键；把城市品牌价值同时在各个行业、企业、产品层面贯彻落实，以核心产业、企业为先导。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区域竞争，将以文化论输赢”。在建设城市品牌时，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品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优秀的品牌具有良好文化底蕴，目标受众在接受城市品牌的过程中，同时选择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在建设品牌时，文化必然渗透其中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创建品牌就是一个将文化精致而充分的展示过程；在品牌的塑造过程中，文化起着凝聚和催化的作用，使品牌更有内涵；品牌的文化内涵是提升品牌附加值、产品竞争力的原动力。

3．区域品牌相关理论研究

我们通过对区域品牌的内涵、区域品牌的构成机理、区域品牌形象构成、区域品牌传播和品牌建设等五个方面的相关观点的梳理提炼，期望能够为后续研究起到理论支撑作用。

（1）关于区域品牌的内涵研究。第一，国外相关研究。在笔者检索到的西方关于“区域品牌”相关概念的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关键词是地区品牌（Place Branding）、国家品牌（Country Brandingor Nation Branding）、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区域品牌（Regional Branding）、地理品牌（GeoBranding）、集群品牌（Cluster Branding）、城市品牌（Urban Branding）和社区品牌（Community Branding）以及目的地品牌（Destination Branding）和地区品牌（Location Branding）等表示区域品牌的关键词。其中，地区品牌（Place Branding）在国外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以至于安霍尔特“以Place Branding作为区域品牌概念”的建议得到了国外区域品牌研究者的广泛支持。从既有的国外文献来看，区域品牌可以视为以一定地理范围命名的公共品牌的统称，涵盖了包括国家、城市、地区、集群等多个地域范围或经济体，并因区域地理范围的大小而有所区别。

国外关于区域品牌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科特勒（Keller，1998）。科特勒认为地理区域可以向产品和服务一样拥有品牌，而品牌的名称就是该地理区域的实际名称。该品牌可以使“消费者”对地理区域有所认知，并产生相应的联想。当这种区域品牌联想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来时，就会引发消费者在该区域进行“消费”的行为，从而区域品牌就产生了。

较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品牌定义，当推莱尼斯托（Rainisto，2001）的概念性描述。他认为区域品牌是某一地理区域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附加吸引力”，因此，区域品牌识别系统的建立就成为区域品牌塑造问题的核心。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借鉴产品品牌和公司品牌的定义，提出了区域品牌的概念。如莫尔甘（Morgan，2002）认为区域品牌的内涵主要包含“功能性利益的产品特性”和“非功能性利益的附加值”两部分。卡瓦拉特奇思（Kavaratzis， 2005）根据前人的品牌研究成果，认为区域品牌的内涵应该“通过功能、情感、关系和战略要素等的共同作用，而在公众大脑中形成的一系列独特联想的多维组合”。乔治·阿伦（G．Allen，2007）则根据公司品牌的定义，将区域品牌的概念总结为“政治或地理框架下的产品或服务的品牌”。

第二，国内相关研究。总体来说，尽管国内对于区域品牌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从学者在研究中的表述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从区域的视角来定义区域品牌。贾爱萍（2004）认为区域品牌是指“某个行政地理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生产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产业产品”；并且应该是“限定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带有很强的地域特色”。韦光和左停（2005）也认为区域品牌应该是限定在“某一特定行政（地理）区域内”，基于当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市场规模、知名度与美誉度的集体品牌或综合品牌”。

二是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定义区域品牌。洪文生（2005）认为区域品牌是产业集群化的必然结果，是集群企业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是集群产品的形象主体。姚向军（2005）认为区域品牌是具有众多企业在一定空间内集聚，所使用的统一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或上述的组合）。因此，区域品牌的价值来源于产业集群及其内部企业。李永刚（2005）利用“区域产业品牌”替代了区域品牌，认为它是“由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形成的市场声誉与影响力，是对品牌主体空间方位状态的限定”。因此，其主体不应局限于单个企业，而应该是整个集群。

三是从地理品牌或地域性特产来定义区域品牌。董兵兵等（2005）认为区域传统产业、地方名特产品、地域文化或景观都是区域品牌的载体。因此，区域品牌可以具有极高的美誉度和商业价值。张胜涛等（2005）认为区域品牌的发展，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地方农产品和特色深加工产品。因此，区域品牌无法脱离其生存的地域环境，具有刚性的地域属性。陆国庆（2002）也认为区域品牌与该地区的地理特征、资源优势和人文历史渊源密不可分。

