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政策本身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促进企业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很少研究关注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各国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频繁出台导致投资者对我国政府将制定何种政策，相关政策如何实施以及可能带来什么影响产生了强烈的不确定性预期，为我们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背景。本研究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较强的2008年到2011年，以政策暴露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样本，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路径和经济后果。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如下：

第一，政策不确定性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份等待期权，企业等待更多消息以明确政府重点投资领域，对获得更多财政扶持、融资优惠以及管理者个人职业生涯都是有价值的，因而风险厌恶的管理层有动机等待政策的明朗化而不是立即投资，而且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更强的融资约束预期，使管理层更加厌恶风险，导致政策不确定性期间企业投资支出的降低。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不仅要关注政策本身，还要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尤其对处于初级阶段的新兴产业来说，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能否存活并发展壮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具有截面差异。（1）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尽管相同，但是各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存在显著差异。长期以来，政府坚持对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在这些地区经营的企业预期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较低，从而其投资行为更少受到影响。对上述结论按照各地方政府效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时，研究结论不变。（2）七大产业自身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发展越成熟，在获得银行贷款等融资方面就越具优势，预期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更低；七大新兴产业中为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能源以及生产设备等基础性支持的产业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可能更早表现出需求的降低，进而导致投资降低出现得更早更显著；政策制定时投资增长过快，出现短期结构性失衡的产业（如新能源中的太阳能光伏产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轨道交通设备），未来受到政策管制的可能性越高，从而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会更强；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发展中更具基础性、发展相对不成熟以及前期出现结构性失衡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相关企业投资影响显著为负。对上述结论进一步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年限进行稳健性检验时，研究结论未发生变化。（3）负债更多、自有资金相对匮乏的企业，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未来融资约束预期更强，自身缓解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也较弱，从而投资支出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降低会更为显著。管理层风险厌恶程度更高的企业投资支出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降低会更为显著。（4）国有企业相对规模更大，投资于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预期可以获得更多财政补贴、融资支持，管理层获得政治升迁的概率会更高，因而“等待”政策不确定性降低的动机更强，短期内投资降低会更为显著。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为了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监管层在制定决策时要更加果断，尽量使政策具体明细，具有可操作性，降低投资者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扶持的重点不应该依据企业规模或者企业性质，扶持的结果也不应该仅仅是扩大了企业规模，而应该扶持创新性较高的企业，并通过产业政策提高企业创新激励，避免重蹈覆辙，更应该避免现在鼓励发展，将来又限制产能的政策反复。另外，对企业也提出警示，不能只迎合国家政策进行投资，这样容易出现投资扎堆，重复建设，形成产业内的恶性竞争，要关注政策对产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www.daowen.com)

第三，除了直接作用路径外，政策不确定性还通过投资者情绪的中介作用负面影响企业投资。面临不确定性时，人的自然反应是看别人怎么行动。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时，管理层也希望观察其他人对政策的理解和反应，为投资决策收集更多信息。资本市场股价反应就为管理层观察他人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管理层可能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市场投资者非理性的影响。政策不确定性下投资者预期更为谨慎，导致股票定价出现向下偏误，这种系统性的偏误可能使管理层更加厌恶风险，助长其等待观望的态度，导致投资支出的降低。

上述结论表明，监管者要密切关注政策出台前后资本市场的反应，通过一定的措施尽量使资本市场反应符合政策制定的本意。合理的资本市场反应有助于降低决策者的预期偏误，进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不利影响。

第四，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投资，但是这种降低不足以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却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对于监管层来说，为了振兴新兴产业发展，为产业创建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样重要。