四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定义区域品牌。张挺等（2005）认为区域品牌是区域营销的重要内容，是受众对一个区域（包括城市、地区、国家在内）的核心价值与特征的认知，是一个区域与受众关系的载体；并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将区域品牌定义为国家、区域、城市等某个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的品牌。蒋廉雄等（2005）认为区域的范围包括国家、省、市、城镇甚至社区，因此区域品牌是一个基于地理位置的概念。区域品牌的对象包括所在区域的行业、产品、服务、文化、组织、人员、自然资源、气候及位置等所有可以施行品牌化的对象。陈栋（2010）认为，狭义的区域品牌是指某个行政或地理区域内形成的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具有较大生产规模、较高市场占有率和较强社会影响力，并为该地产业与企业所共同拥有的知名品牌。广义的区域品牌，除了包括产业与企业品牌集群外，还包括区域文化品牌、名胜品牌和景观品牌等。区域品牌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区域特征、品牌内涵和产业基础等。和一般企业品牌相比，区域品牌除具有品牌的一般属性之外，还具有区位性、公共性、协同性、持久性等特征。

第三，区域品牌内涵研究的差别。从国外区域品牌的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对区域品牌研究的落脚点，可以是地区（省、市、社区等）、目标顾客群、地区形象或者产业集群等多方面。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则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国民、组织、产业、观念等，几乎囊括人们生活所有方面的内容。因此，国外“区域品牌”一词应是对以地理区域命名的公共品牌的统称，是涵盖了国家品牌、城市品牌、地区品牌、目的地品牌、地理品牌、集群品牌等多种类型区域品牌的属概念。国内学者对区域品牌研究的落脚点则相对统一，主要包括集群品牌、目的地品牌以及地理品牌。其中，对集群品牌的研究最多，理解上也较为一致。研究对象上，以某区域内的某产品或某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认知。总体而言，国内对“区域品牌”一词的理解即“区域品牌”是对以地理区域命名的一类产品的统称，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主流方向。

（2）关于区域品牌的生成机理研究。产业集群的实质是生产同类或相同或相似的产品的企业集聚的地理群居现象，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区域品牌，所以也可以说区域品牌的内涵中包括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曾被迈克尔·波特形象地描述为“磁场”，它用它的磁力吸引着高级人才和一些其他关键要素。而正是这种磁力使产业集群拥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波特将这种竞争优势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经济要素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一类是非直接经济要素竞争优势，包括企业网络的形成、政府对创新的引导、大学和研究所与企业的交流、金融部门的支持、中介机构的服务等创新系统。这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也孕育着集群品牌，最终将成为集群品牌的品牌资产。

姚泽有（2002）提出区域品牌建设的三步骤模型：名牌创造、名牌区域化、区域名牌化。也就是在一定区域内，随着名牌群体的扩大和资产向名牌集合区域的聚合以至整个区域也成为名牌区域，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品牌。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从点到面再到体，而区域品牌就是体。

陶金国（2003）提出中小企业集群因其弹性的生产方式和所具备的特征（机构稠密性、学习和创新性、根植性），形成了独特的内在机制（即集聚、竞争、合作、学习和创新机制），这种内在机制体现出集群整体强劲的竞争力，有助于推进以集群为基础的区域营销，建立区位品牌。

杨建梅等（2005）首先从市场份额、区域文化和区域营销三个方面分析了区域品牌的生成机理，然后提出了区域品牌的五阶段成长路径模型：即区域产品、区域认知、区域美誉、区域文化和区域信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品牌的三类形成模式：依托稀有的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依托特别的技术和工艺发展起来的、依托产业集群实现相关产业资源集聚发展起来的。

李永刚（2005）认为区域产业品牌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由企业品牌转型而来的区域产业品牌，如温州“正泰电器”；第二类是具有企业品牌的形式但并没有任何企业作为品牌主体的区域产业品牌，是完全自发演变形成的，如温州苍南“乡巴佬”食品；第三类则是既无主导企业又非经工商注册登记的抽象品牌，如义乌小商品、永康五金、嵊州领带等。现实中存在的区域产业品牌大多都属于此类。

顾强（2006）则是考虑到产品品牌与区域品牌的发展关系，把区域品牌形成模式分为两种：一是由产品品牌上升到区域品牌，即先培育区域的知名品牌，再通过这些产品品牌建设区域品牌。二是由区域品牌推动产品品牌。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区域具备一定的区域品牌基础，通过区域经济的经营、规划、管理，改善优化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环境，再以良好的区域产业形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塑造区域品牌，最后借助区域品牌带动产品品牌。

（3）关于区域品牌的形象研究。区域品牌形象与品牌形象相比，它们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区域品牌形象同样是人们心目中的感知印象，不同之处在于区域品牌形象更强调区域内的不同主体——居民、来访者、工厂、企业首脑、创业者、投资者和外部购买者，对区域品牌形象的感知印象。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区域品牌形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区域形象和产业集群。

区域形象的研究源于原产地效应，学者对原产地效应的研究过程中曾提出过“国家形象”的概念。Anathema认为，国家形象是商人和消费者对于某一特定国家产品的印象、声誉和刻板印象的总体感知。在商人和消费者心目中，这种印象表现为对产品、国家特征、经济和政治背景、历史以及传统的集体感知。菲利普·科特勒在进行消费行为研究时发现区域形象会直接影响居民、来访者、投资者对这一区域的整体印象，除此之外还会影响消费者对该地区的产品的态度和购买行为。蒋廉雄等（2005）认为，区域形象是消费者对该“区域”的一种信念、观点和印象，这种信念、观点和印象是消费者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该区域的信息后，简化处理的结果。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区域形象概念的属性不同于产品品牌形象的产品属性，它具有独特的、复杂的多维结构，是区域各种形象资源在消费者心理的认知反映。

区域品牌形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载体——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可以说是区域品牌的理想载体。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既包括纵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包括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值得强调的是，正是既有上下游企业又有竞争企业的存在，才形成了集群外部类似于原产国效应的“××制造”效应，这也帮助集群形成了“外部规模效应”。但是，对于产业集群而言，它又是一个整体，它以一个整体形象而呈现在不同主体面前。因此，可以说区域品牌具有比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更大的影响力和聚集力。除此之外，区域内的区位条件、产业特点和资源禀赋等特定条件也是产业集群得以发展的必备条件，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推动下，共同选择了适合本区域发展的产业，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使得区域内的企业具有其各自的专业化优势，由此在集群产品冲击着消费者的感知印象过程中，区域品牌在激发消费者对整个区域内所生产的产品的好感过程中，会进一步引发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再者，区域品牌作为公共物品，它是产业集群外部竞争力的强有力的形象的体现。区域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源自该产业集群的区域特色经济，这种特色经济的形成是在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分工、技术的进步过程中，其内部汇集各种生产要素，产业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的成果。在产业集群具有良好的组织性的前提下，区域内企业的合理分工和相互的配套服务体系能够提升集群产品的科技和质量水平，也能够有效利用区域内部资源，这样有利于吸引外部优质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区域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得以提升，直接影响着区域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因此，产业集群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区域内的企业应该重视和维护好产业集群的公共品牌——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研究从本质上说是品牌研究的一个分支，品牌研究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适用于区域品牌研究，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品牌形象研究进行了述评。王长征、寿志钢（2007）认为，有许多学者对品牌形象下了明确的定义，根据这些定义所强调的不同重点将它们区分为强调心理要素、强调意义、强调自我意义和强调个性四种类型。

综上所述，对品牌形象构成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关系到如何将品牌形象的概念转换成具体的营销实践。然而，在品牌形象的构成要素上，同样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就主流研究而言，学者们一般认为，品牌形象由多重不同性质的复杂要素构成，目前主要的分歧并不在于品牌形象到底是仅由与产品相关的物质和功能要素构成，还是仅由与产品无关的社会和心理要素构成，而在于不同的理论模型所包含的具体要素之间的差异。

（4）关于区域品牌的传播研究。在有关文献中，品牌传播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种整合模式，即在平衡利益相关者、推进有效品牌传播的策略以及让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最大化这一过程中的努力（Borg，2008；Braun，2008）。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利益相关者在受制于地区限制的同时，也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区域品牌的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在一个网络中关系的重要性。

Kavaratzis（2005）认为，区域品牌的传播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传播主要包括某个地区或是城市的地形地貌、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和管理结构，以及这个城市的行为。城市行为主要是指城市或是地区的领导者对这一城市的愿望，以及为此所提供的财政支持。第二个层次相对于第一个层次更为正式且意图性更强。这一层次的传播主要是利用广告、公共关系、图形设计以及一些标志来完成的。

在Hankinson（2004）的品牌传播模式中，处在中心的是品牌的特性，其中包括功能特征、象征性特征以及体验特征。Gnoth（2002）也把这种互动的服务提供者看作是一种网络，而不是一种分布的渠道。某一地区区域品牌的管理可以通过旅游品牌特征的扩展来实现，例如，德国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包括其地表风貌、文化古迹（城堡、葡萄栽培文化、艺术）等可以推广到其汽车品牌，比如梅赛德斯、宝马以及大众等。同时，由于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品牌传播的成功涉及四个不同的层次划分：一是有关品牌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在一个区域中某些城市应该具有全球化城市的特点，这些城市由于其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存在而充当了这一区域中的枢纽功能；三是信息的流动，包括其网络传播；四是智力支持，管理方面的精英在幕后控制着区域营销的渠道和传播过程。

在一个创新的时代，品牌传播离不开互动、分配、组织以及监管过程。首先，互动频率和速度的加快要求数据处理速度的提升。其次，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清楚哪些是可供分配的有利于区域品牌传播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能起影响作用的无形资产，特别是不言而喻的知识。最后，理论性的思考有利于在决策中更好地操作这一复杂的传播过程。

（5）关于区域品牌的建设研究。Jonathan Baltuch提出区域品牌创建的七步法：内部调研、外部调研、品牌精神的确定和标识的设计、品牌包装策略和实施、内部推广、外部推广（公共关系）和广告。

魏守华、邵东涛（2002）提出，区域品牌可以通过产业群具有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建立，或通过完善的产品质量来建立，或通过区域提供独特的产品或服务来获得，或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产品差异化来获得。夏曾玉、谢健（2003）对温州鞋业的区域品牌建设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合理分工、密切协作是打造区域品牌的关键，并指出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与商会、企业家都是影响温州区域品牌建设的相关因素。洪秀华（2005）认为构建企业集群品牌时，应由龙头企业创品牌，形成集群品牌。因为集群品牌不是把一个个品牌简单累加，而是通过整体规划来整合资源进行有机构建。另外还要建立品牌忠诚，培育区域文化，建立人才战略以及政府给予相应的指导与扶持，并指出福建实施企业集群品牌战略时存在品牌文化含金量低、品牌运作力度不强、受家族式管理约束等问题。

郑雨尧、计东亚（2004）研究了浙江地区“块状经济”中的品牌建设状况，指出其品牌建设呈现出“重地区品牌建设，轻产品品牌建设”的局面，存在品牌意识较低、产品档次低等严重不足，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建设“块状经济”特色的品牌优势。郑海涛、周海涛（2005）认为广东专业镇集群品牌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集群品牌定位不清晰、集群品牌的传播区域狭窄、手段落后等问题，而实施集群品牌发展战略是广东专业镇产业机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张胜涛、杨建梅、邓恢华（2005）对狮岭皮具的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狮岭皮具区域品牌的影响力较大，但由于大部分企业依靠贴牌、租牌生产，造成其自身几乎无美誉度和忠诚度可言的尴尬局面。因此要以区域品牌为契机，通过提高其在行业中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来带动集群和企业品牌的发展。邓恢华、杨建梅（2005）结合国际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历史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分析得出广州具备发展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可能性，但是与世界十大汽车产业集群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提升广东汽车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要有打造集群品牌的意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进入集群。李大垒（2007）在对浙江大唐袜业集群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企业集群在整体品牌创建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品牌创建相关组织机构不完善，近半数企业几乎没有营销组织，企业个体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品牌创建过程模糊不清。

从文献回顾与分析来看，一方面，有关区域品牌的理论研究尽管为数不多，却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借助产业经济领域研究的基础以及品牌管理理论的渗透，区域品牌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区域品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明确区域品牌这个概念时间较短，研究的历史也较短，还没有形成足够的理论积累。

总体上看，区域品牌的相关学术研究跟不上实践的发展，区域品牌相关研究远落后于区域品牌化实践。区域品牌研究现已超越营销应用的狭窄界限，然而区域品牌培育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区域品牌还没有明确、统一的称谓和定义；二是区域品牌研究中还很少展开跨学科的研究，定性研究占据主流，定量研究比较少，且缺少定量研究的工具和方法；三是缺少理论基础和形成机理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指导区域品牌的培育还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需要系统研究区域品牌形成机理，并提出其建设的策略，以弥补理论支撑的不足，为区域品牌培育实践提供更多指导。

（二）文化软实力相关理论研究

1．文化概述

（1）关于文化的定义。“文”与“化”两个字以及“文化”这个词确实很早就出现了，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文化”一词，却是一百年前从日本传入的日语汉字，用来翻译西文Culture一词，而该词又是从Agriculture（农业）这个词引申出来的，最初见于古罗马哲人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辩论》。他用农业耕种中的耕地、播种和丰收作隐喻，来形容文化对人的头脑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文化的传统含义指的是有知识、有修养。

西方学术界对“文化”这一概念的产生与进一步研究始于18世纪。19世纪末，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用于人类学研究。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对西方自1871年至1951年关于文化的166种定义做了评析，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由明确的或含蓄的行为模式和有关行为的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取和传递。它涵盖该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其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由传统（即历史上获得的并经选择传下来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所附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下一步行动的制约条件。”“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性式样又包括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内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2）关于文化的结构。一般而言，文化可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一是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积累的总成果形态界定，这是“泛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的总称，即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物质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揭示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贡献力量，同时增加社会经济财富，促进社会进步，包括基础型物质成果、应用型物质成果与开发型物质成果等。精神成果是在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独具特征的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结合，主要表现为社科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行为准则等。

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精神生活特指界定，这是“大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和地理学。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包括哲学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管理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也涵盖了诸多相关社会学科，例如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美学、艺术学、教育学、管理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宗教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

三是从一定社会形态结构的构成界定，这是“中文化”的概念。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分支。

四是从一定社会的观念形态中的意识形态上去界定，这是“小文化”的概念。即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一定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反映。一定的理论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乃至是一定社会文化的核心。

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结构仍莫衷一是。往往由于研究视野和考察视角的不同或者所运用的思考方式和分析工具的不同，形成了对文化结构界定的“百家争鸣”局面。

2．城市文化内涵

城市作为最重要的人类聚居地，不仅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活交往的中心，同时也是城市所容纳的社会群体的文化汇集、交融和传承的中心（德波拉·史蒂文森，2015）。在漫长的发展中，文化成为维系城市中社会共同体稳定的力量，也成为彰显城市独特性的核心要素。因此，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2009）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其文化功能的体现。“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

刘合林（2010）在《城市文化空间解读与利用——构建文化城市的新路径》中较系统地对城市文化内涵进行了综述。

（1）关于城市文化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成员在特定城市区域内，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为该城市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张丽堂（1983）援用了泰勒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将城市文化定义为人类生活于都市社会组织中，所具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一切都市社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及习惯。郑卫民（2005）认为，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

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文化仅指指导城市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精神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教育、科技、语言文学、艺术等精神理念和精神产品。例如《中外城市知识辞典》认为城市文化往往也被称为“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秦启文（2004）认为，城市文化是指生活在城市区域内的人们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象化活动中，所共同创造的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和道德规范，以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或城市特色）的典章制度、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技术和艺术成果。

（2）关于城市文化的一般结构。城市文化的结构或体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即城市文化结构。

①就文化的层次性而言，可将城市文化划分为城市物质文化、城市制度文化与城市精神文化。城市物质文化，又称为表层城市文化，是通过物质形态而表现的文化，由城市可感知的有形物质实体组成。城市制度文化，又称为中间层城市文化，是通过城市规范与制度体系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城市精神文化，又称为深层的城市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

②就不同文化在城市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可将城市文化划分为城市主文化与城市亚文化。城市主文化是在城市中占主导地位，为城市中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享有的文化。城市亚文化是仅为城市中一部分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享有的文化。根据城市亚文化主体性质及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城市民族亚文化、越轨亚文化、外来人口亚文化等。

③就文化的组成单位而言，可将城市文化分为城市文化特质、城市文化丛与城市文化模式。城市文化特质是组成城市文化的基本要素或最小单位。城市文化丛指因功能上相互联系而组合成的一组城市文化特质。城市文化模式指城市中所有文化内容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特殊形式和结构，这种形式和结构往往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

（3）关于城市文化的主要内容。由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许多学者通过明确城市文化的具体所指对象而达到利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中外城市知识辞典》认为城市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前者为物质的或有形的器物用品，如城市建筑、园林、教堂、公共文化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等；后者则为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艺术、宗教、法律、习俗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

杨东平（1994）通过比较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可以从五个方面认识具体城市文化：一是城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城市社会的变迁是一个文化大题目，它的外在表现，是城市建设和人文景观。二是城市的制度组织和社会结构，这是在制度文化层面上对城市现代化程度的观测。三是城市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这是按文化的狭义或常义所反映的城市文化状态。四是城市的人口构成和文化素质，这既是城市文化形成和发展最活跃的动因，也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指标。五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是城市文化的深层基础。

任平（2000）通过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城市文化发展状态，强调了后现代城市文本认知方式对城市文化内涵理解的深刻影响，认为城市文化是每一个时代的时尚总汇，如建筑时尚、服饰时尚、饮食时尚、知识时尚等。城市文化是城市人格的表现，城市是人格化的主题空间，它映射着民族的、时代的与人格的光辉，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文化的集中表现。

倪鹏飞（2004）则在研究城市竞争力中将城市文化列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认为城市文化载体的内涵体系由理念文化、行为文化、产业文化、人文景观文化、自然景观文化五大系统构成。

朱柏林（2005）根据城市发展的特征，认为城市文化指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形态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其中，形态文化是指地理区位生态特点、城市规划布局、建筑特色、标志性建筑、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等；经济文化是指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特色、经济资源优势、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社会文化是指城市人口族群状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精神文化是指哲学、宗教、道德、文艺和社会心理等。

李坚等（2006）则抛开文化的经典定义框架，从更广泛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考察城市文化，认为城市文化是一种大视角文化：一是它是发生在城市里的文化现象（相对农村而言）；二是它是和城市发展相关联的文化现象；三是城市文化应当包括城市的生态地理文化、经济贸易、政治制度；四是城市文化包括城市的社会文化和城市的精神文化。

由此可见，关于城市文化的定义，主要存在两种定义思路，一是从文化的定义推理演绎，二是从城市本身的特征出发进行定义。因此，可将其划归为广义或狭义的一种。广义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几乎涵盖整个城市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方式，它不仅包括教育、科技、文学、艺术、体育、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居民素质、企业管理及政府形象等非物质实体，而且还包括建筑艺术风格、街景美化、广场规划和设计、雕塑装饰、公共设施、环境卫生状况等物质实体。狭义的城市文化仅指指导城市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精神意识形态，它主要包括教育、科技、语言文学、艺术等精神理念和精神产品。

我们认为，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成员在特定城市区域内，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为该城市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内涵是城市文化是由城市社会成员创造的；城市文化为城市社会成员所共享；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成员所创造并共享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生活的灵魂和核心，也是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它强调的是标志性的或者内在的价值，使城市充满朝气或者使其具有独特性。城市文化具有集聚性、辐射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世俗化等一般特征以外，还具有地域性、熏陶性、承传性、凝聚性和变异性等典型特征。城市文化具有社会规范、社会整合、社会化、娱乐休闲等功能。

3．关于文化软实力

（1）关于软实力的内涵与内容。第一，“软实力”概念的首次提出。1990年，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软实力》一文，他在文中指出，“软实力是指利用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构筑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1]第二，对软实力概念的进一步完善。约瑟夫·奈（1999）在《软实力的挑战》一文中对软实力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如能够让其他国家信服地跟随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并按照你的设想行事”。[2]第三，对软实力构成要素的归纳概括。约瑟夫·奈（2004）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对软实力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提炼，“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合理之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3]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第四，对软实力理论的引申发展。约瑟夫·奈（2008）在《灵巧领导力》一书中将“软实力”理论进一步发展为“巧实力”理论，试图克服其提出的“软实力”的局限性，强调将软实力与硬实力有机结合起来以综合运用。[4]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在总结学界同仁研究的基础上，对“软实力”概念和范畴进行了新的界定，硬实力是指一切有形的、可以量化的、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实力；软实力则是指一切无形的、难以量化的，表现为精神力量的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资源潜能等都属于“硬实力”，而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动员力、同化力、形象塑造能力、话语权掌控能力、理论创新、信念教育、道德建设、谋略研究、舆论引导、法规制定、爱国主义弘扬等，都属于“软实力”。

（2）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构成。一是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其概念与内涵都与软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国内学界在文化软实力的具体提法上，则有很大的不同。

童世骏（2008）分析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的由来，然后指出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他认为与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相比，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具有更为基本的意义。[5]

唐代兴（2008）分析了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涵，认为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而且是软实力的基础及其构成内容。他认为文化意味着一种既可以是柔性又可以是刚性的力量，而文化作为柔性的力量可用来创造生存，包括对外竞争力、协调力、融合力、扩张渗透力等。文化并非都是软实力，只有那种拥有实际生存创造力的文化才构成文化软实力。[6]

魏恩政、张锦（2009）认为，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来说的，是指该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文化软实力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资源，主要包括价值体系、民族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民素质与形象、外交政策等。[7]

于莉莉（2008）从文化功能构成方面对文化软实力进行讨论，认为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体现为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精神经纬，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维系力量；文化是精神的创造力，赋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源源不绝的进取力量；文化是一个强大的社会表征力量，具有放大或缩小经济、政治等硬实力的作用；文化的产业化可以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引起财富的巨大增值；文化是民族的心灵世界、意义世界，是给人民带来享受、带来慰藉的精神家园。[8]

金元浦（2009）认为，“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有四点：文化凝聚力，文化创造的重要源泉；文化影响力，文化吸附的强大力量；文化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文化服务力，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力。四种内涵集中体现为文化竞争力，体现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元素”。

二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唐代兴（2008）认为，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有物化成果、制度运行、精神敞开的创生张力和文化无意识激情。文化软实力即是文化创生力，即是文化的凝摄自固力、竞争力、传创力和感召力的整合表达。它涉及向内和向外两个方向：向内的方向，是潜沉，是内聚，是积累，它需要一种凝摄自固力量；向外展开的直接内容，就是文化竞争力、文化协调力、文化融合力和文化扩张力。[9]

张玥（2009）认为，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构成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是物质层面文化软实力，即对财、物、器、技术、贸易及居民生活条件等有形可感知资源的运用能力。其次是制度层面文化软实力，即各种制度体系、规范和习俗节日等社会活动规范体系或者在国际关系中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能力。最后是精神层面文化软实力，即综合运用精神、心理和观念等方面的资源，对某国的器物经济、种族认同、文化理念等方面产生好感的基础上，深入了解直至遵循其规范习俗、价值观、信仰等。文化软实力的三个层次之间保持内外层级的隶属关系。内层的精神层面文化软实力与超验的内部环境相连，统领外层；外层的物质层面文化软实力与经验的自然环境接壤，归属内层并提供资源；中间层的制度层面文化软实力是连接内外两个层面间的过渡层，是将超验理念变成实际行动的桥梁。三者间呈现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使人们的行动由意志自由的个体层面发展转变到和谐有序的集体层面价值体系，推动文化软实力发挥应有的功能，保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10]

洪晓楠、邱金英、林丹（2013）认为，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它与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硬实力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是指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文化软实力分为以下五个组成部分：形成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凝聚力；获得外界仿效的文化吸引力；推动发展、追求领先的文化创新力；将文化要素组织成效能最大有机整体的文化整合力；向外界正确表达意图的文化辐射力。[11]

文化软实力可以分为城市文化软实力、企业文化软实力等类型及层面。

（3）关于城市文化软实力。城市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城市建立起独特的竞争优势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成为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

①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进行界定时，要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范围不应该仅限于某个区域范围之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准确定义城市文化软实力，不仅要包括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而且还要包括不同国家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应该组织起城市所有资源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来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国家层面的界定。而城市文化软实力则是区域层面的界定。两者虽有相同但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应该把两者区别开来而不能混为一谈，重点强调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和内涵。比如在文化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是从国家层面对意识形态与制度进行安排，而作为地处某个区域的城市却没有太大的自主权。

第三，界定城市文化软实力应该本着以简约性为主要目标，对概念的构成内容、表现形式不能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概括性的，以免产生不完整、不准确和理解困难等问题。

总而言之，以软实力的概念为基础，把软实力的概念从国家宏观层面向区域中观层面的扩展，把软实力概念的各个要素投射到城市层面并进行整合重组，删除不适合城市层面的要素，增加与城市层面有关的要素，是定义城市文化软实力比较合理的办法。

因此，本书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建立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基础之上的，通过对城市文化的总量规模、经济贡献、投资主体和对外影响等非物质要素的考察，城市文化软实力是由文化事业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产业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力及影响力所共同形成的，体现的是一座城市强大的精神文化凝聚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辐射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生产力的总和。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对内受到市民的强烈认可，对外对城市的外部公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②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解析。探讨城市文化软实力，一般先了解城市软实力的概念与构成要素，因为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个子系统，其内涵及构成要素也是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软实力概念引入中国后不久，我国学者就注意到软实力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较早对城市软实力进行研究的学者马志强2001年在《论软实力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软实力竞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动向，也是国内区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城市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和对外影响力，如果我们把物质力量称为城市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硬实力，那么城市在生存和发展中所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精神力量、文化力量和对外影响力则称之为城市的软实力”。[12]

复旦大学的孟建提出了关于城市软实力的五大关键词：形象传播力、文化号召力、政府执政力、区域影响力和城市凝聚力，[13]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要素。2008年，《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市长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进行了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课题组设置了十大测评项目，其中与文化相关的软实力有六项：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14]

深圳2008年度及2009年度的文化蓝皮书都涉及对文化软实力的探讨， 2009年的文化蓝皮书对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做了相关论述，书中将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定义为价值创造力、文化创新力、城市文化辐射力、城市凝聚力、城市影响力、城市识别力。[15]

上述论述仅从城市文化的价值观、创造性、公益性和吸引力方面概括了城市文化软实力要素，却忽略了文化产业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和公益事业两者共同构成了文化建设的内容。文化产业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当代形态，是文化软实力的物化和有效载体。在信息社会，单纯的文化理念必须借助特定的物质载体或媒介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扩散与传播。因此，促进文化的产业化，发现文化的价值，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来凝聚文化，并以消费的形式来传播文化，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途径。

笔者赞同并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的文化精神力量，由文化事业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产业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力及影响力共同形成。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以城市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凝聚力；以原创能力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创新力；以文化传播能力为核心的城市文化辐射力；以文艺精品、文化品牌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影响力和以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为核心的城市文化生产力。[16]

（4）区域文化软实力。从广义上来说，区域文化软实力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关于区域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国内学者对区域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从区域文化与文化软实力、价值观与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源与文化软实力、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等角度进行定义和论述。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区域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地区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7]

综合来看，区域文化软实力之“文化”不是泛化的文化概念或文化资源，而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文化软实力之“软”也不只表现为作用方式，还体现为实力的形成基础、存在方式、运行机制及社会地位；文化软实力之“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影响力，而是文化主体为追求自我实现和公共利益产生的文化生产、文化创新、文化保障、文化影响等诸多方面的合力。

②关于区域文化软实力的要素。对于区域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学术界较有代表的是多要素组成论，认为区域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构成包括文化软实力要素构成、文化软实力内在精神构成和文化软实力的功能构成。文化软实力要素由物化成果的创生张力、制度运行的创生张力、精神敞开的创生张力和文化无意识激情力组成。[18]

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构成和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软实力的价值根基。但是文化不等同于软实力，只有先进文化实现有效传播，才能彰显和体现出文化软实力。就文化本身角度来讲，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载体、文化传播能力；就文化作用来讲，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往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和区域内部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发展战略上应当着眼于先进价值观和制度文明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文化传播媒介建设与文化传播艺术研究以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对文化软实力“四位一体”的理论观点予以进一步细化认为，区域文化软实力主要应由以下要素构成：文化基础力、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文化保障力、文化创新力。各要素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形式如下。

（1）文化基础力。文化基础力是文化发展、进行文化生产和创造、提供文化内容和服务的基础条件和环境。不同的产业结构和水平、不同的经济基础，都潜在地制约着区域在文化生产、发展等方面的水平和潜力。

（2）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是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一种能力。它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构成，是推进区域文化软实力整体水平提高的根本动力。

（3）文化传播力。文化传播力是文化通过传播方式的组合而得到彰显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它是区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物质载体和作用发挥的传导机制。

（4）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是通过区际间文化互动对整个区域环境施加的实际影响。它是文化软实力状况产生的客观效应和发展水平的外部显现。

（5）文化保障力。文化保障力是在文化方面的政策扶持、组织领导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保障。它是区域文化软实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6）文化创新力。文化创新力是在文化方面对要素进行内在变革，获得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化能力。它是推动区域文化软实力发展和水平提升的不竭动力。

总之，区域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然而，对上海现代服务业，乃至对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品牌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都比较少，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上海在国内最早引入集聚区概念，鉴于上海具有国际大都市的特点，将MCBD作为服务业集聚区的主要形态，并对其内涵不断进行充实发展，以及开展了一系列的现代服务业区的生动实践，促进了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品质和竞争力。

本书将重点研究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品牌与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通过发展现状与案例分析，提出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品牌与文化软实力创新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图片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图集。

[1] Joseph S．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1990，80（80）：153171．

[2] Joseph S．Nye，Jr．The Challengeof Soft Power．Time，1999222：21．

[3] 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to Successin World Politics．Public Affairs，2004：25．

[4] 约瑟夫·奈：《灵巧领导力》，李达飞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5] 童世骏：《文化软实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6] 唐代兴：《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 魏恩政、张锦：“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几点认识和思考”，载《理论导刊》2009年第3期。

[8] 于莉莉：“论文化软实力的内构”，载《求索》2008年第7期。

[9] 唐代兴：《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张玥：“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构成及价值研究”，载《学理论》2009年第27期。

[11] 洪晓楠、邱金英、林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提升战略”，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12] 马志强：“论软实力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4期。

[13] 孟建：“城市软实力：五大关键词”，载《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5月13日。

[14] 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研究课题组：“2009中国城市软实力报告”，载《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7月14日。

[15] 彭立勋等：《文化软实力与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 余晓曼：“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载《当代传播》2011年第2期。

[17] 魏明：“文化：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8] 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人民网—理论频道”2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